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楼的围困

东欧观影记

《危楼愚夫》的故事发生在解体后苏联的一个小城。

房管处技术员季马善良好学。一天晚上，同事在维修一栋陈年旧楼水管爆裂时向他求助，季马一眼看出水管爆裂是由于大楼整体结构移位，并在楼体外相应位置找到了裂痕，肉眼可见，触目惊心。

季马到家后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用自学的知识分析危楼后发现，大事不好，房子要倒。于是他连夜辗转找到正在庆生的女市长说明情况。在官员们的质疑之中，消防局长和城建负责人（叫他建委主任吧）带回了勘察结论：危楼随时会倒。

女市长坐不住了。修楼的预算早已被各个利益集团贪污瓜分，800条人命一旦随着楼倒消失，追责就会摆上桌面。面前有两条路。一是立即疏散住户，找钱妥善安置。但是地产商明说安置不了这 800名住户；贪污的修楼预算有的已经给了更高层官员，吐不出来了。她的幕僚指出第二条路，不管那800人的死活，而是干掉有直接责任的建委主任和消防局长。楼塌了，就说他们贪污畏罪失踪。

女市长选了第二条，连带季马也成了灭口对象。但人心都是肉长的，行私刑的警察放了他一马，让他从这个城市消失。午夜的大街，季马亡命的时候路过危楼，他做了一个决定，让家人逃离，自己疏散这800人。清冷的早晨，一群人围在危楼之前，但是楼没塌，有人开始抱怨季马打扰了他们的生活，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把季马围殴到半死，最后，800个人再回危楼。

电影中主要的三群人都自成符号。季马一家人里，他的父亲是典型的老实人，解体前没往家里拿过一点儿公家的东西。他的太太抱怨不用那么安全的致富途径活该受穷。季马努力自学，想要考到建筑师资格。虽然她的妻子告诉他更上一层楼的最好途径是行贿，但是季马丢不起那个人。同时他们父子两人又很关心公共事务。他们会坚持维修小区里被不断毁坏的长椅，并试图抓住破坏者，即便这是冒着受伤的风险。电影中季马为了800个人的安危身陷险境义无反顾，可以说是有良知，但同时也是真正参与公共生活，说他是个实践派的理想主义者当不为过。

生活在危楼中的社会底层其实十分关心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见他们想过造成自己窘迫的制度化原因。他们是苏联社会转型中的实际受损者，同时也是被专制洗脑之后的分子化存在。对于蜗居危楼之中，他们能想到的是自己“没本事”，而不去想这是自己本身的权益受到侵害（维修预算被挪用），更不会联合起来伸张自己的权利，而是去“等靠挨”，看看能搭什么顺风车。季马的努力一旦没有效果，甚至打破了他们卑微的平静，那他们便矛头一转，冷嘲热讽甚至大打出手。一穷则成刁民，小富便转附势（权贵吃肉我喝汤，所谓分享经济增长大蛋糕的一点儿奶油）。这是专制驯化出的顺民，也是专制延续的基石。

女市长和她的下属们则是苏联解体后的新利益集团。他们贪污了事关生死的救命钱（危楼维修预算），害怕的是盖不住的大丑闻。正如女市长的幕僚所说：800个人一起死你开始关心了，如果他们是一个一个死，你会眨一下眼吗？换言之，前者是大丑闻关乎前途，后者是小事故容易掩盖。更为复杂的是，幕僚其实是更大利益集团（寡头）的代言人，所以他敢直接骂女市长，甚至做将800条生命的生死置之度外的决定。

那这三群人的背后到底是个什么社会？季马的父亲经历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社会，权力决定分配，有道貌岸然的公平却无市场意义的竞争。季马身处解体后的苏联，但从电影来看，也无真正意义的竞争可言。考试能通过最有效的方式依然是行贿，也就是掌权者依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往大里说，苏联倒了，但民主化（相对）不足，权贵改头换面粉墨登场。

这一点观察危楼事件里的社会底层会更清楚。东欧转型走的是先民主化后市场化的路子。在捷克、匈牙利等国家，先实行民主化。而充分的民主化代表着各个阶层的利益集团可以博弈，全民相对公平地分配社会主义时期的存量资产，之后展开竞争。而在苏联，事实上全民参与分配的资产极为有限。由于民主化程度不足，大量的国家资产被苏联时期的权贵瓜分。权贵一转而为寡头；国家垄断顺势成为寡头垄断。相对其他东欧国家来说，苏联解体后底层人民的贫穷与之有很大关系。

而女市长及其幕僚、下属，则是寡头在基层的代理。苏联那样的极权社会一旦松动会带来两个直接的后果。一是社会失范。因为之前有枪杆子维护大一统，所有的矛盾都能掩盖。一旦权力松动，则丑态尽露。二是极权社会的松动不代表政府的权力小了公民社会的力量大了，因为本身就没有公民社会，当然也没有成熟的反对派和约束力量。在这个节点之上若加之民主化程度不足，则寡头顺势而起，其掌握的财富又反过来推波助澜，那国家权力自然被旧利益集团进化出的新寡头瓜分承继，公权力再次成了私人呼风唤雨的法器，只要不出破天的人祸，一切都可以摆平。

由此可见，《危楼愚夫》里悲剧的根源，不是季马理想主义的渺小、危楼居民的蒙昧，而是转型时民主化不足的围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