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创新方式,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经济处于新常态背景下,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 ”
这是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S Phelps)在其2013年的著作《大繁荣》中提到的观点, 对照当前中国现状同样具有借鉴作用。
在他看来,中国或许能找到一条非常特别的道路,而非简单的照搬英美两国经验,最终实现刺激经济活力的手段。他认为,大众创新将带来草根创业,而草根创业是推动国家繁荣的动力和源泉,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并非城镇化,而是创新。
作为就业与增长理论的代表人物,费尔普斯200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自2010年起出任中国新华都商学院院长以来,4年间他致力于对中国经济的长期研究,在他眼中中国目前似乎处于最有活力的阶段,其发展势头绝不亚于1820年的英国和1960年的美国。
繁荣源自民众对创新的参与
《中国经营报》:你多次提到了活力和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也知道在你30岁的时候,正是美国经历最有活力的阶段,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欧美经验的借鉴作用有多大?
费尔普斯: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人生的兴盛来自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与之类似,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
对于美国创新力量的判定,在美国仍存在很多争议。如果以创新对一个国家生产力的贡献率为角度来看的话,美国创新能力的确有放缓的趋势。这种放缓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虽然后来经历了互联网蓬勃发展,而且创新能力很强,但这种发展只是短暂的,而且具有一定泡沫型,这一阶段很快就结束了。过去10年,我们注意到,美国的创新相比20世纪70年代甚至更为缓慢。
但有一些人认为这一证据并不足以得出美国创新能力在放缓的定论,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没有把商品改善的因素加进来,这包括商品质量的改善和品种的增加。如果把这个标准也考虑进去,那么现在创新对生产力的贡献可能比当时更糟糕。
所以对于美国创新能力的放缓,并不是说硅谷的卓越性和创新性在放缓,而是更多强调传统行业生产力的放缓。因为很多传统行业都是大公司在主导,这些大公司是相对缺乏创新活力的,所以不是说硅谷出了问题,而是说这些处在经济核心位置的大公司,相比20世纪30年代公司情况而言,创新能力要薄弱得多。
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中国或许能找到一条非常特别的道路,而非简单地照搬英美两国的经验,高度的活力也许并不要求渗透到草根阶层,政府内外的精英人士也许足以催生实现理想的创新率所必须得活力,虽然目前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还没有成功过,因为创新只有在具备吸引力和盈利前景、能被社会采用时才会发生。
《中国经营报》:在中国担任新华都商学院院长4年多时间,你如何评价当前中国活力和创新?
费尔普斯:在过去几年中,我们的团队调查了全球25个经济体的创新性后发现,创新性最强的国家是瑞典。
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的表现也不错,而中国在这25个国家中排名在20名左右。
我们认为,中国企业现在可以通过进口技术并在这一基础上消化吸收,来迅速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但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案。因为真正能够带来改变的创新,不能是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事。中国可以慎重考虑借鉴英美两国走过的道路,深入了解这两个国家如何在19世纪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又如何在后来丧失大部分活力。
激发本土创新政府应有所作为
《中国经营报》:对比英美经验,中国本土创新意识是否会带来经济的繁荣?
费尔普斯:之前,我们看到一个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数量逾4000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然而,随着创业大军的崛起,70%的民营企业“存活”周期不超过5年,而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9年,更多的创业者面临着在摇篮中夭折的命运。
我们希望建立一所培养创新意识的商学院,对于创新思维,我们希望从学生抓起,一方面希望指导家长如何鼓励孩子去运用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自信地尝试一些原创性的东西。
另一方面,我们希望政府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营造社会环境,引导家庭可以给孩子更多的自由空间,去鼓励孩子探索未知的世界、培养冒险精神。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排除一些家长对孩子还存在过度保护的想法,这一想法直接导致了很多年轻人毕业以后都愿意去银行工作。当然,银行也可能会破产,但是相比来说,去银行工作有保障,薪酬也不错。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一些特别聪明的人,或者有智慧的人并没有去创业或者接受一些有难度的挑战,而是选择一份安逸的工作。
不过,中国有漫长的经贸历史和企业家发展历程,我确信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这一转轨有可能要经历一两代人的时间,但是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其发生。
《中国经营报》:今年以来,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鼓励下,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创业大军的行列,你如何看待中国这一现象?
费尔普斯:事实上,美国允许创新者在不受太多干预的情况下去开发新的产品、尝试新的办法。这里的干预就包括来自社区、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等方面。相比全球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比如法国、意大利等,美国在创新上的障碍要少得多。我曾经听到eBay的一位法国籍的创始人讲,如果他在法国,可能是根本没法创办eBay这家公司。
目前中国政府也在开展“双创”活动,一定程度上为创业者提供了好的平台。但是中国面积辽阔、人口众多,有很多非常聪明又有才智的人,中国诞生下一个乔布斯的可能性相比西欧更大。不过谈到创新,不能忽视其也跟国家和区域的文化相挂钩。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变,也必须找到激发经济活力的手段,供选择的道路可能不止一条,而政府的工作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