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南京毒酒案”始末

康狄

“南京毒酒案”又名“金陵毒酒案”。抗日战争时期，为打击占领南京的侵华日军，1939年6月10日，在国民党军统局的策划下，组成由尚振声任组长、钱新民任指挥的行动小组，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工作的詹长麟负责具体实施酒内投毒，其兄詹长炳予以配合，结果“日伪官员招待日外务次官清水留三郎宴会之日领署官员两人，因中毒过深，未及救治，因以毙命”。

日本总领馆里的“老实人”

詹长麟，1913年出生，家境贫寒，15岁时参加了蒋介石的“御林军”—国府警卫师（后扩编为国府警卫军）。由于年纪小且聪明伶俐，黄埔一期生、国府警卫师师长俞济时把詹长麟留在身边当勤务兵。

1932年1月28日，日本人在上海挑起战端，“一·二八”松沪抗战爆发。俞济时调任八十八师的师长，率部参战。詹长麟作为国民党军嫡系部队的一分子，经受了战争残酷的洗礼。“一·二八”事变之后，因母亲生病，詹长麟向团长黄永淮请假回家探母，后来为了帮家里的忙，年轻的他没有再返部队。

1934年，军统特工王高科介绍21岁的詹长麟进入日本驻南京总领馆当仆人。詹长麟原本不想为日本人服务，但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去——日本人给出的薪金很高，一个月14块银元。当时，詹长麟家住黄泥岗附近的薛家巷14号，离日本总领馆不远。王高科带詹长麟去见了掌管日本总领馆杂务的宫下书记官，宫下又带他去见了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须磨觉得他很好，当即录用。

这无疑是军统有意安排的—严格说来，那时的军统还叫“复兴社”。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才将其嫡系特务组织之一的复兴社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

詹长麟到后来才知道，这场招录条件其实很高。为了防止中国间谍混进来，日本总领馆招人有四项条件：第一，不会说日语，不认识日文（防止做间谍）；第二，有至亲在南京（等于人质在手）；第三，诚实老实，手脚勤快；第四，相貌端正。詹长麟之所以轻易通过日本人的面试，他自认是因为年纪小、看起来老实。但日本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新录用的这名仆人，实际上是一个有六七年军龄的抗战老兵。

据詹长麟生前回忆，他到使馆才“干了十天半个月”，就有人到家中找他。一场秘密交谈结束后，詹长麟已被军统组织发展为军统南京区的65号情报员，化名袁露。每个月除了从日本总领馆领取14块银元外，军统还给10块银元的工资。詹家的日子顿时变得宽裕起来。军统利用各种闲杂时间对詹长麟进行了培训，教他怎么偷拆信件，如何交接情报，如何用明矾写密信等。

在日本人看来，“老实人”詹长麟兢兢业业，办事妥帖，勤快得很，遂让他把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到日本总领馆工作—顺理成章地，军统把詹长炳也发展为潜伏特工。

实际上，实施南京毒酒案之前，詹长麟已经立下了大功。这个大功，让他的顶头上司赵世瑞一跃而成为少将。这就是民国历史上有名的藏本事件。

藏本事件是日本人在1934年6月制造的、企图以“日本总领馆副领事失踪”为由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重大外交事件。藏本全名藏本英明，朝鲜人，时任日本总领馆副领事。日本总领事须磨指令其偷偷地潜入紫金山自杀，以便诬称“中国特工绑架并杀害日本外交人员”，进行战争讹诈。可惜，有妻有儿的藏本英明偷偷在紫金山上找了个山洞了躲起来。

詹长麟知道藏本藏身的大致地点。6月6日晚上11点，藏本从须磨办公室里出来，命詹长麟去找总领馆司机，说自己外出有事。詹长麟一直把藏本送上车，看着他往北极阁的方向去了。

第二天，日本人就宣称副领事失踪了。詹长麟赶紧把藏本的去向汇报给赵世瑞。赵世瑞带着大批警察找了三天三夜，正赶上饿得不行了的藏本出洞，用金戒指跟老百姓换吃的。人找到了，日本人没话说了。须磨去外交部领人时，尴尬地解释说，藏本这个人神经有些问题。

打扫卫生获悉日伪政要聚会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本总领馆人员撤退。日本人非常信任詹氏兄弟，给他们留下一个“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白色袖章，让他们看管日本领事馆，保护日本领事馆财产。南京大屠杀期间，詹长麟一家先后住在鼓楼二条巷和广州路，国际难民营也大致设在这里，詹长麟由此目睹了日军的诸多暴行。住在广州路时，日本兵闯入他家，想强奸他的妻子，看到“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袖章，才没有下手。刚好有个妇女出来倒水，日本兵看到了想就地强奸，妇女坚决不从，日本兵把她刺死后扬长而去。詹长炳的胆子很大，骑着日本总领馆配的自行车，戴着白袖章，四处查看，统计日本人的战争罪行，汇报给上级。

日本人占领南京两个月后，日本总领馆的工作人员又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了南京。日本人组织了以安福政客、大汉奸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日本总领馆照常办公以后，詹氏兄弟也回到了总领馆工作。

1939年6月初，詹长麟在书记官船山的房间里打扫卫生，无意间看到了一封信件。他当即照抄下来，汇报给上级，翻译后发现，此信提供了一个重大情报。

信中显示，6月10日晚间，日本总领事崛公一将在总领馆宴请前来视察的日本外务省清水留三郎次长及其随员三重。崛公一打算请大批在华的日本军官以及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作为陪客。6月8日，詹长麟搞到了客人名单，他吓了一跳，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所有当时日本驻南京的“华中派遣军”的首脑及所有伪“维新政府”的头面人物。名单如下：

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部长陈群、交通部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部长顾澄、外交部部长廉隅、则一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总领事崛公一和领事内田及两名副领事等4人为东道主。

军统南京区决定投毒，将这些日寇和汉奸一网打尽。

经过精心策划，毒药由詹长炳负责交到詹长麟手中。詹长炳向詹长麟传达了军统南京区的指示，希望詹长麟在投毒之后，自己也饮下毒酒，这样就可制造中国仆人因义愤而投毒杀死仇人的假象。詹长麟思虑再三，请求詹长炳请示上级，希望全身而退，保存有用之躯，再度杀敌。上级同意了詹长麟的要求，并对其家人的撤退作出了妥善安排。

复仇的毒酒

军统南京区专门召开会议，讨论投毒事宜，詹长炳参加了会议。

当晚，詹长炳将一个有手指粗的药瓶交到了詹长麟手中。药瓶里装着白色的粉末，瓶身上印有“ＵＳＡ”字样。詹长炳告诉詹长麟，这是军统从美国弄来的毒药，剧毒，沾上就死。毒药实际是氰化钾，毒性很大，只要足量进入人体，大约十秒钟就可以致人死命。

日本人举行宴会的日子如期而至。1939年6月10日早，在鱼市街的中华菜馆，军统安排詹长麟全家吃了个团圆饭。饭后，詹氏兄弟照常去日本总领馆上班，家人则由军统护送，渡江去了八卦洲的农村躲藏。詹长麟的父亲詹土良带着老伴詹潘氏和大儿媳詹朱氏、二儿媳詹黄氏、女儿詹兰英以及孙子、孙女，借口参加城外亲戚的葬礼，从燕子矶下游的笆斗山渡口乘船到江北。

詹长麟深得负责日本总领馆杂务的宫下书记官信任，整个领事馆的吃喝都归詹长麟掌管，厨房里大大小小的钥匙都在他手里。为了让清水和三重尝一尝异国风味，崛公一决定用中国菜、中国酒招待。詹长麟去南京有名的老万全酒家买回四坛绍兴黄酒。下午，趁无人时，詹长麟把毒药倒入一个温黄酒的瓶子里，又倒入一点点黄酒摇匀，把瓶子放在过道的柜子底下藏好。

开席前，詹长麟把装有毒酒的瓶子取出来，将毒酒倒入一个大瓶子，再倒入黄酒摇匀。为了保证在场的日伪政要都能喝下毒酒，詹长麟自己去宴会厅，一杯一杯地倒好毒酒。

晚上7点，宴会准时开始。不知什么原因，有些日本要员没有来。崛公一从总领事馆里找了几个工作人员把席补全。船山书记官通知书记官宫下、吉生、金子、警察署长内藤四郎、翻译石桥等迅速出席宴会。

詹长麟借口肚子疼，要出去找医生开药，离开了日本总领馆。在此之前，詹长炳早已借口有事，先走一步。詹长麟从日本总领馆的后门出去，骑上自行车，与在傅厚岗高原岭小巷子里的詹长炳会合后，哥俩骑着自行车飞快地穿过玄武门，直奔燕子矶江边。准备上船时，两艘日本人巡逻的小火轮开了过来。兄弟俩赶紧闪到芦苇荡里躲了起来。等小火轮走远了，两人才过了江。过江之后，他们到了军统在江北设立的一个叫徐家洼的联络站。

詹长麟从日本总领馆逃走后不久，日本人的酒席开始了。日本鬼子和汉奸们举杯祝天皇身体健康，随后一饮而尽。大约十分钟后，有人觉察酒有问题，刚喊了一声“酒里有毒”，就瘫倒在地。陆续有人倒下，场面大乱。

日本人一面召集医生抢救，一面调查投毒之人。虽然南京城里最好的医生都赶到了现场，宫下、船山两人还是毙命了，梁鸿志、高冠吾等汉奸以及很多日本要人中毒甚深，经抢救好歹保住性命。

“好汉做事一身当”

因为毒下在酒里，所以很好查。日本人首先就要找倒酒、买酒的人。一查，发现詹长麟、詹长炳都不见了，遂立即派人去他们家捕人。当然，日本军警扑了个空，詹家早走了。日本人迅速封锁全城，在南京的大街小巷贴出了布告，通缉詹长麟、詹长炳一家。关于詹长麟一家，是这么写的：

“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五尺二寸，体型瘦长，皮肤清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五尺，鼻子大，局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

日本高层震怒，一定要找到“凶手”。总领馆里的其他中国仆役和詹长麟、詹长炳的亲戚们遭了殃，受到了刑讯逼供，可他们根本不知道詹家人去哪了。从6月19日到7月10日的一个月间，日本宪兵队和警察在南京城内及其附近地区日夜搜查，任意逮捕和杀戮中国人，南京全城极度恐慌。据不完全统计，除日军之外，先后出动的日本宪兵队和警察队达一千数百人之多。与此同时，日寇还在上海租界地区密派特务暗中监视，密令他们一旦发现詹长麟等人的踪迹，便予以逮捕或杀害。

为了避免牵连无辜，6月25日，军统方面在上海租界以詹长麟兄弟的名义给日本总领事写了一封信。信中坦承投毒是詹家兄弟为报国仇家恨，表示好汉做事好汉当，让日本总领事不要牵连他人。因中央社的连续报道绝口不提有国民党官方愿意负责，再加上这封信，军统希望让日本人由此相信这是兄弟俩的个人行为，从而放弃对其他中国人的迫害。全信内容如下：

总领事先生：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诚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十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詹长炳詹长麟

6月25日

幸福、节俭：詹长麟的晚年

以静制动，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詹家大小在徐家洼整整呆了半年，才经扬州、泰州骑着毛驴，慢慢地到了上海。这时，风声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紧了。在上海，詹家住在由军统安排的华北公寓里。

1944年，詹家人坐船离开上海，辗转到了湖南衡阳。在军统的安排下，詹长麟进了衡阳干部培训班，在培训班里，詹长麟学会了写毛笔字、打算盘，毕业时获得了一张八级财政稽查员的证书。这些为他抗战胜利后经商打下了基础。

抗战胜利后，詹长麟获得了5万元法币奖金，还有一枚忠勇杀敌的银盾。他向组织提出申请，请求退出军统，被批获准。詹长麟带着全家回到南京。用那笔奖金，詹长麟在中央门外神策门的库伦路买了一块地，盖了一个三层的小旅馆。新中国成立后，旅馆公私合营。

詹文斌用“幸福”和“节俭”来形容父亲詹长麟的晚年生活。詹长麟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心情舒畅活百岁”，下联是“一生正派品格高”。他有6个儿女，20名孙辈，四世同堂。晚年的詹长麟，思维清晰，生活简单，每天打拳、练字、淘米、做饭……生活过得异常充实。詹长麟平常从不在外喝水饮食，在家中喝水时一定一饮而尽，下次喝水时重新再倒。

詹长麟老人一直很低调，不愿让外界知道他的行踪及当年毒杀日伪敌酋的壮举。这位性格内向的老人一直教育家人：“我们不能借着这架梯子往上爬，以寻求政府的特殊照顾。”多少年来，左邻右舍没有人知道他是一位抗日英雄。直到央视采制的《1939年的夏天》播出以后，他的传奇故事才广为人知。

2009年9月28日，新中国成立60年前夕，他和詹长炳一起被评为“30位新中国成立做出重大贡献的南京模范英雄人物”。

2008年11月，詹长麟与世长辞。

上海谍战生死较量

康狄

大陆目前所能见到的记述“南京毒酒案”的文字，几乎全部是以詹长麟个人为叙述主体的。实际上，在这场精心策划的投毒案中，军统南京站是“南京毒酒案”的策划实施者。

从《英雄无名》中挖掘史料

目前，大陆已出版和发表的记述“南京毒酒案”的文章大同小异，所叙述的史实大都没有超越央视《寻找英雄》栏目组以及《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当中的相关内容。我一直希望发掘出一点新资料，尤其是希望找到策划此次投毒行动的军统南京区的资料。

冈村宁次曾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南京毒酒案”，但是很简短，未涉及军统：“1939年6月中旬，我南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在宴会开始时在酒中放了毒药逃走，因而，造成主客死亡及病害事件。”

在军统老牌特工陈恭澍的回忆录《英雄无名》中，我找到了相关史实。陈恭澍是戴笠极其赏识的得力干将，先后在北平、天津、河内、上海等地制裁诸如汪精卫等大汉奸以及唐敬尧等预备投敌分子，可谓“功勋卓著”。抗战期间，他被派到上海主持军统的暗杀工作，后被汪伪特工总部76号捕获，“被迫落水”，不过很快又和重庆方面取得了联系，“继续”从事反间工作。在被迫加入汪伪特工总部之后，陈恭澍仍然和戴笠保持密切联系。

陈恭澍在《英雄无名》第4卷“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一节中，介绍了抗战期间军统南京区的情况。在介绍卜玉琳烈士的生平时，他提到了“南京毒酒案”。相关文字如下：

民国廿七年抗日战事重心西移武汉，南京区遂成为敌伪政治活动中心及后勤补给枢纽。“南京区”亦奉命兼及拓展对敌伪之行动工作。二十八年七月初，“南京区”接获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内线同志钱念慈、张建华等之报告，得知日本派遣军总部将邀宴日本在华陆海军高级将校、以及当时伪组织“维新政府”首要梁鸿志、温宗尧、高冠吾等与会。“南京区”经妥善布置，透过该领事馆工友张建华兄弟之执行，乃置毒剂于酒瓶中。（其间，因毒剂限量与酒品种类之配合等问题，曾发生困扰，又一一予以克服）。事后获悉，此役功亏一篑，未竟全功，仅毙领事馆馆员一人、大佐军官一人、以及伪组织高冠吾口部灼伤而已。当晚，日军宣布戒严，紧闭城门，大肆搜索，但一无所获。本案即卜玉琳同志全权擘划，曾经局本部通令嘉奖。

从陈恭澍的文字可以看出，詹长麟应是军统内部人员，而不是普通工友。日伪举办宴会的情报是“钱念慈、张建华”主动报告的。钱念慈、张建华可能是詹长炳或者詹长炳的化名，也有可能是陈恭澍记错了。毕竟詹长麟、詹长炳只是军统南京区的基层人员，而陈恭澍贵为军统上海区区长，把两个基层人员的名字记错很有可能。

仔细对照陈恭澍的《反间活动中‘南京区’牺牲惨重》和央视《寻找英雄》栏目组的《1939年的毒酒案》，我发现它们可以互为佐证。首先是参与1939年投毒事件的关键人物：钱新民任军统南京区区长，卜玉琳、安少如等人协助他们投毒—这方面，两方认知相同。不过，《1939年的毒酒案》将南京区副区长的姓名写成了尚振武，而多次出现在陈恭澍文中的却是尚振声，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为同一人：“尚振武”系詹长麟记忆错误或者“武”字系印刷错误；第二，双方都提到了赵世瑞，而且对于赵世瑞的职务—首都警察厅特警科科长，记忆也是一致的；第三，投毒的情节、参加宴席的日伪要人的组成、投毒的后果以及为什么投毒功亏一篑的原因分析，两者几乎一致。

军统南京区的四任区长

“南京毒酒案”背后有一整个支持团队。

首先，要知道抗战时期军统南京区的领导者。从源头上来说，军统南京区首任区长是赵世瑞，第二任区长是汪兆龙，第三任区长是钱新民，第四任区长是尚振声。

赵世瑞与陈恭澍是黄埔军校同学，当时编在一个连队。赵世瑞生于1903年，卒于1952年，浙江诸暨人，黄埔军校四期生， 1933年下半年任职于南京首都警察厅，1935年因化解“藏本事件”有功，晋升陆军少将，后调任军事委员会驻宜昌办事处主任。汪兆龙是黄埔三期生，1935年秋接任南京区区长。

钱新民是云南人，黄埔军校出身，于1937年4月接任南京区区长。当时，尚振声由军统河南站站长调任钱新民的副手。至1940年11月15日，钱新民一直担任南京区区长，在他任内，军统南京区有很多出色表现。

钱新民接任南京区区长之时，适逢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有大量日本间谍向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渗透。其间，军统南京区的代表作是破获了行政院秘书黄浚父子间谍案。当时，这对父子被日本间谍南云造子拉下水，向日本间谍机关提供了很多重大的绝密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国民政府准备封锁江阴江面、发动偷袭、全歼日本游弋在长江中上游航道之内所有日本军舰的绝密情报，泄露给日本情报机关。南京区雷霆出动，一举破获黄浚间谍案，生俘南云造子等多名日本间谍。

尚振声，单名一个“方”字，河南省罗山县人，出身当地名门望族，其伯父曾担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弱冠之年，尚振声就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后又入干部训练班学习，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工作。1935年，他出任军统河南站副站长，后升任站长；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调任军统南京区副区长。尚振声面目清秀，与同事关系融洽。他调任军统南京区不久，即成钱新民的得力助手。

淞沪会战爆发之后，军统南京区就在部署上做了两手准备：他们将指挥部转移到了江北的六合瓜埠山区；挑选精干力量组成“南京行动总队”留守南京，执行除奸和暗杀日寇任务。管容德化名徐曦，担任总队长。12月初，日军兵临城下，军统决定让副区长尚振声留在南京，统一指挥南京的军统特工。南京大屠杀期间，很多军统人员避入国际安全区，四处搜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报告上级。

由于情势变化，军统南京区将人员和机构分散在南京和上海两地。因上海有租界的庇护，南京区在上海另外设立了一部电台，南京区的指挥机关书记室也一分为二，南京上海都有，而外勤人员（也就是具体执行任务的人员）分散在南京和上海两地。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日伪一网打尽。

叛徒致敌，军统南京区遭重创

在叛徒陈明楚投敌之前，南京区策划和实施了很多次针对汉奸和日寇的行动。军统的组织严密，日伪多次试图破坏，均没有得逞。堡垒最终还是从内部被攻破了。

汪伪“特工总部”的大小特务原先就有很多来自中统、军统，这批投敌分子恰恰是汪伪特工总部的骨干。他们落水后，牵连了一大批中统和军统特务落水。南京区被日伪破获，就是原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陈明楚投敌导致的。

陈明楚原名陈弟容，1937年底从南京区调到上海区，担任助理书记。1939年初，他加入汪伪“特工总部”任第一处处长。他的同乡，时任军统南京区专员的谭文质在其拉拢下投敌。他们大肆出卖军统南京区、上海区的组织，军统留守南京和上海的大批特工被汪伪“特工总部”抓捕。谭文质成为南京区的“犹大”，交出了当时南京区的留守成员名单。汪伪特工们按图索骥，钱新民、尚振声、卜玉琳等骨干分子首先被捕。

1940年11月15日下午，汪伪特工总部万里浪的手下林焕芝发现钱新民现身上海，正在上海南京路大新公司理发厅理发。林焕芝一面留守盯死钱新民，一面派人到汪伪特工总部76号召唤大批汪伪特务前来增援。

钱新民没有发觉异样情况，等他理完发下楼，已经走不了了，出路都被特务堵死。钱新民落入76号手中。由于他随身携带了通讯录，76号的汉奸特务们根据通讯录上的电话和地址展开大搜捕。军统南京区在沪书记室人员大都被捕。76号将他们押往南京，关押在汪伪“特工总部”下设的南京区监狱，由汪伪特务头子马啸天、苏成德亲自审讯。

尚振声的得力助手、时任南京区助理书记的卜玉琳被抓到南京白下路日本宪兵队（原国货银行大楼旧址）关押。卜玉琳出身天津巨富之家，是北洋纱厂的少东家。少有报国之志，毕业于北洋大学，为人精明干练，沉默寡言，尽忠职守。抗战爆发前入军统特训班受训，毕业后先到汉口工作，后调任南京区政治组组长。

卜玉琳是南京毒酒案的关键人物，日伪希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但卜玉琳从从入狱之日起就开始绝食，没过多久即悲壮成仁，时年34岁。卜玉琳去世后不久，军统南京区行动总队大队长王愈也牺牲。

大批潜伏特工暴露

拔出萝卜带出泥，汪伪特务无所不用其极，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对一些意志不坚定者颇见成效。

汪伪特工总部顺藤摸瓜，一举捕获潜伏在南京、上海一带的江苏省教育厅长马元放、京沪铁路与沪杭甬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李达三、军统南京区特派员黄征夫等，并且逮捕了打入汪伪政权内部、已经取得一定地位的军统人员黄光逸和邵明贤。黄逸光和邵明贤都是军统高级特工，平时只与钱新民保持单线联系。

黄逸光与汪精卫有旧，打入汪伪内部的目的就是伺机刺杀汪精卫。黄逸光原籍广东赤溪，墨西哥华侨，曾在墨西哥只身搏虎。黄逸光爱好旅行，1935年，他与好友结伴徒步环游世界，途经巴黎，在欢迎会上见到了汪精卫，两人由此相识。

1938年，他在非洲旅行期间，听闻南京沦陷，立即中断旅行计划，不远万里，乘船火速赶回祖国，在汉口再度遇到汪精卫，急切地表达了抗日愿望。此时的汪精卫尚有与日本抗争之心，留黄逸光在家中住下，写信推荐他到昆明航校受训，并赠路费。在昆明航校学习期间，黄逸光因身体条件不太适合，只能转做地勤人员。

汪精卫出逃河内之后，汪精卫的舅爷陈耀祖给黄逸光写来密信，核心内容是希望他在空军内运动，鼓动空军将士参加“和平运动”。对汪精卫投敌深恶痛疾的黄逸光深明大义，是非分明，当即将密信交给上级。由此，军统得知了他与汪精卫的特殊关系。

黄逸光不愿做默默无闻的地勤人员，主动请缨，希望能够上战场杀敌。军统几次制裁汪精卫都失了手，征求黄逸光的意见后，希望他打入汪伪内部。黄逸光慨然应诺。

在军统的安排下，黄逸光“出逃”南京，投身“和平运动”。汪精卫没有忘记这位“忘年交”，亲自召见，抚慰有加，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希望他发挥“航空”专长，帮助建立汪伪的空军队伍。黄逸光先后被任命为汪伪“教育部”专员、“宣传部”编审、汪伪“航空委员会”委员。

邵明贤出身杭州警官学校，是汪伪大员梅思平的老部下。梅思平在汪伪的巨奸当中，帮手不多，所以无法与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拥趸众多的汉奸抗衡。当了汉奸之后，梅思平给邵明贤写了一封密信，核心内容是“希望邵明贤参加和平运动，如能前来南京，必将委以重任云云”。邵明贤当时正在贵阳训练警察，戴笠在抗战时期插手全国警政系统，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同样深明大义、是非分明的邵明贤，主动将密信上报，并提出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打入汪伪内部—他也想伺机刺杀汪精卫。戴笠喜出望外，当即批准。

1939年冬天，邵明贤全家到达上海。梅思平迫不及待地安排他担任了“浙江省党部”书记长，随后又把他提拔为“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邵明贤深知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作掩护，将军统南京区的秘密电台放在了自己的宿舍里。汪伪“中央党部”占据的办公场所，就是位于湖南路上原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职工宿舍就在路对面。

黄逸光和邵明贤利用自己在汪伪中的地位，源源不断地将大量有价值的日伪情报送交钱新民，居功至伟。黄逸光在1940年11月19日被捕，他拒绝透露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日伪恼羞成怒，12月17日将他杀害。黄逸光罹难前索要笔墨，慨然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同日，邵明贤也就义于南京。

钱新民与尚振声的结局

钱新民的身份被76号破获后，汪伪胁迫他于1941年7月间就任汪伪“特工总部”上海“虹口区”区长。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南京区受到巨大破坏，牵连了很多同志，钱新民一直深深自责。经慎重考虑后，钱新民又秘密派人到重庆与军统重新建立联系。军统允其戴罪立功，让他另立电台与重庆保持联系。钱新民利用伪职作为掩护，将秘密电台设立在“特工总部”“虹口区”办公处。

被钱新民牵连的尚振声，则在南京关押了7个月，后经营救出狱。出狱后，尚振声随即与军统取得联系，恢复工作。他秘密派出军统南京区交通站负责人程希贤，经上海转香港赴重庆，报告南京区被破坏情况。尚振声随即被任命为南京区区长。因已被汪伪特工总部逮捕过一次，尚振声释放后受到秘密监视，于是他因势利导，加入汪伪政权作为掩护。利用个人关系，尚振声谋得了清乡部队某部第七旅参谋长一职，为军统南京站秘密开辟了一处新的据点。

此时，由军统局总部派出的潜伏在汪伪政权内部的高级特工程克祥（军统南京特派员）、彭盛木（台湾人，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生）均与尚振声取得了联系，将他们获得的重要情报转报重庆。他们都是通过周佛海妻弟杨惺华的推荐，打入汪伪“财政部”的，分任办公室主任和周佛海的机要秘书。

1941年11月8日，军统南京区上海方面的交通员被76号逮捕，钱新民出现在通讯录上。76号随后从钱新民处搜出了与重庆方面联络的秘密电台和密码本。钱新民再次被捕。据与他同时被关押并得以幸存的军统人员回忆，钱新民在狱中非常平静，静静地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12月13日清晨6时许，钱新民被日伪枪杀于上海西郊中山路刑场。

虽然尚振声此时已和钱新民脱离了组织联系，但汪伪方面认定他们是一伙的，尚振声再次被捕。1942年1月19日，尚振声就义。据同时被关押的军统人员回忆，尚振声当日似有预兆：清晨“放风”时，尚振声拾到一面破镜子，他一手拿着破镜，一手抚弄自己的眉毛，眉毛应手而落。他对难友说道，“真倒霉”。话音刚落，警卫就在门外喊他的名字。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与难友道别，并将衣物分赠难友以为纪念。

安徽铜陵：老虎、豹子也抗战

康狄

7月25日，著名抗战史专家萨苏先生应时代周报、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季我努学社邀请来到南京，在南京民间抗战博物馆举行了题为“百团大战的地位和作用”的讲演。面对现场的诸多小朋友，萨苏讲述了一个有关动物抗战的有趣故事。

萨苏先生说，中国赢得抗战胜利，领导者是以国共为首的抗战统一战线，事实上不止国共联合抗战，很多力量都加入进来了，比如有爱国之心的绿林豪杰，真正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皆在守土抗战—就连中国的野生动物也在帮着打鬼子。安徽铜陵离南京不远，那里就曾发生过老虎帮新四军打仗的故事，被记录在美国飞行员克林斯曼的抗战回忆录里。

抗战时期，安徽铜陵森林茂密，华南虎出没。之前，铜陵从来没有发生过老虎袭击人的记录。日本人在铜陵设立据点后，就发生了哨兵被老虎咬死并拖走吃掉的事。这个据点位于铜陵乡间，离当地一个被称为“三百丈”的地方不远。据点非常特殊，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上了铁丝网，而且这个据点里的鬼子基本上都不出来—据说是被老虎咬怕了。

克林斯曼在中国执行任务的时候，飞机在铜陵摔了下来，被当地新四军救了。在新四军把克林斯曼送到重庆去之前，克林斯曼住在铜陵的乡村野店。有一天他准备外出，开门时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两头豹子在门前玩耍。克林斯曼转身就要去取枪打豹子，被新四军拦了下来。新四军告诉他，豹子是我们的朋友，它们在这住了很长时间了，豹子嗅觉很灵敏，日本人来了，它们就跑了。所以，能看到豹子，说明日本人没在附近—豹子成了很好的预警工具。

新四军带着克林斯曼昼伏夜行，经过铜陵的特殊据点时，护送他的新四军告诉他，不要担心，只要不讲话就行，这个据点的鬼子被老虎咬怕了，鬼子刚建据点的时候就咬死了一个，所以这帮鬼子平时没啥事情，从不出来。新四军一行放心大胆地从日本鬼子的碉堡边上走了过去。

萨苏解释说，为什么铜陵当地的老虎不咬中国人，专咬日本人？他推测有两个原因：第一，日本兵出来都带钢盔，当地老虎从来没见过，觉得新鲜；第二，日本兵的鞋子和中国的不一样，脚的大拇指和其余四个小脚趾是分开的，走在路上留下的印记像牛的脚印。老虎有可能认为，鬼子是一种特殊的“牛”而不是人，所以就扑上去把他们吃了。

这件事传到日军高层，日军高层专门给日本东京的上野动物园写信，请教打老虎的方法。得到专家的指点后，日本兵派出100多人带枪打老虎。这批日军刚来铜陵时，新四军以为他们是来打仗的，于是在山上建好了阵地，准备跟鬼子们干一仗。可后来却发现，鬼子反而跑到对面山上去了。傍晚时分，对面山上的枪声停了，鬼子抬着一个担架下来了。后来，新四军通过内线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原来，日本兵进驻对面的山上后，做了人员分工，一小队的鬼子负责搜索一小片山区，从四面八方把老虎给包围了。老虎是顶级猛兽，一只老虎能控制很大一片区域，这片区域中只有一只老虎，这是专属它的地盘。可是，那天却冒出了两只老虎，从外面进来的一只老虎扑到了一个日本兵，给被围的那只老虎打开了缺口，两只老虎里应外合，成功逃脱了。原来，日本鬼子打老虎的时候正值老虎的发情期，外面来了一只老虎来和这只老虎交配，正好碰到鬼子搜山，就把自己的“情人”救出来了。

空军中将、新四军第7师的原作战干事曾幼诚的回忆录里记录了这个故事，可和克林斯曼的回忆录相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