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记忆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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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述的四大变化

“美国是一个最后存在的蛊虫”

早期课标涉及抗战时，在崇苏的同时，也大力贬美。

1950年的第一份课标，强调了美国在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反面的责任，对美国在二战中的作用，则没有提及。

当时正是内战结束、韩战刚起，中美关系极度紧张。《人民日报》上对美国在抗战中的作用，是如此评价的：

“与苏联相反，美英帝国主义，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以前竭力寻求对日妥协，美国并以大量的战略原料援助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英虽已被迫对日作战，但是始终不积极，直到苏联出兵东北获得巨大胜利后，美国才匆忙地以投掷原子弹来虚张声势地夺取胜利的果实，使战争在有利于美帝国主义和日本侵略势力的条件下结束。

“在中国战场上，美国曾大量援助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并在日本投降后派兵到中国登陆，其目的不是反对日本侵略，而是为了奴役中国人民。”

“美帝国主义的对日战争是争夺远东和亚洲的霸权。它今天的片面对日媾和、武装日本、侵略朝鲜、破坏开城停战谈判等阴谋诡计，完全是步日本帝国主义的后尘，以达其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目的。”

此前数年，在内战形势下，对美国在抗战中的作用，尚有某种程度的认可：“中国人民是极其珍贵美国友谊的，美国的友谊援助不仅在中国对日战争中有其重大贡献，而且在中国战后的和平建设中也有其重大地位。”但对美国在内战中拉偏架则坚决反对：“中国人民决不能忍受在一百年反不平等条约斗争，特别是八年反对日本侵略的流血斗争以后，重新接受另一个帝国主义的侵略，重新接受另一套不平等条约（无论是有形的或无形的，公开的或秘密的），并在这种帝国主义政策的要求之下，继续接受独裁统治，继续自相残杀的内战，或作某种国际战争的牺牲品。”

但不久，就将美国归入了与日本同类的侵略国家。《人民日报》1946年9月的一篇文章，将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分为三期：第一期，“逐鹿场上英俄德法日美六个帝国主义势如连鸡，互相牵制，不许一国独占巨利（如三国还辽日俄战争），侵略形式表现为划分势力范围，及 门户开放，利益均沾 ”；第二期，“苏联扶助弱小民族，日美两帝国主义代替了前期的六个（英国退居次等地位），日本自恃路近兵强，利用时机，排斥美国，企图独吞中国，侵略形式表现为日寇武力侵入中国”；第三期，“中国人民军队——八路军新四军配合苏联红军击溃了日寇以后，徘徊海上的美军，认为机会到来，非法登陆中国，嗾使蒋介石发动卖国内战，侵略形式表现为武装干涉中国内政。”这篇文章进一步认为：“一百年来，美国在帝国主义群中是一个最后存在的蛊虫，在中国是一个仅存的逐鹿者……逐鹿中国的帝国主义，从六国争逐转到日美双逐又转到美国独逐，卖国贼的出卖方式，从零售转到批法又转到出盘，这说明中国殖民地化已到了成熟期。”

1956年推出了历史课标，是红色中国的第二套历史课程标准，在其中的《小学历史教学大纲（草案）》指出：在抗日战争中，“美、英、法三国企图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跟日本妥协。它们唆使蒋介石集团向日本投降”。在提到“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团结起来了”时，并没有具体展开，没有提及美国。

1995年的胜利日大会上，江泽民正式提及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正面作用，这应该是中国国家元首在国内公开场合上的第一次类似表态：

“中国抗日战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我这里要特别提到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盟国对中国抗战给予的人力、物力支持。苏联卫国战争给德国法西斯以毁灭性的打击，并同盟军一起夺得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胜利；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朝鲜、越南、美国、加拿大、印度、日本等国反法西斯战士的志愿援华行动，都是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巨大支持和宝贵援助。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碑上，熔铸着中国人民的卓著功勋；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红旗上，凝结着各国友人的血迹。”

2005年的胜利日纪念大会上，胡锦涛在提及“苏联最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援助”之后，也提到：

“美国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了很大支持，英国及法国等国家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或军事合作。”“（我们）不会忘记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并为中国运送战略物资而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更不会忘记在中国东北战场上英勇献身的苏军烈士。”

2014年，习近平在胜利日座谈会上也有类似表述。

有学者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初中历史教学中抗日战争史内容的演变进行比较，发现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日军侵华罪行部分：日本侵华罪行在中历史教学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叙述内容由单一化向立体化发展，全面展现日军罪行；对日军侵华罪行的表述向具体化转变，更加直观。

2.关于正面战场的抗战：更加客观全面介绍中国战场，有关正面战场抗战内容所占比重逐渐增加；相关话语系统有所改变，不再使用那种些意识形态较浓的话语体系。

3.关于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合作与冲突：突出合作而淡化冲突。

4.国民党区域的统治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逐渐淡化二者的对立与冲突从而服务于抗日战争这一主题。

5.关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关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援助由重点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到全面如实反映；关于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由仅限于国内到同时注重国外，让学生认识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实，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不仅在初中历史教科书中，而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66年以来，历史教科书都呈现了基本相似的改变，或许可以将此总结为四大变化：

1. 对国民党抗日的评价日渐客观与正面；

2. 对美国在二战与抗战中的作用日渐客观与正面；

3. 对苏联在抗战中的作用从过度赞颂到日渐客观；

4. 对日本侵略的描述日趋精细化。

总之，总的变化趋势可以概括为“正常化”一词。

值得注意的是，各国都存在所谓“教科书的政治”，并不必讳言。正如美国学者所言：

“在确定 用谁的文化去教育孩子 这个问题上，教科书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教科书不仅仅是 事实 的 传输系统 ，它还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斗争及相互妥协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教科书是真正有人们根据自己的真实兴趣构思、设计和创造出来的。它的出版发行受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市场、资源、权力等因素的制约。不同志趣的群体对教科书的内涵及其使用方式展开争论，教师和学生也参与到这场争论中。

“将学校课程看作是中立的知识，显然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历史切片的选取、切入、剖析，从来不可能是单纯的，中国如此，列国亦如此。

作者为本报专栏作家、悉尼科技大学（UTS）澳中关系研究院（ACRI）特约研究员。此文根据作者在ACRI所承担的课题“抗战记忆对当代中国影响”的阶段性成果所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