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粤中路咽喉地

（原标题：吾粤中路咽喉地）

商城记·东莞

1521年（明正德十六年）6月22日，在广东东莞千户所辖下的东涌岛，爆发了一场海战。一支由50艘帆船组成的明军舰队，在广东海道副使汪    亲自指挥下，向泊于东涌港的5艘葡萄牙大帆船发起猛烈攻击。

岂料战场海面狭窄，5艘葡船彼此配合比50艘明船灵活多了，葡船炮火又极为强劲，导致明水军伤亡惨重，被迫后退。汪    见强攻不下，遂命令舰队将葡船团团围困在东涌港内。

东莞东涌海战的故址，大约在今天香港新机场一带水域。此战乃有史以来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第一次正面军事交锋，比大多数人更熟悉的因“虎门销烟”而引起的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年），早了足足320年。

问题是，这两场在近代中西关系史上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战事，都发生在华南一隅的小小东莞，只是一种巧合吗？

“南方之祸无极矣”

东涌海战爆发前一个月，受葡萄牙国王委派到访明廷的使团一行人，不得不收拾行囊离开北京。

本来，以托梅·皮雷斯大使为首的葡国使团（欧洲第一个来华官方使团）于当年1月抵京后，明武宗正德皇帝对他们还算客气，虽未同意接见，仍让其在会同馆住了将近半年。但这位以好奇心重、贪图玩乐出名的皇帝，猝死于中南海豹房，新上任的明世宗嘉靖皇帝听从辅政大臣们的意见，决定“佛郎机等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还国”，一夜变脸，下逐客令了。佛郎机，就是明朝人对葡萄牙的称呼。

葡萄牙使团突遭冷遇的原因之一，是远在南洋的满剌加（即马六甲）国王也派出使臣到了北京，向明廷控诉葡人不久前攻占该国的暴行，并以藩属国身份，恳请“宗主”主持公道。另一原因是明廷大臣们发现，葡人递交的国书与随行通事（翻译）所言口吻不符，怀疑使团是冒牌货。

更重要的是，京城及广东的大臣们不断奏报，指责葡萄牙人借行商之名窥探中华大地，其实是图谋武装入侵，就像他们之前在印度、满剌加的所作所为一样。一位叫何鳌的御史进言说：

“佛郎机最号凶顽，兵械比诸夷独精，前年驾大船突进广东省下，铳炮之声震动城郭。留驿者违禁交通，入都者桀骜争长，今听其私舶往来贸易，势必至于争斗而杀伤，南方之祸殆无极矣。”

何鳌所称葡人“前年驾大船突进广东省下，铳炮之声震动城郭”一事，发生在1517年9月底。那时候，负责护送托梅·皮雷斯大使的葡国舰队（共有8艘帆船），从葡占印度城市科钦出发，经马六甲抵达广州城下，舰队首脑费尔南·安德拉德船长按欧洲人习惯，让各船在桅杆上升旗，又鸣放礼炮三响，以示敬意。

当时广东布政使吴廷举正在城内，惊闻“铳声如雷”，斥责葡人不守规矩，一无广州大吏批准擅入海口，二是随意鸣炮，三则悬旗竖长矛。安德拉德船长只好再三解释道歉，双方误会才告消除。

外出的两广总督陈金等地方军政大员接报后，很快赶回广州，几经询问，查明葡人来意，最终决定以礼相待，迎接皮雷斯大使等人入城西怀远驿（专门接待“夷人”的旅馆）暂住，并上报京师，等候皇帝下旨召见。到了1520年初，使团才获准先到南京逗留一段时间（因明武宗正南巡至此），再转往北京。

而安德拉德舰队驶抵广州城之前，在中国的第一个停泊点，正是东莞千户所的东涌岛。

洋画家笔下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香港海面，帆樯如林。500年前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第一次兵戎相见，就在当时仍属东莞辖下的这一方小小海岛。

图片来源：香港市政局与香港艺术馆合编《香港的蜕变——历史绘画》

第一个访华的葡萄牙使团虽然不成功，至少还能在明朝的南、北二京长时间逗留，而第二个使团前后一共只在华南边缘的东莞一个小海岛上待了十四天，连广州城墙的影子都没见着，便铩羽而归了。

“正义之战”有隐情

话说1521年5月葡萄牙使团被逐离京前后，又有一批共5艘葡国帆船驶抵东涌港，船长们希望能进入广州卖掉所载货物，但这时候，广东的地方高官已得知朝廷对葡人态度有变，也就不那么客气了。他们派人假传口信，把葡商们哄骗上岸，带到南头（在今深圳蛇口以北，时亦属东莞）后突然抓捕。5艘葡船，无一幸免。

广东官府在南头就地将各葡船船长、水手长、领航员及商人斩首，余下葡人关进广州的监狱。船上大部分货物作为“海盗赃物”充公，另一部分则被广东布政使、按察使以及汪    和南头备倭等各级官员私分，5艘葡船干脆分给了前来广东经商的占城（今属越南）人、马来人和暹罗人。

在遭到斩首的20余名葡人中，有一位梅尔古良神父，他应该是现存文献记载中，明代第一个来华的天主教神职人员。

据幸存的葡人推断，正是为了防止自己私自侵吞葡人财物的消息外泄，汪    等明朝地方大员才决意赶尽杀绝。恰好6月20日，由葡人科埃略船长率领的两艘帆船（其中一艘装备精良武器）到达东涌港，与此前陆续来到的3艘葡船会合。汪    接报后，马上命令规模占压倒性优势的中方舰队发起攻击，第一次东涌海战由此爆发。

到了8月31日，北京的嘉靖皇帝批准礼部及兵部的提议，正式宣布断绝与葡萄牙的来往，遣返其使臣，同时致信葡方驻马六甲、印度各要塞司令及葡萄牙国王本人，“令归满剌加之地”。明廷还下令广东沿岸“禁绝番舶”，全面封海，连例行应入贡的“番夷”诸国船只，也须转往福建的漳、泉二州靠岸，广州市面一时萧然。9月22日才辗转南行到达广州的皮雷斯大使等使团成员，马上遭到逮捕，明廷声称：放人的条件是葡国从强占的马六甲撤军。

而早先初战不利的明军舰队，改用围困策略，双方在东涌港内外相持不下数十天，葡方船只、兵员损失惨重。9月8日，陷于绝望的科埃略船长得到来自马六甲的一艘葡国大帆船接应，决意突围，汪    则仿效三国时赤壁之战手段，用小船满载“枯柴燥荻，灌以脂膏，因风纵火”，试图烧毁葡船。

说来也巧，那天正好是基督教传说中的圣母玛利亚生日，据说明军纵火之时，东涌港上突然风雨大作，仅存的3条葡船在科埃略船长带领下趁机逃出重围，在南海上颠簸了一个多月后，总算平安回到马六甲。

而在广州城里，广东的官员们又一次将葡国使团携带的“赃物”（其实大都是他们留京期间交换回来的明廷礼物）收入库房。这批价值不菲的货物计有：

大黄20公担，锦缎1500~1600匹，丝巾4000条，麝香粉45公斤，麝香3000多囊，银锭4500两，黄金160两（一说180两），还有一些银器、质地华贵的衣服、香木、沉香、龟甲、胡椒等等。

惨淡收场“二进宫”

1522年8月7日，在末儿丁·多·灭儿使臣兼司令官带领下，葡萄牙派往中国的第二个使团共300人，乘坐6艘帆船，自马六甲驶抵东涌港。上次战事死里逃生的科埃略船长也在其中，他心有余悸，单独将船停泊在东涌港外不远处。

刚在中国吃过大苦头的葡萄牙人，为何硬着头皮“二进宫”？原来是他们国内的政局发生了大变动。上一年年末，派遣皮雷斯使团访华的国王曼努埃尔一世去世，由其子若奥三世接班。由于上一次使团访华受挫，中葡关系断绝，主要靠与亚洲通商发家的葡萄牙损失很大，新国王很希望远在马六甲的殖民地葡人官员能“设法把中葡关系恢复到最初状况，保持同中国的和平友谊”。

因此他调整对华政策，要求下属采取更加实用主义的灵活方式，即只要葡船和葡商能重返中国港口，不一定要先“搞定”远在北方的中国皇帝，可以先从各省地方官员入手，后者往往掌握着是否允许对外通商的实际决定权。

尽管听说了去年明军围攻东涌港葡船一事，但使臣多·灭儿始终对此半信半疑。船队停泊妥当后，他派人给广州官员捎信，表达与中国议和通商之意。那时候，因战功升任广东按察使的汪    拒绝议和，又一次命令水师准备攻击葡船。

8月19日，停在东涌港外的科埃略船长因躲避明军监视，船只迷失了方向，多·灭儿闻讯便率其他葡船出港前往与之会合。数艘葡船行至新会西草湾也有说是在今澳门或香港大屿山水域），准备登岸，遭到陆上守卫的明军攻击。葡船慌忙撤退，在稍州（据考证其地在今香港水域，时属东莞）海面，遭遇汪    率领近百艘帆船组成的庞大舰队的截击，此战两方实力更加悬殊，胜负几无悬念。汪    命水性极佳的兵勇潜入海底凿沉一艘葡船，又再次向余下葡船发动火攻，葡人船长或战死或生俘，只有多·灭儿本人乘乱率两船逃出外洋。

此次海战，史称中葡“西草湾之战”，战况比第一次的东涌港之战更为惨烈，葡人的运气也远没上次那么好。据中方战报记载，生俘葡方船长以下“四十二人，斩首三十五级，俘掠男女十人，获其二舟”。这是葡萄牙崛起为海上强国以来，在全球海外扩张过程中头一次遭到军事上的重挫。

上一次访华的皮雷斯使团虽然不成功，至少还能在明朝的南、北二京长时间逗留，而灭儿使团前后一共只在华南边缘的东莞一个小海岛上待了14天，连广州城墙的影子都没见着，便铩羽而归。难怪他后来给若奥三世报告事件经过时哀叹说：那些人（指曾经来华的葡人）评估中国人的军队时，只看到他们称麝香的重量，而没有看到他们在制造铁的炮弹。

中葡两次海战还有一个血腥的尾声：1522年12月6日，一批在东莞东涌岛被捕的葡人以海盗罪遭处死并悬树暴尸，广州城内外官府四处贴出布告宣扬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