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谈 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于我而言，电影《道士下山》最有价值的镜头，除了林志玲的倾情表演，便只余一句台词。小道士下山，老道士叮嘱他：“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台词经过了陈凯歌的修改。原版作“不择手段是人杰，不改初衷是英雄”。这并非徐皓峰原创，而出自古龙《大地飞鹰》。早在少年时节，我便读过《大地飞鹰》，感觉平平，在古龙小说当中不过中游，只记得男主角叫卜鹰，若隐若现，神龙见首不见尾，对“不择手段是人杰，不改初衷是英雄”一语则毫无印象，不知出自哪一章。徐皓峰《道士下山》序中引用此言，称“卜鹰身上兼具人杰和英雄的特质，最后他的英雄本性占了上风，业败、身死”，并认为“人杰与英雄之争，是古龙临终前思考的命题”。古龙是否如是想，我不敢断言，却可判定，这是徐皓峰写作《道士下山》之时所思考的命题。

古龙原意，显然在称颂“不择手段”；徐皓峰诠释，则将“不择手段”与“不改初衷”对立起来，不过并未全然否定，依然保留“人杰”的赞语。陈凯歌反转，直接否决了“不择手段”，这样前后两句之间再无紧张关系，徐皓峰所苦苦思索的“人杰与英雄之争”便不是一个问题。

然而，假如一个人不择手段之同时，还能不改初衷呢，譬如其人不择手段，恰为维护初衷，他是豪杰还是英雄？

老道士口吐箴言的那一霎，我想起了孙中山。这句话，简直为他量身定制，道尽了他的两面性。

我们曾谈过孙中山不择手段的历史，其案例不胜枚举，至于盖棺论定，则以梁启超《孙文之价值》为代表。梁氏说，他最不满孙中山的一点，即“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并举孟子之言“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为据，认为这是政治家必备之道德。他强调，不择手段的理论一倡，目的则被弃置，沦为可怜的装饰品。“……在现代这种社会里头，不合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我们很可惜的是孙君本来目的没有实现的机会，他便死了。”

我以前读这段话，以为尽是批判，现在重读，觉得梁启超批判孙中山之外，不无发自肺腑的哀婉和同情；而且他也承认，在近世中国这样的乱世，投身政治事业，不用手段，断难成功。由此，便滋生了一个度的问题：对手段的使用，到哪种程度，才是“不择”。

这个度，不是取决于目的，不论目的何其正大，何其高贵，都不意味着可以滥用手段；而取决于手段本身。不择手段，有其前提，即当事人本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选项，还有自由选择权，他偏偏选择最坏的一种，才被斥为“不择”。反之，有些人使用暴力手段，却不会引起非议，因其并无更多选项，除了暴力反抗，别无选择。

基于此，孙中山不择手段的事迹，则有待分解。如在晚清，孙中山支持暗杀，并付诸实践，这不该被斥为不择手段，因为当时革命党人的选项，大抵只有暗杀与武装起义；换作民初，再行暗杀，如针对黄远生、汤化龙等，断然难逃不择手段的批判。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孙中山接纳了德国的百万资助，从而反对中国参战，我觉得可以理解，尽管段祺瑞拒绝了德国人的金钱诱惑，却不必拿段祺瑞来贬低孙中山，这里并无大义可言，怎么选都没关系；但是，当袁世凯被日本人以“二十一条”逼迫，黄兴等人主张停止反袁，一致抗日，孙中山非但不然其说，反而与满铁株式会社理事犬塚信太郎和社员山田纯三郎签订了《中日盟约》，这则是典型的不择手段。

梁启超批评孙中山不择手段，他自己能好到哪里去呢？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流亡日本，撰《戊戌政变记》，其中不乏对真相的篡改与阉割。如谭嗣同监狱题诗：“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口气还是有点惶惑，经梁启超一改：“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顿时豪情万丈，气贯长虹。而且梁启超还在谭嗣同传中注解，称“去留肝胆两昆仑”一句意在寄语康有为，这则是无中生有。如此行径，是不是不择手段？因为梁启超本可如实记录，并不会导致谭嗣同的烈士光芒有所黯淡。

其实古往今来，能成大事者，多少都会用些手段，即便是那些被誉为圣贤的人物，如王阳明、曾国藩等，皆深谙、善用权术，这非但无损“内圣”，反而有助于“外王”。先贤尝有圣贤与豪杰之论，如称曾国藩是“圣贤而豪杰者”，胡林翼是“豪杰而圣贤者”；1936年11月10日，蒋介石日记云：“从前只以豪杰自居，不愿以圣贤自待，今日颇欲以圣贤自贵，不复以豪杰自居也。”结合古龙之言，我以为圣贤与豪杰的区别在于，前者讲究手段，后者不择手段。曾国藩一度以圣贤自期，清风峻节，孤标傲世，对流俗与权术不屑一顾，在官场和战场屡屡碰壁，后来幡然悔悟，融入世俗，有时行事则不择手段，虽沦为豪杰，却因功业盖世，终成圣贤。我们论孙中山，正可以此为鉴。

再说孙中山不改初衷的一面。所谓不改初衷，可比那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首先初衷、初心必须立足于大义，立身一败，万事瓦裂；其次则在坚守，“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最后要求有始有终，国人行事，常常“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个终，非常重要。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去世，此时单论事功，他近乎一事无成，然而他死前，依然“断断续续以英语或粤语及普通语呼‘和平’‘奋斗’‘救中国’等语”。当批评孙中山的梁启超听汪精卫讲到这一节，不由感喟：“此足抵一部著作。”这才是“有终”，这才是真英雄。

为什么我一再说起孙中山？我不是他的主义的信徒，对民国更无怀旧之意。我只是愤慨于他在今日中国惨遭“骂杀”，愤慨于今人以无比冷酷的后见之明苛责先贤。我们似乎忘记了该如何论史与论人。须知：论史要看大势，论人要看大节。孙中山推动民主潮流，可谓顺应大势，历经艰危而不改初衷，可谓持守大节。相形之下，不择手段只是小疵，尚不足以否定其根本。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有瑕疵的伟人终究是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