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大西域

上接

E1

文/雪珥

低税未必有效

阿富汗帝国稳定了印度后，却再也无力东进，因为此时，被后来的李鸿章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始影响到亚洲了——英国人来了。就在同一年（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军队，一举击败了印度莫卧儿帝国的孟加拉王公，取得了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为最后征服印度奠定了基础。无论是衰弱的莫卧儿帝国、彪悍的阿富汗帝国、还是强大的中华帝国，都将不得不面对这个从未遭遇过的劲敌。 

在国际国内形势的逼迫下，中国与阿富汗都无心再发动新的战争，中国收复南疆之后的第三年（1763年），阿富汗帝国选择了向中国称臣纳贡。

阿富汗帝国遣使上贡，当然是乾隆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成果，因此他十分重视，为接待事宜就曾一天内连发三道圣旨。第一道圣旨要求使节团所经过的“沿途各督抚，豫备筵宴”，热情接待，“爱乌罕系一大部落，其使人初次经行内地，天朝百技，俱所未睹，所有经过各省会，理宜豫备筵宴，陈设戏具，以示富丽严肃。”第二道圣旨说，对于阿富汗的使节，“理宜派出大臣护送。”第三道则是给阿富汗使团回程时，提供免费的骆驼，驮运“赏赉物件”，考虑得极为周详。1763年的正月初六日（2月18日），乾隆在紫光阁宴请蒙古、回部外藩时，阿富汗使节是重要客人。三天后（正月初九日），乾隆在畅春园之西厂进行大阅兵，阿富汗使节仍然是座上贵宾，接待规格很高。

然而，半个月后（正月二十四日，1763年3月8日），乾隆却在发给军机大臣的圣谕中说：“爱乌罕爱哈默特沙，初次遣使入觐，曾降旨各省督抚，沿途筵宴。今该使臣礼毕，回伊游牧地方经过处，应供给之项仍当妥协照料，不必筵宴。”取消了此前沿途接待宴请的待遇。

原来，在那些表面上洋溢着温情的觐见背后，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阿富汗使节居然拒绝叩头！这场争论，没有被记载到堂皇的正史中，但在正月初四日（1763年2月16日）乾隆写给新柱等人的满文信中，有清晰的记载：“今爱乌罕使臣抵达后，虽跪呈奏章，却不肯叩头，恳请仍以伊等之礼朝觐。军机大臣等责称，尔汗遣汝何为，莫非不是前来朝觐·大皇帝乃天下一统之君，不但尔爱乌罕，凡俄罗斯、西洋人以及从前准噶尔人等来朝，无不行以叩拜之礼。君即如天，尔等难道亦不拜天乎？等语。反复晓示，和卓方转行叩拜之礼，但终究勉强。”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

这一“叩头”事件，比英国使节马戛尔尼的“叩头之争”，足足早了30年。但是，在这背后，并非乾隆真的为了所谓的天朝脸面，而是有着更为重大的战略考量。

乾隆皇帝在写给叶尔羌官员的满文信件中，指出：“纵览爱乌罕所遣使臣等举止，便知爱哈默特沙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久而久之，恐巴达克山人等或与安集延等处之人，伺机纠集骚扰我回疆地方，俱未可定。”因此，乾隆要求驻守在西域的军政要员们，“暂缓办理哈萨克事宜，要以全力应付回疆地方，一旦用兵，即遵陆续所降谕旨而行。” （《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

接见阿富汗使节，是乾隆本人的一次摸底调查。对于阿富汗帝国的好战与野心，乾隆皇帝并没有沉浸在其遣使朝贡的虚荣中，而是清醒地做出了两手准备。

1763年2月23日，乾隆向阿富汗使节颁发了赐给爱哈默特沙的敕书。这是一份表面十分客气、其实却是绵里藏针的外交文件。

乾隆先对爱哈默特沙“远在外藩，向慕仁化，遣使入觐”的“诚悃”表示赞赏，并给予丰厚赏赐。而后列举了爱哈默特沙的若干征伐，指出：“尔又云欲往攻布哈尔，闻已归附中国不便侵伐，足昭恭顺之忱。”乾隆说：“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且如尔奏、数年来各处攻战，未获稍安，则尔之属人，亦殊劳苦，尚其和协邻封，休养部落，俾群享太平之福，以受朕恩泽于无穷。”

从文字上看，乾隆是劝导爱哈默特沙少折腾、不打仗，但“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赏善罚恶，惟秉至公”一句，却含有浓烈的警告成分。叩头的礼仪事件之后，防范阿富汗及后来崛起的浩罕国，就成为清帝国中亚政策的准则之一。在乾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通商贸易与军事震慑两手齐备，两手都很硬。

和落霍澌之捷。

南疆初定，乾隆大力实行商贸开放政策，税收优惠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最初的税制，沿用了准噶尔的旧税率，即本地商人10%，外来客商5%。但不久，为了鼓励商业，这个税率又下降了不少，对于交易量很大的牲口贸易，本地商人为5%，而外来客商为3.33%（三十分之一），“其余皮张缎布，仍照旧例收纳”。

这一相当优惠的税率，自1759年开始成为大清国在新疆南部地区的法定税率，甚至，《户部则例》中还规定，对于来自巴尔替尔、克什米尔前来进行牲口交易的客商，税率低至2.5%（四十分之一）。而对于途经南疆的外国贡使团的随贡贸易，再给予半税、甚至免税的优待。

税收优惠力度如此之大，极大地促进了南疆地区的商业贸易，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向中央不无得意地报告：“现在回部安静，其布鲁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贸易之人，络绎不绝。”

如此低税，当然是为了“放水养鱼”，外资大量进入新疆。而在经济上的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相当重要：以低税换取政治上的安宁，“使各外夷凛遵天朝法度”。怀柔施恩是关键，经济利益其实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不幸的是，这种着眼于“羁縻”的顶层设计，到了基层执行者的手中，“柔”性被过度放大，尤其是一味减免外商税收，日渐成为常态，外商实际上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本应恩威并施的以外贸为工具的外交，“恩”成了唯一工具，“威”则荡然无存，反而示弱于外。

与南疆进行贸易的诸多汗国、土邦、部落中，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哈萨克、布哈拉及浩罕，而尤以作为地区强权的浩罕国为主。浩罕国虽从1759年开始对清政府表面称臣纳贡，但实际上对南疆怀有极大的领土野心。浩罕商人遍布南疆各地，成为低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但其对此不仅丝毫不领情，反而四处宣扬这是因为中国出于对浩罕国的畏惧。

凭借其作为地区强权的国力依托，及在南疆境内的巨大经营网络，浩罕商人不仅承包其他外商的进出口，申请免税，从中渔利，甚至有组织地进行茶叶和大黄的走私，根本无视中国法律。更为过分的是，浩罕国甚至向中国提出，将自己的税收机构派驻到中国境内，对在华经营的浩罕商人征税。此举的真正目的，是要替换中国政府所认可的 “呼岱达”——在华浩罕商人自治机构的领袖，将在华商人的自治机构改造为浩罕政府的外派机构，直接将其行政权伸展到中国的境内。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尔霍罕（浩罕）部落，不过边外小夷，天朝准令来往贸易，己属格外施恩，今尔敢为无厌之请！”清政府还希望浩罕国能换位思考：“天朝之人，岂无在尔处贸易者”，如果中国因此也要求“在尔境内添设官员，稽察税务”，无疑是 “越界之事”，这是中国政府“不肯为”的。

苦口婆心的说理，毫无作用。当大小和卓在南疆发动多次叛乱，浩罕国不仅为其提供庇护，活跃在南疆的浩罕商人甚至还给予积极配合，这导致了清政府对浩罕实施贸易禁运，浩罕则悍然出兵侵入中国。

吊诡的是，双方最终在1833年达成议和，清政府居然同意了浩罕在中国境内的南疆征税的要求，其对象不仅限于浩罕商人，甚至包括别国商人。最初出于“羁縻”的税收优惠顶层设计，终于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丧权辱国。而这，比鸦片战争足足早了7年！

《剑桥晚清史》曾列举了十八世纪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除了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欧洲人的到来”之外，还有两个就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及“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后两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第一个变化。“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是 现代化 ，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

新疆地区的开拓、乾隆版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行，正是这种“质变”的关键一步。

即便有诸多瑕疵，在新疆地区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维稳的思路，终清一代基本保持下去，在促使新疆顺利纳入1800年之前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框架的同时，也保持了国家西陲比较持久的稳定，并最终在左宗棠西征、新疆建省之后，得以收获更多的改革红利。

最初出于“羁縻”的税收优惠顶层设计，终于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丧权辱国。而这，比鸦片战争足足早了7年！

编后：在新疆开发、开放成为乾隆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的同时，迅速东来的俄罗斯对中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中俄之间的经济、政治关系，是乾隆版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另一支点。请看雪珥“乾隆版一带一路实践”之《中俄大博弈》，本报下期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