立法历时十年 慈善法16日表决

　　昨天下午，《慈善法（草案）》提请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3月16日，草案将在全国人大闭幕大会上进行表决。作为中国慈善事业建设的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的法律，从2005年民政部对慈善法立项至今，已经历时十年有余。

　　在公开的三次草案审议稿中可以看到，草案每次公开征集意见和提请审议后，都会有较大幅度的修改，因此慈善法也被各界称赞为“开门立法”的典范。

　　十年波折

　　《慈善法》终于要来了

　　1994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这是“慈善”二字首次出现在全国性社会组织的机构名称中。而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民众对慈善的认识是模糊甚至是负面的，甚至慈善曾一度被称为“剥削阶级欺骗人民的鸦片”。即使在改革开放后，媒体在报道慈善活动时也大多会使用“公益”、“献爱心”、“学雷锋”等词语，而不会直接使用慈善的概念。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后，慈善一词逐渐为社会所接受，第一部慈善方面的法规——《公益事业捐赠法》也在上世纪90年代得以出台。当时我国慈善捐赠的主要来源是海外的华人华侨，而在国内，慈善对于社会经济的作用还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

　　但一个行业的发展离不开法律的引导，2005年，在民政部的主导下，《慈善法》立法得以启动。然而由于人们对慈善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各方的意见无法调和，立法进程历经坎坷。其实，《慈善法》曾在2009年就被列入了年度立法预备项目，但最终因为分歧仍然较大，计划被束之高阁。

　　转折始于政府对慈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2014年，国务院召开常务委员会，专门讨论了慈善问题，去年国务院还发布了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随即，《慈善法（草案）》也开始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这意味着立法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

　　昨天下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全体代表审议了《慈善法（草案）》，3月16日，全体代表将对草案进行表决。

　　意义深远

　　规范扶危济困 催生“大慈善”

　　“慈善事业其实是社会的第三次分配，它能激发社会活力，动员社会资源，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在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邓国胜看来，一部弘扬社会爱心的法律，其意义远远大于捐赠的金钱本身。

　　但民众近些年来提起“慈善”，不乏调侃和质疑。公众的不信任并非仅停留在口头，公开数据显示，在2006年，我国全社会的慈善捐赠总额为100亿元人民币，而在2007年这个数字就上涨到了300亿元，2008年全年更是超过了1000亿元。但自此之后，捐赠总额就一直在1000亿元上下波动，慈善行业的发展陷入了瓶颈。

　　“以往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依靠几部条例和部门规章，法律位阶低。”邓国胜认为，我国急需出台一部更好保护捐赠人、慈善组织和受益人权益的法律。

　　慈善不仅仅是扶危济困，科教文卫、环保等领域都属于慈善的范畴，草案将这些都纳入了慈善的定义。“这就是我们说的 大慈善 ”，邓国胜表示，慈善事业践行的正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而当下的社会、经济形势，也迫切需要慈善事业的发展。

　　这也正是这部《慈善法》能够亮相全国人大全体会议的意义所在。相比起历次能够“上会”的《物权法》、《反分裂国家法》这种“大部头”，《慈善法》显得分量有些不足。但全国人大会议发言人傅莹在新闻发布会上，对《慈善法》表达了很高的期待，希望通过《慈善法（草案）》的审议和实施，能够更好地提高全社会的慈善意识，让更多的人参与慈善事业。

　　最大亮点

　　开门立法 三审稿仍有大变动

　　在《慈善法（草案）》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全过程中，“开门立法”一词时常被媒体提及。在邓国胜看来，这是这次立法过程中最大的亮点。

　　“一部好的法律，公众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涉及所有公众的公共利益的时候，更是需要听取各方的意见。”邓国胜坦言，在以往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度是很低的，而《慈善法》在这方面的成绩十分突出。

　　通常一部法律从公开草案结束到提请大会审议，其实立法程序已经接近尾声，在这个过程中一般不会再对条文有过多的变动和调整。而《慈善法》从草案二审稿到昨天下午亮相的全国人大审议稿，仍然作了多处实质性的修改。就在提请审议的几天前，多名人大代表还在不断呼吁，希望立法机关能够采纳自己的提案。

　　“作为学者，我看到有很多学界的建议被立法机关采纳，各方的意见也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邓国胜表示，这是值得被其他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学习的。(刘苏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