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据说，抱病请缨率川中健儿赴前线杀敌的刘湘，1938年1月20日（时年50岁）在汉口去世前夕，曾手书此联以明志。
中国人讲究盖棺定论，且最重晚节。当了大半辈子为人不齿的军阀，到生命最后关头，竟能奋力一搏，共赴国难，刘湘总算不负英雄气概。
刘湘出川时，胃溃疡已很严重，他的重要智囊邓汉祥曾劝他不要亲自上阵。刘湘答道：“在四川打了若干年的内战，报不出账来，今天对外抗战，怎能不去参加？人生不过数十寒暑，在历史上争点个人的篇幅，这是很好的机会。”
生于成都以西大邑县的刘湘，早年只是一名职业军人，谈不上什么政治立场和抱负。1911年6月保路运动在成都爆发时，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速成系”源于此）的刘湘，乃驻川陆军十七镇的一个小小排长，被上级派去抵御围攻省城的保路同志军。辛亥革命后，保路运动领袖张澜（四川南充人）出任四川军政府的川北宣慰使，刘湘又加入其卫队做下级军官。
此后近十年四川境内发生的重要战事，刘湘大都参与，但时而“保袁”，时而“革命”，只管胜败，不问对错，一切绝对服从上级，指哪儿打哪儿。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且自奉俭朴、不好烟酒，故由营长、团长、旅长，到1916年左右一路晋升到川军第一师师长。
据邓汉祥忆述，这时候刘湘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军人了，他有了实力和凭藉，野心便发展起来。接任第一师师长后，他以“速成系”作基本，潘文华（1929年重庆首任市长）、杨森、王陵基等先后成为其助手，一方面竭力培养干部，如驻防合川期间办传习所，在重庆办军官教育团，在成都办军官研究班、教导总队、学员队等，都是他训练干部的机构。
后来刘湘的军队比其他川军更能打仗，都因他和各级军官有师生关系，把握了他们的心理。加之他长于言词，态度诚恳，常以“四川人应该把四川搞好”这一类的话鼓动部下，很有吸引力，所以在错综复杂的川局中迅速扩展起来。
1926年夏天取得重庆作为较长久而稳固的基地后，刘湘已经意识到，放水养鱼比涸泽而渔，更有利于实现他“统一四川”的雄心。引进理财高手刘航琛，固然有以怀柔政策及迂回手段，继续大力搜刮民间财富之嫌，但确实也理顺了混乱的财税格局。他同时放手支持卢作孚发展航运与乡村建设（刘湘重返重庆4天后，民生实业公司便在重庆正式创办，1929年7月又任命卢为川江航务处处长，以利于其统一川江航运），重用四川省工业学堂毕业的老部下甘绩镛兴办重庆现代教育，对这座长江上游大商埠的长远前景，肯定是有正面作用的。
别的不说，仅以重庆大学的创办为例。重庆大学原为一所私立学校，校舍设备极为简陋。1932年，经刘湘同意，时为二十一军（刘自任军长）政务处长的甘绩镛牵头，在重庆创办一所正规大学。由政务处拨给经费、修建校舍、购置设备，等于拿军费办大学。刘湘亲自去电邀请当时的安徽大学校长何鲁（四川广安人，留法海归，曾任中央大学等校教授）回渝主持校务，何鲁又带了数位教授联袂而来。
重庆大学选址沙坪坝，为了推动建设，刘湘亲任校长，甘绩镛副之，1934年即建成部分新校舍以供使用，日后更逐步发展为西南地区知名大学。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爆发后，当时中国国立大学中学科最全、规模最大的中央大学自南京辗转迁到重庆，便是借用重庆大学校舍继续办学，因直属国民政府，抗战时中央大学所得教育经费约为著名的西南联大的3倍。
可是，刘湘本人已看不到这一切了。令人感叹的是，这位为了称王四川耗费大半生时光，甚而至于叔侄、同窗、上级、盟友皆反目的一代枭雄，逝世前留有如下遗嘱：
“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本版文章均为本报记者谭洪安采写，部分内容曾参考隗瀛涛主编、何一民等著《近代重庆城市史》及《重庆文史资料》第22辑（刘湘专辑）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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