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哪有捷径

王照（小航）的名字，留于汗青，源自戊戌变法。彼时他官居礼部主事，曾上书“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为礼部尚书所阻，两厢争执，酿成巨大风波，最终导致礼部六位堂官被发怒的光绪皇帝一并革职，震惊朝野。变法失败之后，他被迫流亡日本，寄身于康有为、梁启超门下，然而他与康梁终究不是一路人，不久便宣告决裂。后来他反思变法，不仅抨击荣禄、刚毅等守旧党“皆误国者也”，还批判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

他曾述及与康有为的一段争论：“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王照与康有为年纪相当，仅相差一岁，故称其“老康”。

这则史料，我在胡适书中，至少读到两次。1930年10月8日，年过七十的白头老人王照访胡适不遇，留下一大包文字，想来应是《王小航先生文存》底稿。1931年5月31日，胡适为王照的四卷文存作序，结尾便引用了这段话。

王照自道“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戊戌年，他主张多立学堂，以教育为新政之本；民国元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民国十九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依旧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这样的人物，这样的精神，无疑最对胡适胃口，因为他自己便是如此。早在1916年，他就说过：“作为个人来说，吾倒宁愿从基础建设起。吾一贯相信，通向开明而有效之政治，无捷径可走。……吾个人之态度则是，‘不管怎样，总以教育民众为主。让我们为下一代，打一个扎实之基础。’”并强调“这是一个极其缓慢之过程，十分必需之过程”。

1948年3月3日，胡适复信正读大学、年轻气盛的陈之藩，再次引用了这段话，并告诫陈之藩“别说缓不济事，缓不应急”。

王照的主张，以及他与康有为的争执，在他的同时代人当中，不乏呼应。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写过一本题为《现代教育》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我回答道。‘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1905年春，严复赴英国交涉开平矿权，与孙中山会面。严复说：“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之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不以为然：“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这场争论，与王照、康有为之争，毋宁更加接近，不仅思想，就连话语，都仿佛出自同一模式。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三场争论，皆可归结为渐进与急进（激进）之争。渐进论者主张从教育入手，开民智以行新政：教育的性质，注定只能聚沙成塔，滴水穿石，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绝无一日千里、一蹴而就之理；同时，认为民智未开，新政难成，先开民智，后行新政，接近素质论和文化决定论，这二者的路径依赖，都是渐进。

急进论者反对渐进，理由在于，今日中国，岌岌可危，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容许渐进论者积跬步以成千里，如康有为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李鸿章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陈之藩说“缓不济事，缓不应急”，都在强调时间之于国家转型的紧迫性。话说回来，国家转型与时间的关系一向微妙，它迫于时间的压力，却最需要时间的打磨，这从而构成了渐进与急进之争的外在困境。

时间之外，还有一个隐藏因素：空间。如果把渐进论归入改革谱系，急进论归入革命谱系，可知前者亟须政治空间，后者无需政治空间，换言之，正因缺乏政治空间，才要革命，革命之目的，即创造崭新的政治空间。王照、严复等渐进论者呼吁开民智以行新政，在孙中山这样的革命者（康有为同样深具革命气质，戊戌变法正是一场以革命手段推行的改革）看来，不啻是一种政治幼稚病，清廷怎么会给你开民智的空间呢？

我只是重述百年前的纷争，而无意作出褒贬。窃以为，不管渐进还是急进，作为国家转型的路径，无所谓对错，只存在适时与否。而且这两种路径，并不必然矛盾，有时反而结合为一体两面。我曾总结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改革的阻力有多大，革命的引力就有多大；革命的压力有多大，改革的动力就有多大。”“成功的改革是革命的消毒剂，失败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此外，虽然改革与革命两派屡有争执，甚至势同水火，不共戴天，实则严复与孙中山们还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保守、颟顸的大清朝廷，那帮既得利益者，即反革命，同时对改革阳奉阴违，虚与委蛇。渐进与急进的关系，亦复如是。

明乎此，才能理解，为什么王照会在戊戌变法三十二年之后，大概是1930年，感慨他与康有为的争论“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这不仅因为二人之争原无对错之分，更是因为，从结局来看，他们都是失败者。

把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归于康有为“庸医杀人”，不难成立。康有为给晚清这个重症病人所开药方，堪称虎狼方：“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就连他的弟弟康广仁都指责“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急进的康有为的确失败了，只是，假如由渐进的王照，以及老成谋国的张之洞等改革派主持戊戌变法，朝廷能否突围，中国能否自救呢？晚清最后十年的“庚子新政”，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当然不是要说，渐进、急进，均不可取，而是试图指出二者的纠结，一者失败，未必能印证另一者成功，有时则是两败俱伤之惨局：急进浪费了时间，渐进则损失了空间。如果一定要从中汲取什么教训，那么对于一厢情愿的渐进论者来讲，必须打碎对权力的预期与幻想，对于急于求成的急进论者来讲，我则想起了王照的那句话：

天下事哪有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