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外媒报道说中国的沉淀财政资金达到1万亿元，而国家发改委则澄清说有2000多亿元，9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透露说，截至8月底，分别收回中央和地方存量资金109亿元和2966亿元。
一方面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各地千方百计抓增收。另一方面，却是大量的财政资金花不出去。为了盘活沉淀的财政资金，自本届政府执政以来，国务院至少有10次会议涉及了激活财政“存量资金”或者“沉睡资金”问题，甚至还启动了问责程序。可见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对于中央政府千方百计督促各级政府按进度执行预算，也就是按预算要求花钱的事，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钱花不出去，节约下来是好事，为什么还要督促花钱，甚至对少花钱的要问责？这样的疑问似是而非。政府必须积极履行职责，做应该做的事，而履职做事必然需要财政配置资源，也就是说要花钱。政府一年要做什么事，花多少钱，都会列入预算，由人大审议批准。如果人大批准了预算，你却不能按进度将钱花出去，说明你没有完成法定的事项，没有完成向社会承诺的任务。乱花钱固然不对，但不干事不花钱，看起来是省钱，但本质是失职，因为不花钱的结果是有些事情被搁置下来，有些人的权益可能就要受到影响。
当然，钱花不出去，原因非一，可能是官员懒政惰政使然，也可能是预算本身出了问题，当然也可能是两方面原因都有。
首先的原因，是预算本身存在问题。目前中国的预算模式，仍然是“基数加增幅”的模式。一个项目，一旦被列入预算，那么就成为一种成例，要取消是非常困难的。即使这个项目事实上不需要这么多的资金，或者根本不需要这种项目，根本不需要资金，以后每年也会将这个项目作为一种既成的事实，作为一种基数。来年的预算编制，就是在这个基数上再增加一定的幅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是因为，在官僚体制下，各个预算部门和官员都追求预算最大化，千方百计争取更多的预算资金，哪怕预算资金是远远超过需要的，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官员主动将自己部门的预算削减下去。至于拿到预算资金后的使用效果怎么样，无论预算执行部门还是监督部门，都不会严格过问。这种情况，在由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项目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地方千方百计到中央部委争取项目，争取转移支付资金，所谓“跑部钱进”。但项目和资金拿到之后，效果如何，中央部委几乎不再过问。
这就是说，由于预算编制本身的粗糙和管理的粗放，使得预算资金并未被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预算的编制不科学、不准确、不严密，预算的执行也不严格、不节约、不高效，很多资金被配置到根本不需要的地方，造成巨大的浪费。
财政资金被配置到不需要或者不是最迫切需要预算的地方，在前些年，这些钱仍然被大手大脚地花出去。掌握资金的政府部门和官员往往暗箱操作，权钱交易，在项目投资、招标投标等环节进行寻租，捞取好处。对于这些官员来说 ，手中掌握的钱越多越好，钱越多权力越大，可以换取的利益也越多。但是，这两年的反腐败，使这种状况发生逆转。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手中掌握的项目资金往往成为烫手山芋。突击花钱，自我消费，显然是不可能了。项目建设如招投标等环节也充满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觉得与其争取项目投资立项招标投标把钱花出去，还不如什么都不干，让钱在国库睡大觉安全。于是我们看到一幅新的官场生态：官员们既不贪污受贿，搞权钱交易，可是也消极无为，该上马的项目，上不了，该签字的文件，尽量拖延，不批不办。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未被正确配置的资金花不出去，就是被正确配置的资金，也花不出去。
钱花不出去，暴露出预算编制和执行的一些真问题。对于被正确配置的资金，那些本该花出去的钱，必须要花出去，否则政府就是失职，对于相关责任人进行问责，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错误配置的预算资金，除了收回资金外，最终还需要通过改变和完善预算编制方法予以解决。
前面说过，目前的预算制度是基数加增长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下，预算部门和官员追求的是预算最大化，而不是预算效果的最优化。这种模式下，争取到最多的预算是最重要的事，而怎样有效地将它花出去则无关紧要。所以，应该改变预算的编制方法，采用国际上较为行之有效的绩效预算的编制方法。绩效预算下，未来的预算是根据以往的绩效进行安排的。有限的预算资金要配置到最需要的项目，如果一个项目的绩效不好，或者项目得不到有效执行，钱花不出去沉淀在账上，那么，这样的项目就应该取消，资金就应该收回。不过从预算编制的基数层面来说， 绩效预算远远难于基数加增幅的编制方法。基数加增幅的方法根据的是往年的基数，操作简单，而绩效预算则更为注重预算执行的效果。这就需要对预算执行的效果的考察更为科学合理精确，而预算编制部门能否准确地考察执行部门的绩效，是它面临的最大考验。
如果实行绩效预算，将资金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配置到效果发挥得最好的地方，则被挥霍浪费和沉淀的预算将会大大减少。这也有利于调整支出结构，节约预算资金，更好地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带来的预算短收等问题。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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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