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记·重庆 “民生奇迹”合川造

分享至

谭洪安

1925年8月底，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卢思挂印而去，从省城返回老家——川东嘉陵江畔的小城合川（今重庆市合川区）。

两三个月前，四川两大军事强人杨森、刘湘因争夺地方军政大权互相火并，最终杨森战败，不得不逃亡汉口。杨森原以四川军务督理身份兼摄民政，乃成都通俗教育馆的主要赞助人。“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卢思只好被迫下岗。

曾任民办报纸《川报》编辑兼主笔的卢思，无意重操新闻旧业，也不打算再执教鞭，几经挫折的他意识到：“一项既能保持根基，又有发展前途的事业，应该是以经济为中心的事业。”

一段为后人称道的创业经营与城市开发传奇，在他回乡路上，悄然拉开了帷幕。

穷则“思”变

卢思本名卢作孚，卢思是他在川省教育界时常用的名字。

他早年经历颇为复杂：生于甲午战争前一年，因家境贫寒，只能读完小学，却自学成才，当老师，编教材；清末时向往民族革命，加入同盟会，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入民国后，跑过大码头上海，结识了黄炎培、恽代英等时代精英；“五四运动”期间，更以犀利笔锋名闻川省舆论界，由此得到自诩“新文化军人”的杨森赏识。

民国前期，天下纷乱，文人雅士倘能获地方实力派的青睐和庇荫，且可践行一向的理想，那真是求之不得。但卢作孚的眼界与抱负，毕竟不同一般。

办理成都通俗教育馆后期，他曾对弟弟卢尔勤说：“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靠军人办文化教育易发生动摇，建立不起稳固的基础，每是随军事成败而人与事皆共浮沉，这是一个教训。为了国强民富，今后应走什么道路值得研究。”

他留心“研究”的结论是，四川之所以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落后于中原内地尤其是沿海，交通闭塞、出入不便乃是主因。由此，他拟定的创业路径是：先交通，再生产，再次文教。而航运比修公路、铁路花钱少，见效快，又有收复内河航权的反帝意义，无疑应是当务之急。

“金主”杨森败走，卢作孚进退无路，遂痛下决心，另起炉灶。

卢作孚很有实干精神，放手发动家乡群众之前，他先做了两项深入调查。其一，对合川县城及嘉陵江三峡地区（即合川至北碚江段）的社会、自然状况摸底。其二，南下重庆，全面考察以山城为基地经营川江航运的轮船公司及所属船只。

对嘉陵江三峡沿线的调查报告认为，可利用区内丰富的自然资源，“开发煤矿、森林及进行交通、治安建设，建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区和游览区”。这成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北碚“乡村建设运动”的最初蓝图，说来话长，姑且按下不表。

而卢作孚亲眼所见的重庆航运业之萧条，却给这个雄心勃勃干一番事业的“新手”，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他不禁感叹道，此时此地“没有任何理由要开始办一个新的轮船公司——特别是一个中国公司，而却有一切理由不办它。”

前“船”可鉴

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重庆轮船运输业，为何萧条到如此程度？

1898年初，英商立德驾驶“利川”号小轮船首航“宜昌—重庆”川江航线。此后，英资太古、怡和及日资日清、美资捷江等外国轮船公司相继来渝，十余年间，几成垄断态势。极盛之时，“扬子江上游宜渝一段，触目可见英、美、日、法、意、瑞典、挪威、芬兰等国国旗，倒不容易看见本国国旗”。

到卢作孚前来考察之时，长江上游航运盛极而衰，洋商日子固然不好过，华商经营的轮船有几十艘，却分属几十家企业，势单力薄，更加朝不保夕。川省内外频繁的军阀争战，拖累地方经济，货运需求减少，无疑是导致萧条的重要因素，但航运业也有自身的问题。

卢作孚分析说：“在扬子江上游初有航业的时期，航业是最时髦的事业。由于轮船不足，运货商人争先要求运货的迫切，运费提高到最有利的程度，几乎一只轮船一年可以赚回一只轮船……所以航业以极短的时间，发展到极盛，而且发展到过剩……大多陷于船本折完，欠债无法偿还，以至于转相卖船，其情势非常紊乱，尤其是中国籍轮船公司非常危险。”

显然，盲目投资现有轮船过剩的航线，与正在失败的同业竞争，结果很可能是血本无归。

面对意想不到的困局，卢作孚反复思量，最终作出两项“创新”决定：第一，开辟嘉陵江上从未有轮船行驶的重庆至合川短途航线；第二，一改长江上游各轮船公司以货运为主（因货运更赚钱）、不定期开航的惯例，以客运为主、定期开航。

卢作孚的老家合川，地处嘉陵江、渠江和涪江交汇处，沿嘉陵江下行约190华里水路可至重庆港。从川北地区出口的农副产品，都要经这三条河道在合川集中，再转运重庆。故它虽算不上大码头，但商贾会聚，人来货往，堪称繁盛。

再说，卢作孚本人又是到省城打出不小名堂的“乡贤”，他相信自己在合川拥有深厚人脉和足够号召力，以此作为航运事业的起点，必定先占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绝处逢“生”

1925年10月11日，卢作孚在合川通俗教育馆召集新公司的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到会者十余人，包括他的启蒙老师陈伯遵（时任县教育局长）及黄云龙等要好的同学。会议决定先行集股两万元，分四十股，每股五百元，各发起人分头劝募。

大多数发起人跟卢作孚一样，本身没什么钱，募股的重点对象是合川城里有头有面的工商士绅们。那时候小小县城里的有钱人，一心只想买田置屋、放贷收租，或做些风险不大的小生意，哪里想过投资实业？劝募之难，可想而知。

好不容易大致完成认股工作，卢作孚又筹集数百元旅费赴上海订造轮船（因重庆尚未有造船工业）。经过近两个月详细考察，他决定委托合兴造船厂制造一艘载重70吨、长75英尺、宽14英尺、深5英尺的客运小轮船，该船吃水较浅、马力较大，适合嘉陵江水浅流急的特点。

问题是该船预算造价达三万五千元，大大高于公司两万元的股本，偏偏此时合川后方又传来坏消息：一些认股股东得知川江航运业萧条的实况，又听说有华商轮船公司倒闭，打起了退堂鼓，不愿实缴股金。卢作孚当机立断，先预付三千元订金签合同造船，随后匆忙赶回合川“救火”。

危急关头，还是老师陈伯遵给力，他利用自身在合川县官学两界的声望，出面担保借贷，并冒险从县教育经费中挪借了七八千元，才将造船所需款项全部补齐。当时出手相助的，还有曾任重庆警察厅长的合川籍官员郑东琴，他拿出了几千元的私人积蓄（后来他长期担任公司董事长）。

1926年6月10日，卢作孚在重庆召开公司创立会，取孙中山提倡的“民生主义”之意，将公司定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其宗旨是“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资本额五万元，卢作孚获一致推举为首任总经理。负责实际管理的公司事务所，为节省租屋成本，设在合川县城破旧的药王庙内。

此时，公司在上海订造的新船“民生”号，已下水通过试航，正在驶回四川途中。卢作孚亲赴宜昌接船，恰逢洪水汹涌，船无法上行，被迫在宜昌滞留了半个月。洪水稍退，他便带领船只硬闯三峡险滩，好在一路上有惊无险，安抵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