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海上花

读品

文/徐瑾

中国都市的现代性，与开埠不可分离，而其中旧上海更值得一书。其实上海好的光景不过几十年，其兴起背景，时局变化导致人口巨量流入。人口涌入而百业兴旺，亭子间文化也成为上海一大特色。按照作家木心的说法，只有上海人知道“亭子间”是什么东西，“住过亭子间，才不愧是科班出身的上海人，而一辈子脱不出亭子间，也就枉为上海人”。

亭子间面积往往不过六七平方米，算是上海石库门房子中条件不好的地方，最初要么作为阁楼，要么用来堆放杂物。随着上海租金日长，不少人也涌入亭子间，二房东纷纷兴起，亭子间也开始走红，一家入住也不少见，其中少不了文人，例如作家鲁迅杂文集有《且介亭杂文集》，“且”和“介”分别取了“租界”的一半。当时鲁迅住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一带，且介亭就是租界亭子间之意。另有一说，当时鲁迅所住地段原本是租界边缘，但是随着租界修建道路的衍生取得管辖权，所谓“越界筑路”，因而算是半租界，且介亭就是半租界亭子间之意。

无论如何，亭子间中，来去匆匆，除了各色文人，当然也有三教九流，亭子间文学也成为一大特色。其中翘楚者，当算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我小时候偶尔听过《亭子间嫂嫂》，但并没有看过，最近和一海归数学家聊起此书，他少年时看过，对这书尤其念念不忘，迄今仍很推荐，我由此开始读此书，觉得大有“沧海遗珠”的感慨。

“亭子间嫂嫂”是一旧上海私娼顾秀珍别称，因独住在石库门房子中较差的亭子间而名。以隔壁文人朱先生的眼光来看顾秀珍的卖笑生涯，门前各色人等交关，可见旧时风土人情。上海学者贾植芳评价说“亭子间里，看上海黑道白道，风尘女子，说社会伤感故事”。至于周天籁，如今知道的人不多。周天籁出生于1906年，13岁来到上海，他被认为是上海话作家，但其实是安徽人，这在《亭子间嫂嫂》男主人公“朱先生”处也有自述。当年他来上海，从学徒做起，以儿童文学起家，最终被认为市民文学代表，除了《亭子间嫂嫂》等多部小说之外，周天籁晚年散文也为人称道。

《亭子间嫂嫂》原本刊在名不见经传的《东方日报》，这张报纸从此走红，发行量也从三千份增加两万多份。据悉《亭子间嫂嫂》连载50万字后，周天籁不堪重负，准备结束，在报馆老板的恳请下，最终写到100万字，最后亭子间嫂嫂被周“狠心”写死才算结束，但后来在读者呼吁之下也出续集，依旧分外红火。

周天籁甚至亭子间文化，大背景都与上海当时的租界生态与报业繁荣有关。周本人在20世纪40年代还在继续写作，随着各类报刊在1949年前后停刊，周本人在1951年去香港，本意办报，不成而加入邵氏兄弟影业公司，从事宣传，60年代移居台北，80年代初期回国，可惜不久就亡故。周的题材本身不在主旋律之中，加上去国日久而回乡时间不长，使得周天籁近乎中国文学史“被除名的人”。

90年代之后，30年代的上海翻新出炉，成为流行文化一部分，但周天籁之类反而籍籍无名，有待挖掘。有人评价他最能代表上海风情，他的作品中不少原汁原味上海话，活灵活现。以《亭子间嫂嫂》以及续集为例，一套书三大册，但是行文流利，一路翻下来也不累，闭上眼似乎还能听到《亭子间嫂嫂》的满口苏白，很有上海人所谓“敲敲头顶，脚底板会响”的意思。有人撰文总结出周天籁文章中常用的“上海闲话”，例如，“象牙筷上攀雀丝”“杀枯郎头”“调花枪”“勒煞吊死”“邪气结棍”“五筋合六筋”“黏滋疙瘩”“呒亲头”“晏歇会”等。如今本土上海作家，未必有周氏功底，能将日常方言自然融入叙事而不失鲜活。

更难得的是，即使写娼家故事，情节清爽干净不说，文章尤其有一种都市特有的人情味，一方面写出市民生活不易，比如亭子间嫂嫂为了应对生活成本，有机会就以“交房租”“做衣服”名义敲诈客人，丝毫没有心理负担，另一方面，亭子间嫂嫂对人也留有余地，大方起来不仅完全不谈钱，甚至还会补贴给已经落魄不堪的旧客人。

娼妓是市民文学极为重要也被忽视的一块内容，其中最为出名的大概是《海上花列传》，张爱玲曾经感叹“《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胡适、鲁迅等人对于《海上花列传》评价甚高，加上台湾导演侯孝贤的电影，更使得这部小说为人所知，比起《亭子间嫂嫂》，知名度可谓天上地下。这两本小说题材接近，但是小说技巧以及内容其实区别很大，对比来读非常有趣，但是简单说谁不好并不公允。《海上花列传》是前后呼应用心颇多的长篇小说，情节平淡中暗藏起伏，聚集于高级妓女，其中的场景甚至有些冷清；而《亭子间嫂嫂》是逐日逐月报章连载，情节追求戏剧化而有欠深度，人物也是中下层妓女，却有一派小市民的热闹。从小说技巧而言，《亭子间嫂嫂》没有《海上花列传》来得复杂，情节也不乏直接重复之处。

也正因此，《海上花列传》和《亭子间嫂嫂》看似都写娼妓，但社会阶层完全不同，前者聚焦是高级“长三”，后者则是下级私娼。何谓长三？这就不得不引出更多掌故，旧上海娼妓分为好多种类，从高级到低级粗略可以分为，书寓、长三、幺二、咸肉庄、台基、野鸡、花烟间、钉棚等。

所谓长三，也就是源自最早陪酒三元夜度三元的规矩，一位三十四年代的上海小开曾经如此写长三的排场，“门口有带玻璃罩的电灯，罩上写着当红姑娘的花名。经营者大多是年老未曾谋得归宿的姑娘，或嫁过后下堂不愿重作冯妇、有能力独当一面的女性”。长三也不是什么客人都接，除了看样貌更看色艺应酬，往往也叫“先生”，客人往往花费千金也可能无所着落，而长三一般应酬的也是相熟的客人，相熟的人也往往把长三所在作为谈事情的场所，甚至长三在客人的生活中交际的作用大于性需求。

这点在《海上花列传》已经铺陈比较明显，中国男人过去的早婚往往导致情感荒芜，妓院尤其高级妓院成为情感启蒙的开始，性反而不是最直接的目的。张爱玲尤其指出，“就《海上花》看来，当时至少在上等妓院——包括次等的幺二——破身不太早，接客也不太多，如周双珠几乎闲适得近于空闺独守——当然她是老鸨的亲生女儿，多少有点特殊身份，但是就连双宝，第十七回洪善卿也诧异她也有客人住夜。白昼宣淫更被视为异事（见第二十六回陆秀林引杨家妈语）。在这样人道的情形下，女人性心理正常，对稍微中意点的男子是有反应的。如果对方有长性，来往日久也容易发生感情。”

比较之下，“幺二”资费就次了一级，也比较直接，据说名字是来自打茶围一元侑酒二元，而据说幺二往往对于客人生熟不拒。一本西人研究旧上海娼妓生活的著作《危险的愉悦》就总结说，“在通货变化的年代，幺二们实际的收费标准如何不清楚，不过民国年间要让妓女晚上陪伴助兴，耗费肯定大大高于 幺二 名字所示。众口一致的是幺二唱功不如长三，卖色费用也低于长三。幺二妓院规模一般较长三妓院大得多，每个妓院还下设许多小的堂子。”

长三幺二曾经是旧上海风华的代表，多是苏州籍贯，鲁迅《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就曾戏谑“民国初年我就听说，上海的时髦是从长三幺二传到姨太太，之流。”饶是如此，幺二已经被长三相当看不起，至于亭子间嫂嫂，更是等而下之，属于私娼，舍不得出钱捐“照会”——所谓照会，就是妓女公开执业牌照。《亭子间嫂嫂》开篇就有顾秀珍因为没有照会被租界拘留了一夜的情节，没有照会也是“因为捐不出”。换而言之，亭子间嫂嫂属于比较低等的妓女。她年轻貌美，能言善道，书中多次说她“一副台型”可以拍电影，不输胡蝶、顾兰君等明星；嘴巴厉害到可以驳倒多人，读政法毕业可以做“律师”；打扮起来不是被认为少奶奶就是女学生，可惜吃亏在不识字。她本来是嘉兴人，为了招徕更多客人冒充苏州人，平时招揽客人也是游跑公司走客栈，甚至兜马路。

因此，《海上花列传》是长三先生们的高冷交际，《亭子间嫂嫂》是市井妓女的热闹皮肉，前者是狭邪小说中的正经文学，后者是亭子间文学的旁逸斜出，各有各的好。二者在过去或许艺术评价差异很大，但是在今天却有一种相同的情致，都令人怅望旧时光。看到近日报纸采访一位以写旧上海闻名的作家，问如何知道当时人生活，答曰想象——这或许是诚实的想象，但是这座曾经伟大热闹城市的芸芸众生，其间生存生活毕竟不是现代人能够想象得来，对比之下，这类旧小说的好不仅意思入骨入味，更在于是当时的人所写，即使并非亲历，也是目睹或者间接生活，种种情景都有过去时间的情味与重量。

多说一句，亭子间嫂嫂住在四马路会乐里，即今天的人民广场来福士，而会乐里过去是上海娼妓的大集合点，按照上海县志资料，“新会乐里的娼妓最为活跃。28幢房屋，除一家是乾元药房外，其余都是妓院”，据民国37年户口登记簿记载，“会乐里有妓院151家，妓女587人。1949年1月统计，这里妓院总数达171家，约占上海当时的妓院总数800家的五分之一。”

随着50年代的改造，会乐里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根据官方资料记载，“1951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下令禁娼，封闭妓院，成立妇女教养所，收容她们学文化，学简单的生产技能，并为她们治疗性病，逐步就业。当时会乐里尚剩有10余家妓院，53名无家可归的妓女，均由妇女教养所收容。据1958年会乐里居民委员会统计，曾在妇女教养所收容教养的53名妓女中，除一名暗中重操旧业，被送去劳动改造外，其余6名在家做家务，24名参加里弄生产工作，22名在工厂、商店、学校、医院工作，其中16名成为单位的生产骨干，被评为生产能手。53名中有46人组织了家庭。”

一切新的碾过一切旧的，于是红粉都平复了，只有一二文字，尚能留存当时诸多女子的爱与恨，变动的大时代与生活的细碎段落。

《亭子间嫂嫂》

周天籁 编著

岳麓书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