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人身处社会之中，必可避免地需要社会地思考，也就是不能太自我。太自我的人总是想着自己，看不见自己和他人的交往，不明白自己和各种组织的关联，总以为只要不碍着别人，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如此想问题的。按照这种思考方式，所有其他的存在都不过是某种约束，给定这些约束，我可以尽情按自己的想法生活。即便如贝克尔那样，允许个人心里想着别人，那也是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新古典经济学给出一个怎样的生活全景呢？好比说你走在街上，看到一个老人摔倒了，扶还是不扶？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决策方式是，扶是一种决策，首先要确定的是扶起老人给自己能够带来的效用，也就是好处。得先确定这个好处。这叫目标函数。比如，得到周围人的赞扬？你帮了老人，老人的子女给你酬谢？不管是哪种具体形式，总归得有一个具体的好处。那么问题来了。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任何决策都有得失。不能光想着好处，还得看成本，也就是代价。
扶一个老人不过是举手之劳，有什么代价？有的。经济学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就是机会成本。扶一个老人需要花时间，假如因为时间耽误影响了你的一个重要约会，那么所耽误的约会的损失就是代价之一。扶老人或多或少都会花体力和精力，这是直接的代价。还有一个是当前社会上表现出来的更大的代价，那就是你害怕老人讹你。媒体上经常报道说某某被某个老人讹了，搞得人们以为社会上老人都会讹人似的。这种媒体报道会增加你自认为的老人讹人的概率，从而你在决策时会高估这一概率。害怕被讹诈，这是一种成本。总之，细细想来，要扶一个老人，各种代价还不少，加起来挺可观。你经过精打细算的结果就是，扶一个老人好处不多，代价不少，还是不扶吧。于是社会开始冷漠，看到有老人摔倒，装着没看见。各人自扫门前雪。看似有道理吧。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一个社会如果帮助他人的代价超出了帮助他人所得的好处，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一种冷漠均衡，在该均衡当中，没有人会伸出援助之手。
贝克尔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缔造者，他把新古典范式运用到各种社会领域，试图把所有社会行为都解释为个人的成本收益决策。但贝克尔显然忽略了两种社会现象。还是以要不要扶老人为例。首先，虽然有很多人的确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行事，但仍然有不少人会违背新古典理论的预测！也就是说，在同一社会中，冷漠均衡不是唯一的，会出现很多助人为乐的现象。特别是，这种助人为乐现象并非罕见。其次，即便一开始会有冷漠，但当某个人挺身而出的时候，会带动和感染周边的人，从而个人的救助行动会扩展成群体的救助行动。贝克尔的模型能解释两个现象吗？显然不能。助人者在救助时压根就没想什么损益，而是纯粹出于热心。一个社会不缺乏热心肠的人。当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遇到一些困难，总会有热心的人会伸出温暖的手，让你感到社会不再冷漠。不知道你是否有这种境遇？反正我以前困难时总遇到好心人。助人行为也不是偶发的和个别的现象，你会发现助人行为常常表现为群体行动，特别是在一些大灾大难面前。
为什么社会没那么冷漠？假如我们摒弃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思维，转而寻求一种新的解释，那么就能看到，助人之心是人的天性。看到他人身陷困境，自身的同情心被激发，从而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同情并非损益计算的结果，而是根植于我们内心，属于我们偏好的一部分。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早就在其巨著《道德情操论》中说过，同情心是一个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按照斯密的逻辑，社会并非是个体精打细算才形成秩序的，而是先有同情心，才能够演化出秩序来。试想，如果人人都想着自己，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那么社会如何形成集体行动？可能坚信新古典范式的学者不服，认为只要个体认识到集体行动的好处大于坏处，就必然会形成集体行动。可惜一些经济学大师都不信这点。奥尔森说，理性经济人会搭便车，总想占别人便宜，从而导致集体行动无法实现。萨缪尔森证明到，如果一个群体成员越多，奥尔森似的搭便车动机就会导致对集体有利的决策无法实现。阿罗也证明过，多人的意见是很难统一的，也就是“阿罗悖论”。
实际上斯密后来说的“看不见的手”并非仅仅指个体的自利必然导致社会的最优结果。曼德维尔显然在当时的背景下出于反叛当时社会流行思维的需要，把个体的自利行为的作用夸大了。而后人在看这些著作时，完全不看当时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状况，就简单地把曼德维尔的思想捧上天。假如我们把斯密的思想体系综合起来看，就会明白，斯密之所以能笃定看不见的手之积极作用，恰恰在于背后有一个有序的社会做支撑。也就是说，因为社会成员的同情心形成了一个有序的社会，那么嵌入在这个社会中的经济体系仅仅依赖个体的理性计算。注意，斯密是在讨论商业决策时才强调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像后来贝克尔那么夸张，把这只看不见的手挥向各种非商业领域。我承认贝克尔是一个天才经济学家，但天才不一定不犯错，对吧？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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