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重构“想象的共同体”

特约撰稿_许骥  香港80后，作家、传媒人

“两种语言的生物”

年轻人是社会的未来，一个社会如果失去了年轻人，就等于失去了未来。如果社会上的老年人与年轻人有共识，目标一致，那么社会安稳，同心同德。反之，老年人与年轻人鸡同鸭讲，社会就会呈现出撕裂的状态，陷入无穷无尽的内耗，离心离德。于是问题来了，怎样才能不失去年轻人呢？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周永新在其著作《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观》中曾指出：“身份认同说到底，很多时只是一种直觉的感受：感觉自己属于这个地方，便说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人；如果不喜欢管治这个地方的政府，或其他与这个政府连在一起的事，就不会承认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人。”这话看似简单又没有可量化的标准，却十分精准。问题是，所谓的“直觉”从何而来呢？

1983年，美国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版了有名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梳理了民族主义在历史上的流变与运作。这本书告诉我们，民族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对民族有没有基本的认同。这种认同必须建立在一些实质的载体上，例如语言。诚如该书中译者吴叡人在导读里所言：“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之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牲。”缺乏了这样的载体，社会便不可能有共识。

当然，此处所谓的“语言”，并非一般意义上我们平时说话时使用的语言，而是广义的语言，可以是行动，亦可是思维模式。好比说，当我们看到一则关于内地人和香港人矛盾的新闻时，例如前不久的“内地游客在香港被打致死”，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的人看了，可能立刻就对香港破口大骂，有的人看了则会责备贪图便宜的游客，还有的人觉得这只不过是一宗个别事件没必要小题大做……这些所有的反应，都是广义上的“语言”。从这个层面来审视今日之香港的年轻人，便会发现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年轻人确实是两种语言的生物。

香港人不是什么

身份认同从来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的探索。只不过，具体到香港这个特殊的语境当中，身份认同的问题是颇为复杂的。诚如香港社会学家吕大乐教授在《从港人身份认同看回归十年》一文曾写道：“香港人身份认同的一大特点是，它本身是一种否定：是关于香港人不是什么，而不是谁是香港人、本土意识是什么的认识。一直以来，香港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并不是殖民制度下主权国的人民—他们是生活在英殖民地的华人。但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他们愈来愈感觉到自己是有异于内地民众的中国人。这一‘香港人’或‘香港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有着一种不确定性：在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同时，却不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凌驾于其他道德价值之上，也不会无条件地接受一切以国家为先。”

吕大乐教授所指出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香港身份很难界定，只有撇除了所有否定之后才是答案，而这个过程会随着各种势力博弈环境的改变一直进行下去，没有停止的那天。

1919年，中国内地爆发“五四”运动，新文化之风旋即吹遍大江南北。受左倾思想洗礼的年轻人，皆以白话文作为新的身份认同象征。但恰在这时，以时任港督金文泰为首的一众殖民地官员却逆时代而动。1926年，香港大学开设中文系。在金文泰的赞同下，由前清遗老赖际熙与区大典等当世大儒前来教授经典，吹起复古之风。港英政府还委以这些遗老重任，请他们修订中小学中文课本，灌输“孝悌忠信”的儒家思想。更有趣的是，用儒教那一套歌颂英皇乔治五世的功绩，教香港人“忠君爱国”，可谓“中西合璧”。所以，难怪当时像鲁迅等主张新文化的文人都对香港的这一套嗤之以鼻。

我们今天且不分析港英政府这样做的动机，他们可能只是为了管治方便，但这起码在客观上带来两个结果。第一，香港人对文言文的掌握非常强，直到20世纪中叶香港仍有完全用文言文写成的报纸，而今天在香港仍非常容易找到写得一手漂亮文言文的长者。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香港人对传统儒家经典的熟悉程度，以及儒教所宣扬的思想，比内地同胞具有更强的认同感。

了解到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为什么香港人在文化上与台湾人更加显得像是“想象的共同体”，而与内地人反而有隔膜。

文化认同的流失

然而，讽刺的是，今日香港年轻人中文程度之差，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如果你接触过香港年轻人，很快便会发现他们掌握的能够表达自我的中文词汇少得可怜，来来去去就是“开心”、“几好”、“都系咁啦”……我相信他们并非是感知失调，而是不能用足够的语言表达自我。如果同样是面试一份新工作，相比之内地年轻人的口若悬河，香港年轻人非常没有竞争力。但是，一旦真正起用香港年轻人，又会发现他们在工作中是如此自律，给他们的任务总能以非常高效的执行力完成，香港的年轻人，虽然没有旺盛的创造力，却能够帮老板省去一大笔的管理成本。这与长期的受殖民不无关系。在殖民地时代，香港人几乎不需要扮演决策者的身份，港英政府如社会的大脑，负责思考和发出指令，而香港华人则像手脚，只需要按照指令完成大脑布置的任务即可。

香港教育存在严重的问题，这不是为香港年轻人开脱，而是想要指出，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年轻人，香港年轻人今天呈现给我们的样子，原因就在当年那些教育政策的制定者身上—“当年”并不遥远，近在2000年。

2000年—香港已经回归—香港教育统筹局（2007年更名教育局）宣布取消中国历史为必修课，我们至今依旧对这一决策表示非常不解。十几年过去，当初的一纸命令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令人触目惊心。

香港的年轻人不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三皇五帝、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三国鼎立、衣冠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变、扬州十日，甚至有人不清楚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一次，我和同龄的香港人讲到蔡元培，他非常疑惑地问我：“蔡元培是谁？好像在哪里听过。”

不了解历史，是香港年轻人最大的痛。他们眼中的中国，是个不完整的中国。没有了历史传承，香港年轻人也许不知道自己是谁，但他们却知道自己不想成为什么样的华人。面对排山倒海的负面新闻，本能反应就是忙着做切割。因此，香港年轻人对中国的离心力就非常容易解释了。如果无法在历史上给自己安放一个位置，那么剩下的唯有排斥。要知道，对没有宗教信仰的华人来说，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当内地不断炫耀自己在经济层面取得多少成就的时候，香港的年轻人并不觉得与有荣焉。相反，香港年轻人感到的是内地民众的“恩主心态”。内地民众说，自己来香港消费是帮助香港发展经济，但香港年轻人用“反蝗”、“反水客”等一系列激烈举动响应。内地民众不解：你们到底要什么？

香港大学每半年公布一次调查结果，看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怎么变化。几个选项包括觉得自己是：中国人、香港人、在中国的香港人、在香港的中国人、亚洲人、世界公民等等。这几年，觉得自己是“香港人”的比例在跌宕中起起伏伏，但总体来说呈现上升趋势。我猜想，多数人跟我的想法一样，在选择“香港人”这个选项时，并不觉得“香港人”与“中国人”是天然对立的，只不过是体现了一种对本土的热爱。但是，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说自己是“中国人”了呢？这的确是个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的问题。

也许问题的症结，恐怕是出在那个“想象的共同体”消失了。那么，怎样寻回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就变得颇为重要。陆港两地的年轻人，需要一种全新的超越性的价值认同。而这，显然并不容易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