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1891年重庆开埠之时,自日本归国的川商邓云笠、李南城、卢干臣,经总理衙门批准,集资8万两银子成立“森昌火柴公司”,年产硫磺火柴12.6万箱,并获官方给予川省境内产销专利25年。这是迄今为止见诸记载的重庆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也是四川和西南第一家民营工厂。
1900年,商人印用卿率先在江北沙湾创办吉厚祥布厂,使用24台木机织布,重庆棉纺织工业正式起步。此后五年间,重庆的织布厂占全国同类厂家总数的三成以上。到1933年,重庆棉织业达到极盛,工厂有1300多家,生产效率更高的铁轮机达2000台,与木机数量相等。
此外,重庆的猪鬃加工、采矿(煤铁与石油)、玻璃瓷器、面粉、造纸、皂烛等行业均有一定规模,领先四川省内,但仍不脱工场手工业本色。从全国来看,与集中了八成以上近代化工厂的沿海地区相比,差距巨大。
重庆采用近代机器生产的行业中,以缫丝业最可称道,它也是四川丝业中心。1934年投产的华兴机器厂,以及民生实业下属的民生机器厂,算是机器业中较有实力者。据重庆商会统计,1933年全城大小机器厂(包括社、店)41家,雇佣20名工人以上的仅10家,不到总数四分之一。
抗战前重庆的化学工业,以桐油业为四川出口货物之大宗,钢铁工业起步则更晚。电力方面,1908年重庆就成为四川首个用电灯的城市,在全国也属最早之一;1934年,官商合办的重庆电力公司额定股本200万元,比当年四川全省电力资本总额156万元还多近三成。
总而言之,抗战前重庆的近代化工业尽管薄弱,毕竟还能为大量内迁的工矿企业提供一些发展基础。从另一角度说,这样的半空白状态,也让西行千里的“外来和尚”们,有了合适的生存空间以及充分的施展余地。
本版文章均为本报记者谭洪安撰写,部分内容参考“重庆工商资料”第五辑之《抗战时期重庆民营工业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