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谁之过？

（原标题：“大屠杀”谁之过？）

后现代观史

文 / 杨念群

“后现代”理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不要把人类所有的罪行和社会的不进步，仅仅归结于传统的作用。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出现的一些弊端，可能恰恰是现代化造成的恶果，所以最好不要把传统跟现代对立起来。

我们已经形成了惯性思维，总是在说传统的坏话，觉得正是因为拥有漫长而沉重的历史传统，才造成了中国历史的停滞和落后。因此自二十世纪以来，我们不遗余力地批判传统，想方设法使自己变成“新人”，变成更加现代的人。这个思路一旦推到极端，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几年前国际上评价颇高的英国电影《生死朗读》，大家可以找来看看，讲的是二战刚结束时的德国，男孩米夏和中年女子汉娜“忘年恋”的故事。两个人曾经感情很好，忽然有一天女方不告而别，男孩则成了法学院的学生。数年后，米夏作为实习生到法院旁听对纳粹战犯的审判，发现被告席上站着的正是他的前女友！原来，行踪有些神秘的汉娜，二战期间当了德国纳粹集中营的看守。审判过程中，米夏发现汉娜毫无悔过之心，当法官质问她时，她总回答说：“我只是执行我的责任，我在这个位置上，责任高于一切。”

她在执行什么责任呢？当时的情形是：盟军飞机轰炸德国境内一座教堂，教堂内关押着不少犯人，她怕犯人们趁机逃跑，就把他们统统反锁在里面，以至于这些犯人差不多都被炸死了。在那种非常情况下，她本可以选择把囚犯们放出来，让他们各自逃命，她在法庭上反复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却是：“我不能开门，这是我的职责之所在。”

法官对此觉得不可思议，但从汉娜本身的表现来看，她慷慨陈词，并不觉得愧疚。她所讲的理由，乍一看好像也没什么错啊，我就在这个位置上，我要履行我的职责。但这里面最大的问题是：除了责任，你的道德感哪里去了？传统的基本伦理观念，在她身上好像已经不能发生作用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一本很好的著作叫《现代性与大屠杀》。作者是英国知名的社会学家鲍曼。他认为，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不是单纯的种族主义仇视引起的后果，而恰恰是纳粹德国拥有了现代化的、高密度的科研能力，才能导致更有效率、更大规模的屠杀。换言之，纳粹党的暴行恰恰是现代化的一种后果——成批调度有序的火车把犯人运向指定地点，精心规划的犹太居民区，一些德国科学家通过精密计算建造的毒气室等等，凡此种种，都是极为高效的现代化运作的范例。

鲍曼与众不同的看法曾经给了我非常大的震撼，他提示我们：不要把纳粹的大屠杀，仅仅看作是传统意义上的野蛮行为的一次偶然再现，或者仅仅归结为只是针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推动屠杀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德国拥有了高度的现代化能力。说白了，你要徒手或用刀去杀人，连续杀下去，你也杀不了多少人，但是集中现代科技的力量，就能在短时间内一下子杀掉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这是任何个人能力都做不到的，只能是现代化造成的后果。

由此可见，道德与责任一旦分离，现代性所有的负面后果就发生了。电影《生死朗读》里面无愧色的女主角，就是一个典型，她只觉得要承担职责，而不问到底责任和道德之间有什么联系，根本无力承担道德的拷问，传统道德在所谓“职责”面前，非常渺小，非常苍白。 

作者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导，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文稿由余皓均等记录整理，经作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