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野鸡大学的学位证书95%卖给了中国人

如何理解今天全球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哈佛大学也曾是“野鸡大学”这个事实？

沈阳师范大学大四学子在校园里拍照留念。

在现有教育体系框架下，上大学网公布的210所“野鸡大学”自然是非法的。谁最有权威认定一个机构是“野鸡大学”？对那些文化不高的家长来说，如何辨别一所大学是“野鸡大学”而不是正规大学？如果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从事野鸡大学的人员或机构，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想消除“野鸡大学”，前提是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受到合适的教育。这种多样性的受教育机会，光靠政府来提供是不够的。既然政府不能统揽一切，如何为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提供制度创新的空间？如何理解今天全球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哈佛大学也曾是“野鸡大学”这个事实？

警惕假大学

长期以来，由于教育市场需求的多样性和强大动力，也因为学历崇拜等因素，在全球范围内。“野鸡大学”屡禁不止。目前，全球250个著名的“野鸡大学”、国内最近由教育部机构等确认的210所“野鸡大学”，看中了中国这块肥肉，在国内教育市场“为非作歹”。“野鸡大学”的需求者既有政府官员、企业高管，也有高考落榜生及奉行学历崇拜的学生家长。对后者，“野鸡大学”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如何区分“野鸡大学”和正规大学？如何建立高等教育部门内外的教育评价机制？如何面对“野鸡大学热”所反映的教育市场需求？教育体制改革如何为这一需求的合理化提供制度创新空间？

——反思——“野鸡大学”的生长土壤

时代周报评论员 沈阳

钱钟书小说《围城》中方鸿渐在北平上大学期间，由于能力问题，从家乡人很看重的土木工程转到社会学系，最后转到中国文学系勉强毕业。欧洲求学期间，方鸿渐四年中换了三所大学，兴趣颇广，心得全无；为了应付家人，只好从一个在美国爱尔兰人那里购买了一张“克莱登大学”的假博士文凭。取得野鸡大学文凭后，方鸿渐便踏上了去“三闾大学”的求职之路。三闾大学地处湖南偏僻的乡下。这个学校的市侩校长高松年是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的酒色之徒。与方鸿渐一样，外形木讷、内心狡诈韩学愈也购买了“克莱登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娶了个自称美国人的白俄老婆，并获得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职务。

很难说方鸿渐是“克莱登大学”的直接受害者。论到就职，方鸿渐一度是野鸡大学假博士文凭的受益者。与韩学愈相比，方鸿渐“既善良又迂执，既正直又软弱，既不谙世事又玩世不恭”脱颖而出。如果承认文学作品中的一些素材来源于现实生活，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野鸡大学”在民国年代亦非罕见，甚至其持有者一度掌握了一些地方高校的管理权。这或许可以证明了民国时期的教育至少在作家看来并非如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么好。

若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即便购买了野鸡大学文凭，方鸿渐应该没有机会在国内高校就职。对机构官方网站内容的查询，简单技术即能帮助我们辨别一个机构是否为野鸡大学。稍稍有点文化的考生和父母家长很容易分清哪个是“野鸡大学”、哪个是正规大学，何况教育部及其各高校人事部门的专业之士。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野鸡大学”仍然屡禁不止。全球250个著名的“野鸡大学”、中国国内最近由教育部机构等确认的210所“野鸡大学”，看中了中国这块肥肉。

网易新闻“另一面”第656期《中国人养活了美国野鸡大学》提供了非常详实的分析。该文指出，“唐骏学历风波后，中国人对于野鸡大学并不陌生。事实上，遍布美国的野鸡大学在美国声名狼藉，却满足了中国社会的需求而大放光彩，已成美国野鸡大学的‘富矿’，中国还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业者达数万人”。这篇文章指出，“美国大学采取的是注册制，谁都有办学自由，对大学的认证也交由民间机构”、“在美国野鸡大学合法但发放不被承认的文凭违规，利用野鸡文凭求职可能涉嫌犯罪”、“野鸡大学迎合中国社会需求，多开办MBA、EMBA、DBA等热门商务课程”、“一份野鸡大学学员名录中，60%以上学员为国企或国家事业单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诱人的价格忽悠的洋文凭真实的名教授，野鸡大学现在更多忽悠文化不高的企业家”。

就个体意义而言，最大的损害者还不是管理层（当然会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而是正在成长中、需要被专业化教育所精心呵护的青少年及其家长。

如果说《围城》中方鸿渐是故意上了贼船，这些家长则是被骗上了贼船。但也不能简单地把责任全部推到骗术并不高明的“野鸡大学”身上。凭什么一些人靠着某种关系和一些金钱的打点，就能获得“内部指标”而“低分录取”？或许我们可以批评这些考生和父母家长的信息搜集能力过分落后（其实他们如果有足够意愿，还可以直接去“野鸡大学”所承诺的校址去认真看看其软件和硬件），以至于那么简单的骗局都无法揭穿。

可是，一旦在文化层面进一步反思，我们就会发现，“野鸡大学”的“受害者”，实际上是中国法治文明的颠覆者，是中国“潜规则”、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指出的“小圈子差序格局”的信奉者，换而言之，是中国传统的人治治理体系和“走关系”、“开后门”的身体力行者。中国以高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指挥棒，以及某种特定的格局，仅仅是给了他们以某一种方式被欺骗的机会。倘若其价值观不改变，即便他们有再高的社会地位，或者在其他某种无助的情况下，仍然会“病急乱投医”。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一部风靡全国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作）中的“张小理”就是打着某种特权的旗帜作恶。在今天，各种假“内参”和假纪委干部欺骗一些问题官员的违法犯罪事件仍然时有发生。

“野鸡大学”还反映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学历崇拜和职业教育的缺失。“野鸡大学”能忽悠一批父母，折射出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市场面临着学历教育严重过剩、而客观上职业教育严重不足的问题。《围城》中方鸿渐的经历也证明这个道理。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没有教育需求就没有教育市场。在传统社会，很多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人才哪怕没有多大的广告，也能风靡一方土地。这些具有较高能力的民间大师，他们并不颁发任何形式的学士、硕士、博士文凭，但其门徒源源不断。在日本等国，一千年前酿酒的，过了一千年，这个家族的长子仍然在酿酒。这是何等的民间职业教育和传承体系。在德国，工业革命之后，在政府和民间的支持下，各种层次的职业教育充分发展、互相竞争，在民间社会也很难形成“野鸡大学潮”的出现。若有日本的学徒体系和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野鸡大学”能有多少市场空间？

进一步的讨论则会涉及中国教育体制的深层次命题。政府如何为民办大学提供制度创新和长足发展空间？有一些市场化特别强烈的民办学校，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独立品牌意识和做大做强愿望。我们知道，在民间体系中，常常有一些人，事情还没做成，就开始做广告，在广告中会有一些超出事实的“自夸”（有时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未来的期待和外部承诺）。还有一些在公办教育体制外的、在政府的行政审批外独立办学而政府有关部门仍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教育机构，在一般的道德体系中他们是诚实之人，有时他们也会颁发一些外界看来很奇怪的“文凭”。主流社会并不认同这些“文凭”，但民间社会中就是有一部分人士尊重这些“文凭”，且他们的孩子实际也受益于这些“文凭”所提供的“鼓励机制”。对这些特立独行的“唐吉诃德”，我们不要轻易用“野鸡大学”来认定，只要他们没有哄骗学生入学、没有危害国家安全等犯罪行为，政府部门最好充分考虑尊重其教育创新权利。在这方面，改革开放的中国应当充分发挥制度创新的思想解放能力。

这不仅仅是民办教育的期待，“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政府也在努力。2015年1月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系统修改的修正案草案。草案明确对民办学校实行分类管理，允许兴办营利性学校。久负盛名的“新东方”等就是规避中国法律，借助VIE方式在美国上市的。就中国改革的本质而言，教育改革乃是政府向民间赋权或还权。禁止民间办营利性大学、只允许办非盈利性大学的教育改革是“半拉子”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让这种半拉子改革被“全面深化”，尊重民间组织办学自主权，建构市场化、自由化、规范化、科学化的宏观教育管理体制。如此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改革，能在国家制度层面大力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根本上捣毁“野鸡大学”的经济社会基础，引导高考落榜生及其家长，在一个职业教育全面发展的时代，仍然有其依赖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过上体面生活的可能。

至于官员和国企高管购买“野鸡大学”文凭以欺骗组织信任，与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毫无关系，而是需要纪委监察部门持续的高压反腐。

总而言之，高考在即，海内外“野鸡大学”名单的被公布，有其现实针对性。对学生及其家长来说，需要看清现实，建立人生新价值观和新方法论。而对改革开放的中国而言，明确何谓“野鸡大学”，认真思考“野鸡大学”的“屡禁不止”所表达出来的民间教育市场之需求，为合理满足这一需求，进而积极探索教育发展及其乱象治理的新模式，亦即教育模式需要呈现多样性，中国民办教育需要不断地专业化。

——头条——野鸡大学挑战教育法治进程？

王雄

近日，上大学网连续三次发布国内虚假大学名单，今年公布了210所虚假大学，引起社会热议。上大学网是江西一家民营企业，从事高中生的学业规划和大学专业的选择。随即有网友质疑，本该由政府发布的信息怎么由民间机构发布呢？而且居然北京最多，有83所，占全部虚假大学的44%。教育部立即回应，公布了具备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院校名单，共2246所，但并不会公布官方版“虚假大学”名单。

假文凭与假大学都是应社会强烈需求而出现的。笔者每年都会接触大量高三学生和家长，经过十多年的打拼，高三学生付出了大量精力，渴望艰难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回报。但是，现实却难以满足这种巨大的需求，因此，有些考不好的学生，特别是低分段的学生就会选择一个学校，以便让家长满意。而这样的家长有不少是处于社会底层，有些文化水平不高，看到冠以“中国某某大学”，自然会很开心。

实际上，有类似的需求人群并不仅限于高三学生。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找工作，文凭自然是关键的因素。当然，一般机构都能识别这样的文凭，只有同样处于草根阶段的机构才会相信假文凭。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当下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是处于公众视线中的社会，媒体能够不断关注到，可以称之为“公众社会”。而另一个社会处于“公众社会”的边缘，他们同样有一个庞大人群，只是人们对他们的运行规则不甚了解。有一次，笔者在北京打车。由于的士太少，只得乘黑车。司机是一位来自张家口的小伙子，告诉我说不认识路。我发现他不认识路牌。就问他，识不识字。他老实说，不识字。可只要去一趟就能认识。我问，你上过小学吗？他说，上过，只是老师不教，自己也不学，但是他有初中文凭，花200元买来的。本来可以买高中的，后来想想，自己不识字，太容易识破了，就没买。从初中，高中，到大学文凭都可以买卖，必然有一个黑市在我们的视线之外，满足着部分民众的需求，只是这个需求是扭曲的。

其实你只要进入上大学网，即可看到真假大学验证，输入你想上的大学名称，就能查到该大学是否上了黑名单。那么，上大学网的数据是哪里来的呢？他们怎么知道哪些大学是假的呢？

只要核对由教育部当年公布的《教育部批准的高等学校名单、新批准的学校名单》、《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名单》，以及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最新公布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名单，即可确定学校是否具有高等教育办学资质及招生资格。

在现有教育体系框架下，那210所野鸡大学自然是非法的。如果发现了从事野鸡大学的人员或机构，我们该怎么办呢？举报？查处？忽然，就想到国家还缺少一部重要的法律《学校法》。今年3月的人代会上，有代表提出了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校法》的议案，并指出依法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三方新型关系的重要性。但尚未看到全国人大对此有何具体举措。回顾教育的法治历程，可以看到最近十年教育法治进程缓慢。在已经颁布的与教育相关的法律中，绝大多是上个世纪的。如《义务教育法》（1986）、《教师法》（1993）、《教育法》（1995）、《高等教育法》（1998），新世纪只有一部《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由此可见，国家立法部门尚未对教育法治有足够的认识。

没有相应的法律，教育部与地方政府都很难处罚野鸡大学。只是用“堵”的办法难以解决社会需求的洪流。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另一面——

政府公布野鸡大学“官方名单”远远不够

张会杰

野鸡大学是指完全不培养或以极低水平培养学生，向学生随便发放证书文凭的机构。这类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不具备普遍认可的办学资格，当然，由其发放的证书文凭等一般也不被官方承认。

陈为军先生导演的纪录片《出路》中湖北弘博软件教育学院—一所自考学院的招生教师这样评价这所学校，“严格来说，我们不是一个学校，我们就是一个公司。就是把学生弄进来，交了钱，然后，再把他弄走就可以了。中间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学校从来不会管你教得好还是不好。弘博的教师90%没有教师资格证。”这就是一所典型的野鸡大学，其基本办学资质的低劣是没有争议的，“（一高考生）家里那么穷，过来把钱送给弘博，搞鬼啊，昧良心啊！这个学校的老师都干不长，伤天害理的，受不了”。这类金钱至上的空壳学校类似于生产毒奶粉的无良企业，毒奶粉致婴儿于死地，空壳学校则导致青少年心灵枯竭，还极可能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植入不负责任与不择手段。从这层意义上讲，野鸡大学的危害或许比毒奶粉企业更严重、更深刻、更久远。

临近高考，教育部网站上正式发布了本年度全国高等学校名单。一些媒体以“是否是野鸡大学一查名单便知”等标题对此做法进行了颇为乐观的跟进报道。实际上，是否是野鸡大学涉及高等教育内部和外部的评估与鉴定。目前由教育部官方直接提供“国家承认学历”的高校名单，不在名单之列的自然属于毋庸置疑的野鸡大学，是否是野鸡大学比照教育部公布的名单“一查便知”，此一办法简易而明确。然而，野鸡大学的认定及其监管并不是简单公布名单后根据名单直接比对就可轻易解决的。

这里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第一，那些表面上看似乎不具备办学的“资质”，无法获得政府行政审批，但办学者出于高尚的价值追求，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教书育人，这样的机构在中国或许真的不多，但不能断然认定该类机构绝无仅有。需要为该类机构的成长及自主发展提供渠道和空间。

第二，那些表面上已经具备了办学“资质”，甚至享有盛誉的名校，如果并不真正关心学生的培养，其颁发的文凭从本质上看也是“假文凭”。有严肃学者就认为一些知名大学不过就是“准野鸡大学”而已，因名不符实，即便考进去也是了无生趣。全国的考生大可不必都盯着这么几所高校。从内在本质来看，上什么大学其实无关紧要，上与不上是平等的。当然，这种平等是共同沉沦意义上的。当前包括“985工程”大学在内的高校，对基于宗旨与使命的教育教学及学术活动之内在目标的缺失、战略选择上的混乱以及发展异化，的确非常严重。

在西方，现代教育体系中逐步启动并强化了一系列的外部评估制度，如质量认证（accreditation）和问责（accountability）等。在美国，要建立和运转一所大学并没有办学执照的要求。但是，一个高等教育机构必须通过鉴定才能真正发展，这意味着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正在按照由自愿鉴定协会建立的标准规则运转。遵守标准规则的情况，由来自其他机构学者组成的委员会的定期访问来检查。这类评估鉴定主要体现在：确认一所学校或教学项目已经达到共同体所确认的标准；帮助学生鉴别学校，帮助学校确认学分互换的可能性；为公共部门和私立基金会鉴别投资院校和学术项目提供帮助；帮助学校免受内外部不良压力的影响；帮助薄弱的院校和项目建立自我改进的目标并推进院校不断提高标准。虽然对院校和专业的资格认证并不由美国政府直接组织，但是，联邦政府拥有并行使着对办学主体的资质监管职责，联邦政府将评估结果在网上予以公布。除办学资质，对于办学中的财政和法律问题，政府也有监管的职责。1991年，因怀疑一些学校在暗中交流有关学费、教师工资和学生财政等信息，从而违反了反托拉斯法，美国司法部曾发起了一项针对56所大学的民事调查。做过12年斯坦福大学校长的肯尼迪感受极深，认为大学应更主动地迎接就自身和公共责任解释的挑战。

传统上，英国高等教育强调以内部评估为主，主要依靠大学自我规范、自我保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进程，英国政府对高等学校内部质量保障的可靠性失去信任，开始强化外部对高校的绩效评估。政府强化对办学主体的监管职责符合国际教育及学术活动质量保障的总体趋势。

因此，政府公布官方名单，社会媒体广而告之在现阶段的确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然而，仅有这些还是非常不够的。各级政府部门对高等教育有着不能推卸不可替代的监管职责。仅从一个细微的角度来看，政府应大力支持并保护社会力量对各类高等教育进行以事实证据为基础的不拘形式的公开报道。以纪录片《出路》为例，这类多角度反映当前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尤其是野鸡大学办学特征的纪录片不应该人间蒸发，可以在主流媒体进行播放。此类纪录片有助于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反思和各方的务实讨论，如果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对于广大民众是否接受以及接受何种高等教育辨识能力的提升亦会有所促进。

政府以外部评估为手段的监管责任，应当是并且必须是对高等教育及学术活动自由公正竞争秩序的监管。虽然高考前公布高校名单这一具体做法在解决部分民众被欺瞒方面具有明显的功效，但对于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公平而言，则需要推行一种有关竞争秩序的政策机制，使各类显性的隐性的野鸡大学无所遁形。

出于国家现代化之考量，政府决策者的政策必须保持足够的中立，其本身不能助长各类特权的滋生，对所有机构和组织的竞争准入一视同仁。从长远来看，当高等教育体系遵循这些规则时自然会产生公正和高水平的结果。

总之，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使所有参与主体公正自由竞争的秩序得以确立。只有这样，野鸡大学魔咒或可得以破解，野鸡大学现象至少得以缓解。

——调查——

打击假大学，人人有责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高扬 发自广州

近日，高考资讯服务平台上大学网公布了《2014年中国虚假大学警示榜》，加上之前公布的虚假大学，共计210所。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这些虚假高校大多打着“中国”、“北京”字号，其中标注办学地点是北京的占44%。

各式各样的虚假大学

虚假大学一般是指未经教育部和地方教育部门审批，没有办学资质的学校，在上大学网公布的210所虚假大学里，大部分只是凭着“网站+印刷厂”行骗的子虚乌有的大学，比较容易识别，除非上当者为了假文凭“主动受骗”、你情我愿，而有些学校的行骗方式则更不易被人察觉。

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网站+印刷厂”式的虚假大学，只是打着“大学”的幌子，通过注册多个网站骗取生源、出售假文凭等方式获利，学校根本不上课，直接打印制作证书，快的话甚至一个礼拜就能出证。假大学一般会要考生以网络支付方式先打一半订金到指定账户，等考生拿到证书，从虚假学校官网上验证证书信息后，再将余款缴完。上大学网提供的一份“学位价目表”上显示，“学位证”的价格低则80元，高则数百元不等。

在为数众多的虚假大学中，还有部分“学校”事实上是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并没有颁发毕业证的资格，但这类机构在校名、机构设置等方面故意混淆网络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考与普通高校招生的区别，以社会办学的助学班、网络教育班等入学通知书冒充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内的录取通知书。拿去年被曝光的北京黄埔大学来说，该校突然提前向大三、大四学生颁发毕业证，让他们提前毕业，此举引起学生的疑问，经过多方查询，他们才发现北京黄埔大学的“真身”是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由于校方混淆学校的性质，致使数百学生无法拿到合格的大学毕业证。

有些虚假大学的存在则更令人困惑，它们并非民办非学历教育机构，但仍能正常招生、教学数年。

据报道，2010年被查封的北京中联司法学院，持续诈骗达5年时间，这所“山寨警校”内训练场、射击场、水上训练场等一应俱全，学生宿舍外墙上画满“攻击装备”等各种军事示意图，“教官”、“学员”身着仿警用作训服或迷彩服。这所学校甚至能安排实习，一些学生被安排到警法机关，但不过是做勤杂或保安，而且不久也被辞退。2009年之前，北京市教委、公安部门曾多次到中联司法学院调查，但这所“山寨警校”仍屹立不倒。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辑部部长”的校长王鹏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公然称“公安和市教委都来查过，也没把我带走”。直到2010年5月，北京市公安、司法、教育等多部门执法人员联合行动，将中联司法学院查封，校长王鹏瑞等人被警方带走，而此时，“山寨警校”已经成立了5年。

上大学网内容总监谌江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虚假大学虽然在名称、宣传上很有迷惑性，但有很多简单、直接的识别方法：教育部网站每年都会公布最新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若不在名单之列，则该办学机构不具备招生资格，也可以查阅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最新公布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文件。

另外，我国的高等院校、中小学和依法设立的教育科研机构的域名后缀一般都为.edu，而对于域名后缀为“.com”、“.org”或“.cn”的学校，则需根据该校网站上的备案号，前往工信部网站备案系统查询。从网站的内容来看，虚假大学的学校的新闻、公告，一般都常年不更新，有的是跟学校没有关系的垃圾信息。有的校园简介、学校新闻，还有图片则抄袭、盗用正规学校。许多虚假大学网站上都有“学历查询”功能，而正规高校的网站则没有这项功能，证书信息只能去学信网上查询。

虚假大学泛滥，谁能置身事外？

谌江平告诉时代周报记者，虚假大学之所以猖獗，年年有披露，但年年会新增，原因在于这些虚假大学背后的不法分子使用的造假技术和手段，已经远远超出各级教育、网监等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范围。据上大学网调查，这些虚假大学可能涉及互联网域名供应商、电子商务平台网站、搜索引擎竞价排名、高流量网站里的第三方广告、中小型网站论坛或贴吧、第三方学历查询和论证平台等多方面复杂的监管漏洞，以至于他们在互联网线上、线下还“大有市场”。谌江平说，网站域名任何人都能注册，网站的服务器可以挂靠在境外，这给监管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而“政府部门的微观操作能力不够”。

在这些客观因素之外，唯文凭论是虚假大学产生的土壤，不少用人单位充满学历歧视，各种评先评优、升职晋级都要看学历程度，有些单位则觉得“海龟”比“土鳖”要高级，将有外国高校文凭作为取才标准。

根据教育部《201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授予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共有707所，而另一部分未被纳入国家学历教育体系，即不能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则高达823所。谌江平表示，要想彻底消除虚假大学，并非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一家之事，需要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及各级网监部门、各大网站域名注册供应商、相关高校、各级用人单位人事主管部门、公检法等社会各界联合出手，从各个环节重点防范和打击，才能挤压“野鸡大学”市场运作的空间。

谌江平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高中毕业生上当受骗的比较少，除了一些考生分数实在太低，没有任何大学可上，才去寻找虚假大学。虚假大学的市场主要在求职者或者在职者方面，他们出于工作需要，或者虚荣心需要，主动购买假的大学文凭。多数观点将矛头指向中国人对文凭的畸形崇拜，随着对“洋文凭”的热捧，中国更成为国外虚假大学的主要市场，据统计，全球1503家虚假大学分布在36个国家，美国超半数。据美国一大学统计数据称，美国野鸡大学的学位证书95%卖给了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