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国进入了大调整、大改革等经济“新常态”时期。国际经济没有好转，外需低迷，对外贸易不畅。而在国内，由于调结构，政府投资大幅度下滑。至于房市，开始上涨。股市，则经历了从全面牛市到慢牛、到上下波动和熊牛转换的转换期。尤其是互联网+和小微品牌创业，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国有企业改革则在深度酝酿之中。
如何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如何认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转型特征？
最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鹤于2012年10月发表于《比较》的一篇题为“经济学——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的文章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篇文章从历史大视角考察了上个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比较了其大背景与表征的异同。刘鹤认为，吸取西方国家的经验教训，考虑到我国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在诸多可以选择的政策建议中，有三点值得思考。首先是，树立底线思维方法，对危机可能出现的最坏场景作出预案；其次是，把握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重大变化，谋求中国利益和全球利益的最大交集。在本次危机前，我国的战略机遇主要表现为海外市场扩张和国际资本流入，我国抓住机遇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中心。本次危机发生后，全球进入了总需求不足和去杠杆化的漫长过程，我国的战略机遇则主要表现为国内市场对全球经济复苏的巨大拉动作用，和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的技术并购机会和基础设施投资机会；最后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抓好重大课题的务实超前研究。尤其是需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出发，对一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好的事进一步务实研究，尤其需要增强全球视野，提高定量化程度，使研究成果具有可操作性。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在6月25日举办的“2015中国未来经济论坛”上就中国经济的增长、结构、风险、潜力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就事论事性地回应了社会关切。刘伟重点回答了五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长现在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到底有没有效率支撑？增长的同时有没有发展？中国经济健康增长到底能保持多长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究竟有多大？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究竟在什么地方？
刘伟认为，按照汇率，即使到2020年中国实现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中国GDP是17.6万亿美元，美国GDP是17.4万亿美元，至多赶上美国现在的水平。从大的趋势阶段上说，中国现在是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根据十七大要求，2020年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由于中国相对西方国家的后发性，从潜在增长率因素来看，中国还有比较高的增长区间，这里因素很多，比如长江经济带、环渤海、对外开放的“一带一路”，支持“一带一路”的金融平台亚投行、金砖银行，深化改革，改革红利，结构升级，城镇化推动。解决中国经济均衡增长、可持续增长问题，关键是结构调整，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首先是技术创新，而技术要依赖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包含两大内容，一是建立市场经济，二是全面依法治国。而这一切，都依赖于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在改革中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
实际上，两位学者都认为，当前形势表明，中国经济进入了结构深度调整的关键期、风险全面释放的窗口期以及经济增速筑底的关键期。由于中国独特的优势，中国经济新的生机清晰可见，将在不断深化改革和结构调整进程中铸造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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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