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肇始 一桩离婚案改变的历史

于东辉 国王要离婚了！

国王的婚姻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这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大事。在欧洲封建社会，王室选择怎样的女人为后，对国家前途与命运有着重大关联，欧洲历史上许多战争就是因为国王老婆引起的，如法国与西班牙的遗产争夺战，就因两个国家王室间有姻亲关系。

既然有结婚，也就有离婚。结婚重要，离婚同样重要。中世纪欧洲政教合一，国王无一例外是基督徒，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国王不能同时娶两个老婆，于是经常搞些“婚外情”，“情人”一词是个典型舶来语——由此导致国王离异再娶的事时有发生。

但是英国国王提出的“离婚”诉求，却直接导致英国政治结构发生根本变化，并在未来岁月中影响了整个世界——由国王婚姻引发社会组织方式全面改弦更张，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例。

这位英国国王是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

离婚背后：王位与财富的角逐

亨利八世（在位时间为1509年~1547年）是都铎王朝的第二位国王，王后凯瑟琳乃西班牙阿拉贡公国国王的女儿，她原本是亨利八世哥哥的遗孀，比亨利八世年长6岁。丈夫死后，她得到罗马教皇批准改嫁亨利八世，凯瑟琳王后与亨利八世只生有一女，名叫玛丽，按照当时严格的长子继承权，女儿不能成为国王。到1527年时，凯瑟琳王后已是年过四十的黄脸婆，不仅风韵不再，也不能再次生育，为了王室继承，亨利八世需要一个儿子。正在此时，他刚好爱上了贵妇人、王后的侍女安妮·博林。为了江山社稷，国王必须与王后离婚。

但在离婚问题上，国王遇到了巨大麻烦，不仅离婚手续复杂，还涉及一大堆利益关系：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是凯瑟琳王后的外甥和庇护人，此时西班牙是欧洲强国，正处鼎盛时期，在洗劫罗马后，查理五世不仅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同时还紧紧控制着罗马教会，当任罗马教皇克莱蒙特七世，正在他的控制之下。

实际上，教皇批准国王离婚的事情并不少见，教皇克莱蒙特七世的前任批准过法王路易十二的离婚案，自己也批准过苏格兰王室的离婚案（此时英国仅包括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尚未与之合并），王室离婚的借口多半是“为了国家”、为了王室的存续，但亨利八世的离婚案却没有获得罗马教皇的批准，原因就在于巨大的利益关联。

如果亨利八世绝嗣，英国王位就可能由西班牙王室取代或受其控制；而庞大的教会力量还控制着英国的大量财富，非但如此，教会的主教及修道院长均由罗马教会任命，也经常由外国人担任这些职务（这种现象在欧洲十分常见，如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首相马扎然，就是来自意大利的主教），英国财政收入相当一部分将变成外国人的财产，英国国王很难染指。如果成功离婚，西班牙王室则失去控制英国的可能，同时经济利益上亦有巨大损失。如此一桩离婚案当然不会轻易得到受其控制的罗马教会通过。经百般阻挠，亨利八世想通过教会实现离婚的企图彻底失败。

可如果离婚不成，都铎王朝则岌岌可危，不仅西班牙，国内也有一帮觊觎王位的显贵，还要眼睁睁看着财富流失。英国国王并不甘心失败，要保住王位和财富，不仅要离婚再娶，还要对英国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行重大改造，否则没有出路。于是，亨利八世开始折腾了，这一折腾，折腾出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形态。

都铎王朝建立于1485年，这正是欧洲走出中世纪，开始向封建制度挑战、理性自觉的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地理大发现和宗教改革运动接踵而来，不仅改变了欧洲，也改变了世界，其中，对英国社会变革有着直接影响的是宗教改革运动。新教的兴起，给亨利八世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借口。亨利八世开始转向议会，他要借议会之手，以“宗教改革”之名达到自己目的。这段历史被称为“英国宗教改革”。

英国社会与欧洲大陆同属“封建社会”，但两者差异较大，英国有“小欧洲”之称，社会变革的枝蔓较多。

英国于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对王权即有所约束，13世纪末期产生议会，上院由大贵族和教会贵族组成，下院则由平民代表——乡绅组成，乡绅虽为平民，但多半是骑士或者贵族的幼子、亲属这类有产者。此时英国议会没有立法权，主要起到“咨议”和批准王室税收的作用。英国早期的上下议院都不是常设机构，只有国王在需要时才召集各位议员前来议事。

到都铎王朝时期，刚刚经历红白玫瑰战争不久，英国贵族的发展进入一个相对没落阶段，贵族总数仅50人左右（不过贵族的经济实力仍然具有绝对优势，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才被新兴资产阶级超越），骑士、乡绅阶层合计有四千到六千人，乡绅的总人口相比三百万左右的英国人口，也属绝对少数。此外就是强大的教会力量，他们拥有大量财富、相当重要的政治地位、政治和经济特权，基本不受英国政府的管辖。一些大主教还出任国家的高级官员，如当时的首席国务大臣渥尔塞就是一位大主教，他不仅为王室工作，同时也为教会工作，而且后者的重要性还时常超过前者。

亨利八世于1527年提出离婚动议，屡遭教皇拒绝，也受到上议院大多数世俗贵族和几乎全体教会贵族的反对，直到1529年。亨利八世无奈转向下议院寻求帮助。

改革的核心：宗教改革与议会改革

议会改革与宗教改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都铎王朝各项改革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改革，宗教改革是通过议会改革才得以实现的，议会权力则是通过宗教改革得到的。亨利八世被誉为“议会的伟大建筑师”，可见，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从1529年开始，下议院连续召开了七年会议，其中前三年的主要任务是向罗马教皇施压，以达到离婚目的。

11月，议会开幕伊始，便立刻向教会发难，正如当时一位反改革的主教费希尔形容的那样：“每天下院通过的法案都是摧毁教会的……下院所要做的不是别的，就是打倒教会。”议会向教会团体发起猛烈攻击的原因在于，长达千年的教会组织早已变得腐朽不堪，不仅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还攫取了大量财富，严重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只有通过对教会打击，乡绅经济力量才能得以增长，所以下院议员们十分热衷这样的“改革”。他们针对教会拟定了一系列法案，如“限制教会法院收取遗嘱手续费和交死手捐，反对教士兼职，不住教区，兼营他业致富”等等。

为控制教会，亨利八世首先要解决的是英国教会组织“究竟是服从教皇权力还是国王权力的问题”。他借助议会各种法案认定“教会服从罗马教廷是违法的重大罪行”。在1532年3月的议会上，公布了一项重大法案，以“助长教权罪”宣告全体教士有罪，为此，“教会交纳118840镑罚款才得以赦免”，英国教会被迫屈服，接受了国王的条件。

1532年，改革派领袖托马斯·克伦威尔和下院议长奥德利进入政府掌控权力，加快了改革步伐，同年通过“反对主教权的请愿”，剥夺了教会的司法权，申明“国家应有完整统一的主权主张”。议会改革中最重要的一条法案是1533年通过的“禁止向罗马教廷上诉法”，这项法案的通过“使议会正式拥有了决定宗教事务、宗教法及与罗马教廷关系的权力”。亨利八世借助这项法案解决了离婚问题，后来继承王位的正是他与安妮·博林所生的爱德华六世。这项法律的通过，产生了另外一个作用：“国王与教会的关系、国王与其后代的法律地位便与议会法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从此，英国教会不再受罗马教会控制，英王成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

1536年议会通过第二个王位继承法，同时取消了封建特权，解散了291所小修道院，到1539年再次通过法案解散全部修道院和僧侣团体。教会财富被王室和乡绅们瓜分。

宗教和议会改革原本是个偶然，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偶发事件对议会改革造成的影响也相当深远，事情却很简单。

1543年一位叫乔治·费勒斯的议员在参加议会途中因为个人债务问题被捕，下院直接派警察去释放他，但遭到看守和行政长官的拒绝。于是下院将此事控告到上院，大法官答应解决这个问题，但下院却予以拒绝，认为议长出面已经有足够的权威，于是把看守和行政长官抓了起来。亨利八世知道此事后，亲自前往议会下院宣布：“我的法官告诉我，我们王室的权力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高；在议会中，我是首领，你们是成员，两者联合便组成一个政治团体。因此无论对议会任何最低成员的侵犯，都是对我和整个议会的侵犯。”并宣布议员享受不得逮捕的权力。这样，“国王在国会”成为英国王权的根据，与法国路易十四所宣布的“朕即国家”产生鲜明对照。

议会对亨利八世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通过了议会改革以来的第三个王位继承法，宣布亨利八世的三个子女爱德华、玛丽和伊丽莎白为王位继承顺序，并通过法案重新规定了王位的头衔，将“英国教会在尘世的最高首脑”正式变成国王。这样罗马教会对英国宗教方面的权力彻底丧失，同时又使得王位合法性问题变成议会法定，传统的君权神授在法律上失去保障，议会的权力和地位得到巨大提高。在后来的英国政治斗争中，思想家弥尔顿、洛克，都对君权神授进行了严厉抨击，其依据正源于此。

亨利八世在对下院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对上院进行了改革，由于上院保守势力的强大，同时也无法超越历史语境，上院改革主要是驱逐了教会贵族议员，增补了新晋贵族议员的职位，没有更大幅度的动作。

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与司法机构改革

英国的显贵会议由来已久，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咨议机构，融立法、行政、司法为一体，和欧洲各国显贵会议的状况大致相似。

政府体制的改革以亨利八世的国王首席秘书权力扩大开始为标志，国王首席秘书原本是国王的私人秘书，只传达国王的一些令谕，不直接从事政务活动。托马斯·克伦威尔（他是后来英国革命时期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先祖）于1532年进入议会，又于1534年4月被任命为国王的首席秘书。克伦威尔出生平民，属于乡绅阶层，有着超凡的管理能力。克伦威尔之前的行政系统由传统的教会、世俗贵族把持，亨利八世离婚问题一直受到他们的阻碍，许多政令无法实施。克伦威尔被任命为首席秘书后开始独断朝纲，进行大规模改革，把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外交、财政、教会、地方行政、宫廷事务牢牢控制在手中，并在随后的改革中形成以克伦威尔为首的枢密院制度。克伦威尔扮演了相当于内阁总理大臣的角色，手下张罗了一批改革派为内阁成员，频繁讨论各种国家事务，这样，一个现代政府由此产生，并很快得到法律上的承认。

改革的道路并不一帆风顺，克伦威尔遭到一批反对改革的贵族反对，他们怂恿亨利八世于1540年7月处死了克伦威尔。不过由于克伦威尔所奠定基础相当扎实，枢密院制度不仅没有被推翻，后来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到爱德华六世时，枢密院的16名成员中没有一个是受封超过12年的老贵族。

在司法改革中，英国历史上有从习惯法到普通法的变化过程，英国的司法体系历史上就与欧洲大陆有所区别，欧洲大陆属于典型中世纪式的，王室裁判权和领主裁判权互不干扰，而英国虽然也拥有领主裁判权，但法官却是由中央政府任命并且不得世袭，这对亨利八世改革十分有利。

亨利八世表示将以自然法为正义，以常识的公平合理为标榜，实施衡平法，建立刑事法院，由“大法官、财政大臣、掌玺大臣、枢密院长等与王座法院、高等民事法院的首席法官等组成”，专门处理刑事案件，并且实施法庭辩论，审判依据主要来自直接证据。与此同时，还建立了专门处理民事案件的请求法院。这两个法院的建立，剥夺了领主裁判权，司法权转由国家直接控制，司法机构成为国家重要的权力机构之一，为维护亨利八世的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

亨利八世同时大大加强了由中央派驻地方的治安法官的权限，“由监察作用转变为地方司法的主要执行者，大大削弱了公社法院、封建法院和市镇特权法院的权限”，此外，枢密院还定期派出巡回法官。一个不同于封建社会传统的新的司法体系形成。

司法改革的结果则是将司法权收为国家。至此，英国形成现代国家的基本架构，议会、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统一归属国家名义之下，相互间平行而互不隶属，成为现代国家组织的标准模式。

改革的性质：历史偶然与事件必然

亨利八世的改革虽然被称为“宗教改革”，但其所有改革措施都是为了加强都铎王朝中央集权制的，只是英国的社会结构和特征又使他无法获得他所需要的全部权力，只好采用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让渡部分权力以换取支持，并没有预料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把英国改造成一个宪政国家。尤其重要的是，亨利八世的改革几乎完全不涉及社会下层民众，没有出现由民众介入而引发的社会动荡，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可以说，亨利八世的改革是由一连串偶然事件引发和促成的：如果他与凯瑟琳王后生有一子，就不存在王位存续问题，改革就失去最重要借口；如果没有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这里顺带一笔，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1517年10月31日发表的《九十五条信纲》为肇端，改革运动短期内迅速传遍全欧洲，到亨利八世改革时，新教仅仅出现十二年），亨利八世的改革将失去方向；如果不是英国的祖先们给他留下了议会制，他的改革不会得到任何团体力量支持；如果不是出现乔治·费勒斯债务问题，议会改革则未必能深化到如此地步——这些历史条件，都不是为他改革而进行的特别准备，换言之，英国走上宪政道路并不是历史必然性的产物，历史主义的观念对于英国社会变革显然不适用。

从亨利八世个人经历来看，他不仅先后娶了六个老婆，还杀害了其中两位，他在位期间穷兵黩武，滥杀无辜，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早在1521年，为讨好罗马教皇，他强烈反对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并写下《保卫七种圣礼》对教皇歌功颂德，此书正是经过托马斯·莫尔编辑。在遭到路德批驳之后，他请托马斯·莫尔为他进行辩护，莫尔于1523年写下《莫尔答路德所散布的对英王亨利八世的嘲弄》，对路德进行人身攻击。托马斯·莫尔本人是正统天主教徒，宗教改革自然要遭到他反对，亨利八世要求莫尔宣示承认国王为教会最高首脑并否认教皇权威、承认他与博林所生的女儿伊丽莎白为王位继承人，遭到莫尔拒绝。1535年7月7日莫尔被杀害，头颅悬挂在伦敦桥上示众。不论阻挡他改革的渥尔塞还是帮助他改革的克伦威尔，只要时局需要，他都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处死。而亨利八世本人至死都是天主教徒，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新教徒——宗教改革不过是他的一张皮。

击垮教会之后，亨利八世获得大量财富，他国库充盈，收入丰厚，这又燃起了他那颗悸动的心，他参加了由宿敌西班牙挑起的对法战争，企图在战争中捞到好处，却没有料到这场战争的结果没有按照他预想实现，反而填进去了十倍的战争预算，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只好将王室财产出售，而贵族乡绅则大肆购买，这样，贵族乡绅的经济实力反而在战争中得到加强。

最大意外则是亨利八世的适时死亡，如果不是他的死，英国的中央集权在他手中还可能继续强大——他的改革绝不是为削弱王权做准备的。对法战争的失败，使亨利八世财力大大受损，紧接着他的死亡，强权变成了弱主，继位的爱德华六世不过是个小孩，由议会摄政，议会权力变得更加强大——人算不如天算，尽亨利八世所作一切都是为加强中央集权和自身王权的，客观上却为英国宪政开辟了道路。

都铎王朝形成了现代宪政制度的基本架构，但此时尚不宜高估议会的作用，与光荣革命后的宪政架构亦有所区别，这一段时期被称为“英国宪法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1688年光荣革命，它经历了“亨利八世时期的盲从议会到伊丽莎白女王时期窃窃私语的议会、詹姆斯一世时期已有反意的议会、再到查理一世时期反抗的议会”，大约近两百年时光——当然，之所以显得缓慢，它毕竟处于农业社会；它尽管缓慢，光荣革命却远远走到了这个时代的最前列——它早于法国大革命101年。正因为英国国家统治体系出现了制衡，没有任何一种权力取得绝对统治地位，政治上的相对宽松和自由，为资本主义文明奠定了基础，迎来了工业社会的一抹曙光，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全新历史阶段，当资产阶级成为社会主导力量，再也没有力量扭转这种形势了。

宪政治理：现代社会的组织方式

英国宪政没有产生于高尚的理想中，反而产生于亨利八世独断的企图中。但不论其动机如何，一旦他必须接受外在权力的制约，按照规则行事，便宣告了专制的瓦解。随着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方式的发展、变革，治理方式必然要随之改变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可以说，宪政治理是现代人类组织社会、治理社会的基本方式，

英国的宪政治理，为现代民主制的建立确立了一个典范，是人类文明国家共同学习的榜样。不过，英国走向宪政治理的路径却是世界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从1215年大宪章颁布算起，历经了13世纪末议会制度的建立、到都铎王朝议会改革初步形成现代国家、到1688年光荣革命、到1832年将选举权扩大到全体中产阶级、到宪章运动、直到1948年通过《选举权法》从法律上完全实现全民普选权（二战前已经实施，因战争没有及时得到法律确认），此间历史长达七百余年，每一步都在缓慢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其中可以分为两大阶段：光荣革命之前的改革具有普遍的暴力因素，战争、杀戮、流血并不鲜见；光荣革命后几乎都是通过和平演变实现变革的。光荣革命前的暴力斗争，具有鲜明的农耕社会特征；光荣革命后的和平变革则具有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特性。光荣革命前的变革是缓慢而激烈的；光荣革命后的变革则是迅速而和平的。社会进步的特点由此可见。最为重要的特性在于，掌握国家权力的和希冀社会改革的双方都具有谈判、让步、妥协、和平变革的愿望，这是英国避免严重暴力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

最后谈一谈美国政体的特征。许多宪政学者在谈论美国政体优越性的时候，无不得意地认为美国是全面吸收了英国的宪政方式，其实两国之间有着重要差别。美国的分权制度确实来源于英国，但究竟是来源于英国的哪一段历史？可能不少读者会认为是光荣革命后确定的政体，但事实却是来源于对都铎王朝的记忆——五月花号抵达美洲时的1620年正是都铎王朝谢幕不久（1603年），来自五月花号的英国移民，把他们在都铎王朝的经历传给了后人，并成为他们的历史记忆。

马克斯·韦伯在《学术与政治》一书中证实了英美两国宪政方式的差异，在谈到两国政治结构时，马克斯·韦伯说：“在英国，议会获得了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权力，议会权力的发展甚至更有力地作用于国家机构的统一这个方向。在英国，‘内阁’以议会中的唯一首脑作为其‘领袖’，在该党控制着多数时，内阁便成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而美国则“建立了相对于这种制度而言十分异样的制度。美国的制度，是将获胜政党中的那位直接民选的领袖，放在官僚机构首脑位置上，而这些官员全是由他任命，只有在预算和立法问题上，他才受制于‘国会’的同意。”——这正是都铎王朝时期宪政模式的特征。

作为后来之人，我们也要看到早期古典自由主义的局限，“自由”作为一项等级政治权力，它和财产权一样成为一种特权，造成财富对民权的压制，进而导致社会底层暗流涌动，压制中，人们虚构大义，绘制美好乌托邦理想，在宗教流派的影响下，各种意识形态理论应运而生，并且影响了整个世界。英吉利民族的伟大在于，它能洞察时务、审时度势，尽快地调整自己发展方向，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成为现代民主政体的典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