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民国金融小史 京钞风暴百年祭(上))
1916年可谓是北洋政府波折之年,政治趋向乱局,先是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西南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这使得脆弱的北洋政府面临更大窘境。
没有监督以及严格的财政纪律,政府的账最终往往都是银行承担,北洋政府的窘境也让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陷入滥发纸币深渊,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信用面临考验。
袁世凯的谋士梁士诒长期控制交通银行,面对无计可施的财政漏洞,他和段祺瑞心腹徐树铮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走漏反而导致市场挤兑爆发,从京津开始蔓延,风波愈演愈烈。
政府赖账 银行着慌
拒绝兑付原本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发的钞票太多,已经无法兑付,如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李思浩所言,“内外债方面,业已经无法可想;如因军政各费,继续增发钞票,必将引起提存挤兑风潮,银行可能即将倒闭,局面将不可控制”。据他估算,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钞票七千万余元,其中交行发行额为三千六百八十二万元,库存现金只有两千万元,放出商贷约两千万元外,贷给政府的约有四千万元。
这样的发行数额,自然跟后来的法币金圆券无法相比,但因为当时的钞票并不是法币,白银还是作为主要货币在使用,金属货币的通胀不容易很高,这也是北洋政府密谋发行不兑换纸币的原因。可惜当时格局之下,超发额度加上各种流言,已足以让市场中人心不稳。
账面怎么都无法做平,无奈之下,北洋政府不等新财长孙宝琦上任,就在1916年5月以国务院的名义下令:中、交两行停止钞票兑现和存款付现。“停兑令”中称:
“查各国当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纸币有暂时停止兑现及禁止银行提取现银之法,以资维持,俾现款可以保存,各业咸资周转,法良利溥,亟宜仿照办理,应由财政、交通两部转饬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已发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一俟大局定后,即行颁布院令定期兑付,所存之准备现款应责成两行一律封存。”
“停兑令”一出,摆明了政府要赖账,银行无计可施,市场就此一片混乱,纸币的价格愈发走低。鲁迅对此事念念不忘,详细记录了前后经过:
“就是袁世凯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云南去起义。这边所受的影响之一,是中国和交通银行的停止兑现。虽然停止兑现,政府勒令商民照旧行用的威力却还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领,不说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钱。假如拿几十、几百的钞票去买东西,我不知道怎样,但倘使只要买一枝笔,一盒烟卷呢,难道就付给一元钞票么?不但不甘心,也没有这许多票。那么,换铜元,少换几个罢,又都说没有铜元。那么,到亲戚朋友那里借现钱去罢,怎么会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讲爱国了,要外国银行的钞票。但外国银行的钞票这时就等于现银,他如果借给你这钞票,也就借给你真的银元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这一事件,显然严重影响了刚刚树立的中国银行业的信用。从鲁迅上述记录中,也可见外资银行的独立性保证了其钞票的可靠。数日后,京、津两地两行完全停止兑付,日渐加剧的贬值预期之下,人们纷纷抛售纸币,抢购商品,于是市场更加混乱,人心日益惶惶。
此次钞票挤兑风潮从北方开始,当时钞票称为“京钞”,所以也叫“京钞风潮”。鲁迅最后只好打折出售自己手上的钞票,他写道:
“我还记得那时我怀中还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变了一个穷人,几乎要绝食,很有些恐慌。俄国革命以后的藏着纸卢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这样的罢;至多,不过更深更大罢了。我只得探听,钞票可能折价换到现银呢?说是没有行市。幸而终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几。我非常高兴,赶紧去卖了一半。后来又涨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兴,全去换了现银,沉垫垫地坠在怀中,似乎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两。倘在平时,钱铺子如果少给我一个铜元,我是决不答应的。”
这种近乎抢劫的行为令百姓惶恐,更令金融市场不眠不休。身处当年中国金融中心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也毫不例外接到了“停兑令”。
时任上海分行总经理的宋汉章、副总经理的张公权接到命令之后,看到流言变为现实,第一反应是“惊恐万分”,深感对于整个金融业而言,这无异灭顶之灾,如果照此执行,中国银行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也再难以摆脱外资银行“桎梏”。
两人合计之下,为了维护银行独立,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拒不执行。他们期待借此获得民众谅解与支持,“而寄其希望于不受政府非法支配之银行,足以维护中国金融之生命”。他们复电北洋政府称,“为对持票人负责,无论处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中,愿尽一切力量,将库中现金兑至最后一元,始行停兑。”
挤兑的噩梦成真
拒不执行,并不代表不计成本与一味顽抗。张公权与宋汉章最大的担忧是,因为抗命他们会被北京政府解除职务,而一旦解职可能会面临无人顶上的困境。于是两人借助租界法律,私下让中国银行的商股股东起诉自己,这也意味着他们在起诉期间无法擅离职守,也无法被解职。
张公权回忆,这是为了抗挤兑成功,借助股东力量抵制袁氏政府。在大企业家张謇帮助下,中行上海分行成立新的股东联合会主持业务,张公权被推举为会长,叶葵初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在报刊刊登公告表示,上海分行营业照旧,并且对外宣布:
“环顾全国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且为中外观瞻所系,故以为保全中国银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且证之辛亥大清银行全体瓦解,幸沪上有股东会之设立,竭全力以维持沪行,沪行因赖以保全”。
努力保住现有管理层之后,上海分行还必须从经济上证明,自身的实力可以应对即将而来的挤兑浪潮。挤兑是所有银行家的噩梦,更可怕的是这噩梦常常变为现实,张公权多年后回忆当日情形,仍心有余悸。
5月12日早晨8时,张公权从家里去上海分行,离银行还有三个路口时,即见排队的人已经挤满。他勉强挤到银行门口,发现挤兑者估计不下2000人,“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这些升斗小民人数虽然多,但是索取数目并不大,张公权注意到,他们手中所持的不过一元或五元的钞票数张,或二三百元的存单一张而已。(未完待续)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近期出版《印钞者》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