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我研究中国改革史,重点就是资本和权力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政商关系。对于这个关系的认识,必须撇开各种道德判断,因为,在自以为是、或假装自以为是的“道德控”面前,很多本质上的利益博弈会被遮蔽而看不清,最后难免连反思本身也被“伪君子”们当作了工具。
比如,中国近现代第一轮改革“洋务运动”,我们很多学者对其中的“官督商办”批判得很猛,对清末所谓“国进民退”批判得很猛,但是,这些批判在大量的史料面前,显得非常虚无和标签化。
近代资本主义在改革中诞生,我将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权力资本化”,也就是公权力作为资源配置的力量、甚至作为资源本身,扶持、推动、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公权力的强力介入,中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起步,看看晚清改革的投资额就能明白,主要的资金来源依然是国有资金、财政资金。这大约也是很多后发国家的共同现象,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强大,在初期也十分具有正能量。
与我们同时起步的日本改革,最初也实行“官督商办”,政府主导作用也很强,为什么从结果来看它比我们做得好?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是是否规范、以及如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日本比我们更早地通过法治建设,更为明确了权力和资本的边界,而我们在晚清的整个第一轮改革、乃至直到当下,都是模糊的。在模糊状态下,企业固然享受了没有边界的扶持,但也承担了没有边界的干扰,“大爱”无边的时候,“大害”也是无边的。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家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政府也同样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而归根到底,在缺乏规则、边界的丛林状况下,无论企业和政府、资本与权力,到最后都是受害者,没有受益者。
在当下的改革、也就是中国近现代的第二轮改革当中,我个人觉得,此前的35年,我们实际上也经历了十分类似的“权力资本化”的过程,随后也经历了相当程度的“资本权力化”,但从十八大开始,对此开始了堪称疾风暴雨般的矫正。当前这场激烈的反腐运动,我个人认为就是纠偏的重要部分,虽然依然仅仅是治标,但有关主导者已经明确表示治标是为治本争取时间。旁观者说说风凉话很容易,但要提出一套比当下举措更完善、更有效的做法,何其之难?更何况,大多数人未必有这种勇气和担当,也未必有这种勇气和担当所配套的权威资源。
当前的政商关系,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结果如何,还无从得知——当然我们期盼这类外科手术式的初期矫正,能最后深入到机体的全面修复。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对其中任何一方的单方指责,都是不厚道的、不客观的,也是毫无意义的。中国之病,是各方共同造成的;中国之病愈,也必须依赖各方共同的努力。
除了利益大博弈之外,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政商关系的演进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实践一定领先于制度,制度一定滞后于实践。说到底,改革就是一个不断破坏、突破旧规则的过程,这其中,从程序的角度来看,“出问题”、留下“原罪”,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这当然不是说干脆放任政商关系自由发展,而是必须加快制度的“跟进”——别太指望制度的“创新”,制度若能比较快地“跟进”实践,就已经很不错了。这种“跟进”,就是及时订规则,所谓亡羊补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