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录
重庆古港的开创,与重庆古城(旧称江州、渝州)之修筑一样,至少有2300年以上的历史了。
公元前314年,秦相张仪灭巴国、设巴郡后,在两江交汇处的郡治江州筑城,利用巴蜀大地富饶的资源与长江上游居高临下的优势,筹建吞并六国的后方基地。
不久,他受命出使楚国,语带威胁地对楚王说:秦国占有了巴蜀,正修造大船、蓄积军粮,每船可载50名兵卒与三月之粮,至郢(楚国都城)虽有三千余里之远,但顺江而下,一日行三百余里,不费汗马之劳,不用十天就打到贵国腹心之地,黔中、巫郡这些地盘非君王你所有了!(原文见《战国策·楚策》)。
这一段话,至少可以证明当时以江州为中心的巴蜀水上运输已有相当规模,造船业工艺也比较发达。
果然,三十余年后,即公元前280年,秦国水师主力就是在江州港誓师出发,东下攻打楚国的。西南最早的地方史书《华阳国志》有记载:“(秦将)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船舶万艘,米六百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
560年后的公元280年,正值三国末期,以江州港为主要基地的西晋水师,又一次沿江东下,大举伐吴。西晋主将王 督造的主力战舰“楼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那时候不仅造大战船的工艺了得,船工驾驶技术之高超也令人惊讶,因川江航道尤其是三峡段,仍属自然状态,滩险流急,礁石遍布,要让体型壮硕、载重量大的“楼船”顺利出川,殊非易事。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句“王 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吟咏的就是这段史事。
刘禹锡的老前辈王维曾乘船路过渝州,他在《晓行巴峡》一诗中写道:“水国舟中市,山桥树杪行。登高万井出,眺回二流月。”描绘的就是渝州港三面环水,船来船往十分繁忙;渝州城内庭院林立,与两江汇流的壮美景色相映成趣。可见在王维生活的唐朝中前期,渝州已是一座繁华的港城了。
唐宋之间,渝州港日益成为物产丰富的四川商品外销的重要中转集散港了。其主要转口货物包括粮食及其制品、纺织品、茶叶、纸张及其制品、柑橘、蔗糖、药材和井盐等。比如南宋时,四川是全国茶叶主产区,茶叶不仅东运出川,还运销西北进行“茶马贸易”,是南宋军队战马的主要来源。宋代档案史料集《宋会要·兵》中记载,“商贩溯嘉陵而上,马纲顺流而下”,可见川茶及西北马匹,都是经过渝州港转运各地的。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委派凤阳老乡曹震入川整治交通。他最大的贡献之一,是“凿石削崖,令深广以通漕运”,开辟号称有“一百九十滩”之多的永宁河航道,沟通云贵川三省水上交通,大大扩展了重庆港的辐射范围。经过明初大力度的河道整治,重庆港成为连接眉州、泸州、叙州、成都等州府70个水驿的水上交通中心。自此,重庆港西达云贵,东至湖广、皖、苏,船舶进出自如,为清代川江航运及重庆港转口集散贸易的跳跃式大发展,奠定了厚实基础。
经过康雍乾盛世百余年间的持续增长,进入19世纪,以重庆为进出口中转枢纽的川江航运贸易,可以说极为兴旺。姑且举当时主宰航运的“船帮”数据为例:
嘉庆年间,重庆的运货木船已形成了大河、小河及下河共20余帮。大河即航行于重庆以上长江、岷江、沱江的船帮,有嘉定、叙府、綦江等9帮,小河即专航嘉陵江、涪江、渠江水运的船帮,有三峡合州、遂宁等6帮,下河则为运送重庆以下至两湖地区的船帮,有长涪、宜昌、宝庆等10帮。
据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一次不完全统计,仅下河各帮就有船748只,大小下三河各帮常年在渝船只约2000余只,“沿江上下数千里无业者募充水手,大艘四五十人,小亦不下二三十人”,总数当在4万人左右。而重庆港常年货运进出量,粗略估计应在20万~30万吨左右。另有学者估算,到19世纪末,四川省通过重庆出口内地的货物总值,每年超过白银3000万两。
在近代化轮船驶入川江航道之前,上下水木帆船全凭风力和人力,能实现如此数额的港口年吞吐量及货运总值,堪称相当可观了。
本版文章均为本报记者谭洪安采写。部分内容曾参考隗瀛涛主编、何一民等撰《近代重庆城市史》及龙生、尹先杰主编《重庆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