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眠师的隐秘江湖

和抱着熊公仔的患者相对而坐，专注倾听。是催眠师陆月明的惯常工作模式。靠墙的竖柜陈列着两百多瓶中药，开药看病是弥补其诊所收入的主要方式。

会诊桌的大半面积都被小摆件占据，多是病人送来的。陆月明认为它们各具涵义，且能弥补桌面过大分散注意力的缺点。

一位男性患者曾在治疗结束后，将人骨模型的无名指和尾指并拢塞入其嘴中，陆月明保留了这一有趣的“设计”。

书架上夹的两本心理学书籍很抢眼，陆月明会用手势引导病人留意书名，达到间接暗示的效果。

“放轻松，先闭上眼睛。然后平伸双手，两只手慢慢靠在一起。感觉全身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催眠师黄天扬来回重复着后半句话，语调越发坚定且用力。

我站在两张相对放置的椅子旁边，顺从地跟着暗示语操作，手掌使劲贴住大腿。当然，刚开始是刻意的，为了避免意外。

一切步骤有条不紊地进行，催眠师双手搭在我两侧肩膀，脚横抵住我的脚后跟，一下、两下、三下、四下……前后摇晃我的身体。我感觉到背部有一股很坚实的力量，慢慢戒备心也放了下来。台下的交头接耳，拍照设备的对焦声响，渐渐淡出听觉范围。

第五下，猛然向后一压，重心降低，我的头和脚瞬间被三个男人抬放到两把椅子之间。一切仿佛在零点零几秒间结束，还来不及反应。

催眠师在我耳边继续轻声说：“想象有一个很轻很轻的氢气球放在你的肚子上。”接着，有人在我的肚子放置了几层柔软的布料，两只大脚颤颤巍巍，先后踩上我的腹部。在我以前对“人桥表演”的认识中，“僵尸”们是丝毫感觉不到重量，甚至记不起刚才发生什么事的。而我到现在还清楚记得，当时不敢睁开眼睛，全身力气集中挺直腰腹部，十秒里，腹部顺利支撑起施加的重力。

“现在你觉得很放松，慢慢醒过来。”我慢慢睁开眼睛。表演结束。

后来，一位台下的观众问我：“能形容人站上去那一下，有多少斤重吗？”

“不轻，约摸十到十五斤的重量，但绝对能承受得住。”我这样回答。

后来，我见到了站在我肚子上那位男青年，一米七八，一百一十斤。

这是我第一次被催眠的经过。

史上最早有关催眠术的记载，是中国的《素问·移精变气论》，古代的祝由术和宗教仪式“跳大神”都包含催眠成分，当时多用做行骗性质的迷信活动。

直到18世纪，奥地利医生麦斯麦尔（Franz Anton Mesmer）把催眠术引进现代社会，第一次临床使用催眠术，这种心理治疗手段才开始摆脱神学桎梏。

但至今为止，学界并没能对“催眠”进行一个统一的定义。比较《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和英国医学会的解释，说法各有差异，但描述不约而同提到一点：催眠类似于睡眠。

因此，人桥表演的成功体验，反而加深了我对催眠的疑惑。为什么我的意识会一直保持清醒？催眠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吗？催眠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香港拜访催眠师陆月明。

绕过意识的防线

三十三摄氏度高温下的香港弥敦道，一条几近密闭细长楼道，格外闷热。尽头就是陆月明的私人诊所，一间有着玻璃墙的十平方米小房间。

人称“细细老师”的陆月明在门口热情地招呼我和摄影师。她并没有穿医生的白大褂，而是一身白色外套和黑色长裙，两侧长发随意散落耳后。作为美国和加拿大注册的临床催眠治疗师，她这些年累积下来的病例档案摞起来有一米多高。

将我领进诊室后，陆月明坐到椭圆办公桌后面，双手搭在桌沿，身体稍向前倾。我顺势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她身后插着一朵鲜艳的向日葵。办公桌过半的面积被各种小摆件占据着：陶瓷乌龟、蝙蝠布艺娃娃。再加上旁边一张白色的催眠床，本来不大的房间看起来更显逼仄。跟我讲解案例时，她始终保持着平缓温柔的语调，时不时优雅地向后挥一挥手，指尖扫过书架上的一排书。

“难道催眠不是让人睡着的吗？”我提出最关心的问题。

“催眠和睡着是不同的，比如，在睡着时，你听不到催眠师的声音，但被催眠时是可以的。”陆月明模仿起被催眠病人的状态，眉目舒展，两眼闭合，有时候头部微侧，耳朵向前倾。

“事实上，生活中你我都有被催眠的经验。读小说疑真疑幻时、上课开小差、做白日梦时，对时间失去概念，忘记正在干什么，处于非常放松的状态，这些都称作‘浅度自发性催眠’。在这种状态下，人变得较容易接受暗示和不受拘束，解除催眠后，也会记得刚刚进行的一切。”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希尔加德的说法，人的潜意识富有创造性，藏着一些被压抑的东西。意识则像个士兵，会阻止别人进入潜意识。“清醒的人如果手提重物，身体为防止机体损伤，会设置防御机能。比如提20公斤的水桶10分钟，大脑会告诉你‘不行了，再提会受伤’，于是你感觉提不动了。但以肌肉的物理承受能力，提到30分钟时才会发生肌肉撕裂等伤害，这中间二十分钟就是缓冲区。”

因此，催眠并没赋予我超能力，而是绕开意识的防御，打开了潜意识的大门。“人桥僵尸就处在自我保护的缓冲带上。如果当时人充分信任催眠者，加上催眠者不停施加单调、令人产生疲劳感的刺激时，就能潜意识确信自己身上可以站人，并竭尽全力展示出来。”

在陆月明看来，只要照台词念，注意语气、语速、切入时机，普通人也有三至五成的机会将人催眠，但这只能称为表演，跟临床催眠治疗是两回事。

“躺下来，我给你做催眠。然后重复几句暗示语‘你很漂亮’、‘今晚会睡得很好’、‘明天会健步如飞’，然后，1、2、3......噔，醒过来......患者神清气爽地离开，奇迹般地痊愈了。”这种戏剧性的桥段，在实际治疗中是不存在的，大部分时间，催眠只是心理治疗的一种辅助手段，就像打了麻醉针，需要医生做手术才能治得好，麻醉了不等于自己能痊愈。比如她最近接手的一个案例：

三十岁的晓芸，成年后一直在家里，有丈夫和刚出世的儿子。她想改善家里经济条件，却没有找工作的勇气，因此求助于细细老师。进入诊室后，晓芸一直吞吞吐吐，说不出重点。“我进一步询问她和家人的关系，原来在十二岁那年，母亲第一次指责她，‘长这么大还蹭家里，你有什么用’。之后她每次犯错误，母亲都会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以至于她总觉得自己外表不标致，干活不利索，怕找工作被人嫌弃。” 

用传统的心理治疗方法，请母亲到诊所和晓芸对质，问清楚她当年说这句话的背景和意味，效果是最好的。可惜三年前她母亲去世了。陆月明只能用催眠把她带回12岁的那个场景。

“现在我们进入到时光隧道，找回12岁那年，你和妈妈发生争吵的时候，她说过什么话……再看清楚一点，当时妈妈说这句话时，她在做些什么，家里的环境怎么样，灯光昏暗吗……”情境回忆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催眠师通过一系列深入的问题，引导晓芸观察当时母亲地表情、态度、语气。或者回到再之前，看看妈骂她之前，碰到什么事。

然后，陆月明帮她重砌回忆：当时看到“灯光昏暗”，可能意味家里条件很艰苦，母亲可能受气才说这句话，久而久之成了口头禅。同时她会将正向暗示语植入到患者潜意识里： “妈妈当时这样说，可能由于你的年纪还小，出来工作肯定不成功啦。但是现在长大了，也有可爱的宝宝，可以照顾好老公和孩子，按妈妈的标准，今天的你是有用的。”

两次咨询，四小时的催眠，晓芸的治疗还没有结束，接下来，陆月明还要因应她目前好转的状态，继续催眠，巩固刚建立的自信心。这种催眠技术称为“时空回溯”，将案主年龄倒退到小时候，回到心灵创伤出现的场面。早在二十世纪，“现代催眠之父” 米尔顿·艾瑞克森（Dr. Milton Hyland Erickson）已经成功在多个治疗案例运用。

伦理之争

“催眠界有一种说法：高境界的催眠是无声息的。从你一进门，就已经被我催眠了。”陆月明解释，其实诊室里所有布置，都是她精心设计的。比如身后的向日葵非常活泼，能够弥补她温婉有余、阳光不足的形象。小摆件则平衡了办公桌面太大，会分散患者的注意力的缺点。

催眠技巧的暗示，包括肢体和意象语言。如果暗示点由催眠师直接说出，容易招致抵触，而由间接暗示让患者自己在头脑中生成的话，则会顺利很多。

“比如我的书架上有一本书叫做《跟我一起无病到老》，另一本叫《跟自己调情：身体语象和性爱成长》。我讲话时手一挥，正好指向那里，病人顺着看去时就会发现，原来有本书和我说的主题一样，”然后他可能开始反问自己，“咦？我是不是真的很不爱惜自己呢？”

由于陆月明的双性人身份，她遇到的案例多数都是两性关系出现问题而来求助的。这也会让她面临催眠治疗的另一种争议：伦理。

陈志便是个典型的例子。五十出头，收入仅能保证三餐饱腹，但却找不到老婆，也从没有女朋友。虽然他很清楚，到了这个年纪，找到另一半几率已经很低，但每次都满怀希望赴约相亲。几次被委婉回绝后，他忐忑不安地上门寻求心理辅导，并且带着一个难以启齿的理由——从没和女性亲密接触过。

“那很简单啊，你去一次红灯区就好了。如果要找高档的、贵的，就到油麻地上海街，两三百块就搞定了。” 陆月明大胆提出建议（香港公娼是合法的）。

“不，不，这样不行的。”陈志连忙摆手，眼神闪烁。他曾在旺角一栋楼下来回踱步数个回合，却还是没上去。从小接受的教育警告他：嫖妓等于堕落。

陆月明想到了另一种方法：在催眠状态中，幻想自己跟女性产生亲密关系，得到几近真实的体验。陈志同意了。

“按照步骤，我先把案主带去‘游花园’，看看蓝天白云，享受微风拂过脸皮的惬意。”陈志身体完全靠在椅背，两眼闭合，眉头微蹙，目无表情。

一轮充分放松后，加深催眠状态：“这样吧，你重新想象在旺角那个公园，旁边有一个楼梯，我们从楼梯上去……你看一下，面前有ABC三户，哪一间门口的牌子会让你觉得舒服自在……”

随着陈志呼吸声变轻变缓，催眠师的语调更轻柔舒服，一步步引导想象，拉长暗示语的时间间隔。

“A室。”

“原来A室能令你更自在，那其它两间就先不考虑了……我们站在A室前面。先吸一口新鲜空气，给自己勇气……敲门看看，开门给你的女孩子会不会很顺眼呢？不过我相信应该不差的，会让你很舒服的……我们敲门吧……嗯？她打开门了吗？”

“开了。不过门口这么光鲜，会不会很贵呢？”陈志再一次陷入犹豫。

催眠未能按预设顺利进行，陆月明隐隐感觉到案主的担忧。担心被性工作者嘲笑没钱，这关键的心理波动或许是案主现实中放弃的重要因素，但在咨询阶段，他自己也没有发现。于是，催眠师对语言架构做了临时调整。

“其实今天卖大包（做特价），看你这么帅，别人是免费的，你愿意吗？”

“好啊，好啊。”

“你进去吧，我在旁边陪你。但是你不会觉得尴尬，因为我在看书，看不到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有你们的享受，有你们的世界……我给你三分钟可以吗？在你的世界里，三分钟其实等于半个小时……”第一次和女性近距离打交道，陈志有些手足无措，额头渗出汗珠。陆月明继续引导：“不如跟她聊一下天吧。你觉得跟她聊什么是最不紧张的？比如问问她叫什么名字，家乡在哪里……你试一下开口问问‘小姐，你叫什么名字啊？’。”进行到这里，催眠师没有再给出指示，静默了十分钟。

“3……2……1，要醒过来了”，案主从三下清脆的响指声中睁开眼睛。

陆月明曾留意到陈志的下体勃起，但在之后的总结中，并没有追问他们在催眠空间里聊了什么，做了什么。

“一方面保全男事主的自尊心，没理由要一个女人教自己怎么做吧”。另一方面，这个案子与性功能障碍无关。在这次催眠里，做爱不是目的，“走上楼梯，踏进房门，已经迈出了很大一步”。

这样的治疗手段，曾让她一度受到同行质疑“太没有底线”，“怎么可以在催眠状态，带案主嫖妓呢？” 但她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逻辑：尊重案主道德价值观，且不能触碰法律底线。尽管虚拟空间不会产生实质后果。根据法例，“一楼一凤”即在一个住宅单位内只有一名妓女，是香港性工作者提供色情服务的经营方式，买卖双方不构成犯罪。

至于催眠带来多大效用，她也拿不准。因为这是很难用仪器量化的。曾有神经学家用脑电图扫描仪（EEG）和功能性核磁共振（MRI），观察被催眠者的脑电波和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实验发现，人被催眠后，负责逻辑控制的左脑活动减少，控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右脑活跃度上升，与做梦睡眠相关的低频波增强，与完全清醒状态相关的高频波减弱，但这也只能说明，被催眠着处于半睡半醒间。至于实际疗效，只能靠案主展现的肢体动作和语言反馈下结论。

疗程结束一段时间后，陈志曾主动打电话联系陆月明，表示那次催眠对他的帮助很大。之后，陆月明再也没有听说陈志的消息。不主动联系受助人，是催眠师的专业守则。

神秘的灰色地带

在美国，催眠师是一项独立的职业，1973年由约翰·卡帕博士写入美国联邦职业法典。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官网上，社会心理催眠学会位于54个专业分会的第28位。

然而，这个新鲜事物在国内还算不上一个职业。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认可的职业目录里，是找不到“催眠师”这项职业名称的，也没有从业资格认证查询渠道。

网络问答社区“知乎”有一个催眠板块，刘一的回答是被点赞数最多的。读研期间，他在北大临床心理学专业研究催眠，毕业后到瑞士深造，回国继续专注催眠研究曾是其人生方向之一。

但几番权衡后，刘一最后转行，从事互联网行业。

收入和付出的时间、精力不成正比是一个原因。每次课程前，催眠师需要为客户定制测试内容，双方至少进行三次咨询，共十个小时的沟通，来充分了解患者家庭环境、成长路径和心理问题。

另一方面，朋友的看法也让她意识到，大部分人根本不懂催眠是怎么回事。

她的微信上经常有人留言：“我这几天晚上失眠了，你现在能让我睡着吗”“每小时付你一千块钱，能让我发现自己的潜力，从此飞黄腾达吗？”这让刘一觉得很滑稽，只能报以沉默。

陆月明走上催眠师的道路更为偶然。从小就是虔诚基督徒的她，曾深信催眠是异端邪教，容易让人“鬼上身”。因为以前确有很多处理不当的催眠案例，导致意外发生。但后来在番禺祈福医院实习时，眼看许多癌症病人心理受到折磨，无法排解，让她开始寻找方法。

“一次逛书店时，我偶然翻到一本讲解催眠原理的书，才发现，原来跟想象的如此不同。”后来，她在网上查找到许多用催眠减轻患者病痛的案例，于是下定决心报读了催眠课程。但她受到了不少教友的斥责，还有人撂下绝交的狠话。如今，有些朋友因为她的职业，会有意无意地疏远，因为她“太懂人心”。因此她出了诊室后，会故意装出嘻嘻哈哈的姿态。

大众对催眠的认识，多数来自影视文学作品和催眠表演。作为一门心理治疗的技术手段，它在学科上受重视的程度并不高。在高校心理系的教科书中，催眠只占一段或两个句子的篇幅。

去年，北华大学心理咨询与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沈健专门检索过中国大陆关于催眠的中文文献。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只找到七十多篇。四川理工学院的李博副教授准备下学期给本科生开设催眠实践课，结果被选教材的事难住了。 “市面上关于催眠的书籍很多，但书本局限于各自的流派，讲述手法非常啰嗦。”

而在国外，许多心理学家并不赞同将催眠纳入心理学教育部分。圣弗朗西斯科赛布鲁克大学研究生院准备制定临床催眠课程，负责人艾瑞克·韦尔麦夫博士认为如今的催眠产业非常混乱。“只要愿意交学费，周末去任何非专业的催眠学校，就能获得认证的催眠资格证”。

为寻找采访对象，我在国内搜索引擎中键入“催眠师”，“催眠专家马某某”的词条排在显眼的位子。根据词条信息，此人在北大医学部博士毕业后，于美国爱荷华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过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博士后，后就读于美国催眠促进学院（HMI），是目前国内少数接受临床医学、心理学及临床催眠治疗技术系统教育的催眠师。

我随后致电其咨询电话，当晚，马博士团队公关负责人宋先生便与我取得了联系。接下来的十四个小时，我们进行了四次通话，共计四十五分钟。

宋先生详细询问了报道细节，并将我以往的报道全部查出来，同时拟定了16个采访问题供参考，包括“马博士的学生来自哪些领域，他们学习后，如何在各地推动催眠技术服务大众”等。

但当我提到，会将马博士的观点与其他催眠师进行碰撞时，对方犹豫道，催眠行业鱼龙混杂，董事会对报道态度很谨慎，不希望掺杂其他不知名催眠师的观点。最后，婉拒了采访请求。

而其他催眠师拒绝采访的理由不一而足，如“闭关中，不开手机”“最近在培训学员很忙”。

国内不同催眠培训课的价格相差颇大。比如马博士亲授的五天美式催眠治疗师初级培训课程，报价超过20000元，不包食宿。但客服坦言：“这门课程确实贵，但很火热，很多人提前一两年报名，也未必报得上。”

另一门由 “国际催眠大师”授课的30课时培训班，费用在5000元上下。课程结束后，另交认证费150美元，就能拿到催眠培训国际证书，如美国催眠治疗师学会（AAH）颁发证书。

知情人士小李告诉我，只要老师拥有该认证资格，通过推荐后，交纳工本费，基本就能收获一本印刷精美的登记证，前面冠上“国际”“世界”“全球等字眼，但国内心理行业并不承认，单凭一纸证书也不能执业心理治疗。

在欧美国家，一对一的催眠服务，600—1500人民币/小时的价格属于合理范围。而在中国，受心理学发展滞后，从业者数量少、收入水平低等影响，有接受心理咨询意识，甚至愿意接受催眠的人非常少，因此服务标价就更贵。

陆月明说，她的收费是1000港币/次，整个疗程下来，至少得花掉五六千港币。这是普通工薪族难以承担的，但她还是很难维持诊所的日常开销，只能跟人分租店面。她平均每月只能接到一两个心理咨询案子。前些年，陆月明考了注册中医师执照，开药看病现在成了诊疗室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当年催眠课程结束时，师父曾强调：“如果你们要开业，诊所要开在中环高级写字楼，门口要有秘书接待；催眠室要摆着最权威的催眠大师写的书；把怀表摆在附近，虽然不一定用得着”。但陆月明并没有照做。

“我很少跟当年的同学聚会。在他们眼中，我的门面不够光鲜。每次都会听见有人‘晒命’：“我又换了二千尺的office”。其实大家心知肚明，这租金要收回多少治疗费用。如果真正靠做催眠治疗是很难赚钱的，只有开班授课才够收入，香港一般少则几千元一人，多则几万元。但是我就不想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