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谬误与谜语

货币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令人着迷不已甚至彼此不同的大难，以至于经济学大师加尔布雷斯曾经调侃，所有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都“矛盾百出”。货币不仅和富人有关，也关系穷人，不仅操纵个人的命运，也主宰国家的前途。货币是人造的神迹，也是世界的隐形血脉，金融的实质在于货币的流转，文明传承甚至也依赖与之共舞。

中国古人很早认识货币作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汉书·食货志》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穀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而“富民之本，在於食货”“厥初生民，食货惟先”等说法在历朝历代文献之中也屡见不鲜。

钱穆在《中国经济史》专门辟出一节谈货币，强调货币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城乡如何联络，农商如何交流是一大问题，其中货币起了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的货币是黄金与钱币，至清代一直盛行。”其实黄金在市面流通并不多见，按照经济学家千家驹的看法，货币是两种东西，在周礼之中写过九贡，货贡指珠贝，币贡指皮帛，而这物件在不同时间都曾作为货币流行过。从货的古老写法来看，应该是貨，被认为是北和贝的组合，而贝在不同文明都有曾被认为早期货币的始祖，这一造字还是比较形象，《说文解字》也说，“货者，化也。变化反易之物。”

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与金融深化，中国民间对于经济知识的空白与饥渴，也投射到对于货币的集体关注之上，各类著作近年不少，品质可谓泥沙俱下。其中一部名为《货币》的纪录片，可谓国人创作的佳品，其开篇曾经如是不失文艺地陈述，“她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泥板，她是黄河远古文明用于交易的贝壳，她是小亚细亚吕底亚王国的黄金，她是意大利佛罗伦萨古老银行家族的徽章。她是欲望的载体，她是交换的工具，她是我们最熟悉的，却也是最陌生的——她，就是货币。”

对比之下，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也曾经引用一个人类学案例来说明什么是货币。太平洋上的加罗林群岛，其中有个人口在5000到6000人的雅浦岛（Yap）。岛上没有金属，唯一的资源就是石头，在消费中他们支付石轮—— 一种当地人叫做费（fei）的媒介，材料是来自离雅浦岛400里的另外一个岛上的石灰石。岛上的交易结束之后往往不移动笨重的“费”，而让它留在原处，甚至连标志也很少作。岛上某家人曾经试图运回一个壮观的比例和非凡质量的“费”，但是却在靠岸时候沉入海底——尽管如此，但是当地人还是觉得他们拥有那块“费”，所以这家人被认为岛上最富有的人。

大部分现代世界的人，读完上文都会认为石币岛的人很没厘头，愚蠢落后，但是货币的本质就是大家基于信用共同并普遍接受的交易媒介，换句话，货币体系的基础很可能在别的观念看来均是虚构。

无论中国古人的造字，还是后人的演绎，或多或少暗示了一个普遍的认知，那就是货币起源于交换，这与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见解无不类似，他似乎都认为货币是以物易物的一种简化，尤其是金银等贵金属，“假如他用以交易的物品，不是牲畜，而是金属，他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他可只按照他目前的需要，分割相当分量的金属，来购买价值相当的物品。”

金属之中，又以什么区分呢？亚当·斯密进一步解释金属与经济水平的关系，“各国为此目的而使用的金属，并不相同。古斯巴达人用铁，古罗马人用铜，而一切富裕商业国的国民却使用金银。最初用作交换媒介的金属，似乎都是粗条，未加何种印记或铸造。”甚至，斯密论述中还援引古代历史学家蒂米阿斯的话，“直到瑟维阿斯·图利阿斯时代为止，罗马人还没有铸造的货币，他们购买需要的物品都使用没有刻印的铜条。换言之，这些粗条，就是当时当作货币使用的东西。”

亚当·斯密的论断未必全都准确，毕竟罗马希腊人很早就开始使用金银，而瑞典人因为本国拥有不菲铜矿，在1625年还曾大力促成铜本位。不过，他也开启了经济学家的一个传统，那就是认定货币起源于以物易物，不少经济学家都言之凿凿断言交易行为发生之后，必然产生货币。这一观点看似正统，却也引发一些争议，问题在于，人类的交易行为如何起源？是否一开始就是以物易物的方式呢？

中国关于交换的记载更早，可见于神农氏时期，《周易》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但是这是一种交换还是一种馈赠呢？货币在其中起多少作用？不少人类学家就认为货币是一种近乎礼物的馈赠，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在《债》中的描述更为直接，他试图重新定义货币以及债务的本质。以往经济学家对货币功能往往有三种定义，分别为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价值储藏手段，格雷伯不以为然，他以人类学家的敏感质问：“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他怎么会愿意在这样的地方开办一家杂货店？他如何进货？如何安排这个幻想故事发生的时间以及地点：我们在讨论穴居人、太平洋岛民，还是美国的边疆居民？”他不仅认为经济学关于交换源于自利的论点并不符合现实，还认同剑桥大学卡罗琳·汉弗里的研究结论，“从来没有人描述过纯粹的以物易物经济的例子，更不用说货币从中诞生的过程。”

种种关于货币的相对讨论，谁对谁错可能都难以断言，这都是人类知识与智力探索的边界。正如曾经写过《论货币》的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休谟（他在《国富论》出版的1776年去世，亚当·斯密可谓深受其影响）所言，天才和庸才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有启发，即使一个观点未必尽善尽美，但是如果能够对人有启发，那么就高于平庸的老生常谈。货币等经济问题更是如此，一个人的理解其实有限，但是其推理根据却相当重要，这是我们力图从货币一窥历史的本意，持有开放的心态就相当重要，“一个人在考虑如何处理某一具体问题，或者在政治、贸易、经济以及任何人生大计等方面制订计划方案时，决不可能使他的根据总是那么尽善尽美，也不可能对种种可能的后果作过分深远周详的考虑。使他的推理不能成立，或者出现一种为他始料所不及的局面，这一类事情是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的。但是，只要是对问题作概括性的推理，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断言:这种推理，即便是正确的，也永远无法做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同样，还可以断言:庸才与天才的分水岭，主要就在于他们研究问题时所依据的这些原理究竟是肤浅的，还是深刻的。”

从人类学的角度，格雷伯视野更为开阔，显然也受到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对于原始交换与馈赠研究影响。这些研究价值何在？那就是拓展了货币起源的另一种解释，以往经济学的狭隘定义显得想象力不足：人们并不易货，而是互相馈赠，有时以进贡的形式，有时会在晚些时候得到回赠，有时则是纯粹的礼物，在熟人环境中媒介是信用，而货币的本质进一步也可以归结于欠条。换而言之，货币可以视为一种合约安排。

货币起源于借条听起来天方夜谭，但这种暗示在现代文化之中也隐约闪现。想想热门美剧《鬼楼契约》（666ParkAve）之中的一个场景吧，每个人欠主人公的具体金额，有时候会以烙印的方式显示在借贷者皮肤之上，灼灼生辉——这就是一个古老循坏与暧昧隐喻：货币之上的标志，意味着欠别人几何，甚至构成了人类货币体系建立在信用之上的本质。

作者为青年经济学者，本文为其货币历史系列之一，作者邮箱xujin190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