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经》杂志
高调宣布辞职创业的万科高级副总裁毛大庆日前与《财经》及《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记者长谈两小时,话题涉及为什么李克强成为创业总理某种程度是被逼无奈,为什么中国人口结构经济结构的危机需要通过万众创业来化解,为什么大企业创新难等众多话题。以下为谈话摘要,未经毛本人审阅。
中国错过了黄金创业期
中国政府高层非常明确的鼓励老百姓创业始于2004年,大众创业,靠智慧创造财富,以市场力量塑造新的国家精神,这是中国社会价值观转型的开始,对国家前途有着重大战略意义。这也促使我对自己的人生做出了全新的选择。
但是坦率地讲,从人口结构角度,中国其实已经错过了大众创业的黄金时期。
通常而言,一个人创造力和精力体力最旺盛的年龄段是25-40岁,这也是最佳创业年龄段。中国目前的劳动人口中,比例最大的是1966-1975那十年出生的人,有3.6亿。我就是其中一员,1994年我25岁,如果国家从那时候就鼓励创业创新,那我的人生道路就会截然不同。但199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创业创新的土壤,当时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把市场经济的基础架构搭建起来。但是到了2004年,中国其实已经有这个土壤了,可惜那时候的风口也不在这儿。现在回头想想,如果当年能从4万亿里拿出1万亿支持创业创新,今天的中国经济就会从容得多。
举个例子,日本。日本战后的人口出生高峰期是1950-1960年,这批人成年后,1975-1991,日本迎来了高速增长的16年。1975年是日本创造力最旺盛的一年,索尼松下日立这些企业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奠定了自己世界级企业的地位。日本抓住了年轻人的黄金十五年,把他们的创造力释放了出来,也让自己的经济增长上了台阶。到1991年,日本GDP增长的62%来自科技推动。直到今天,日本经济还在从那15年受益。
当下的白银创业期千万不能再错过
从GDP增长的角度,15年后的中国,就是1991年的日本,但那时候中国能有62%的经济增长来自科技进步吗?
到2033年,中国劳动人口差不多有7亿,总人口是14亿,抚养比几乎是1:1,一个劳动人口就要养一个非劳动人口。那这7亿人里有多少人能够除了养活自己外还能至少养活另外一个人呢?我们有个课题组,找了教育、医疗、科技、能源、房地产等7个行业的代表来做预测,最乐观的给出了70%的比例,就是7亿劳动人口中有4.9亿能至少养活自己之外的一个人。最悲观的给出的比例是30%,这个代表来自教育界。
当然这个预测是根据过去看未来,过去的那些约束条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而鼓励创业创新,就是对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约束条件的改变。过去年轻人到了就业年龄,是等着别人给他工作机会,可如果他们不仅能自己解决就业还能为别人创造出就业岗位,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中国目前劳动力人口的第二大群体来自1987-1996年出生的那批人,有1.8亿,虽然只有上一波的一半,但也是个庞大的基数。
这批人刚刚进入或即将进入就业市场,用传统眼光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因为放眼望去,各行各业的大企业都在减员增效,机器替代劳工的新一波工业革命又正在兴起,就业岗位从哪儿来?
这个就是李克强总理谈万众创业的背景。
但是反过来看,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未来15-20年,中国有1.8亿创造力旺盛的劳动人口,上一波黄金创业期错过了,这一波白银创业期千万不能再错过。把这1.8亿年轻人的创造力释放充足了,刚才谈到的那些笼罩在中国经济头上的阴云就都会散去。
板结的中国经济需要创新创业活血化瘀
北京交通为何那么堵?我们在政协开会,争论半天说不清楚,后来有人画了张交通血管图,一看就明白了:北京尽是粗粗的动脉静脉但没有毛细血管。为何没有?到处都是深宅大院,没地方走毛细血管。
中国经济也一样,都是大板块,大企业大垄断行业,大板块增长一停滞,整个经济就没戏。我去各地走,发现都在建产业园,目标都是500强或大央企,问题是哪儿有那么多跨国公司和大央企?没有中小企业、小微企业,经济就成了无源之水,就成了流向干涸的内陆河。
所以必须鼓励创业创新。政府给阳光,我们这些做孵化器的人挖沟挖渠,创业者们就是小溪小河,合在一起,就能把板结的冰山融化,就能让小溪小河汇成大江大海。
我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帮助年轻人创业,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己创业,我做的事情无外乎就是房地产的延续而已。但我觉得这有可能改变一大堆年轻人的未来,他们又能改变中国的未来。
大企业为何难变革
很多大企业现在都在谈变革,求变革,但是真做起来发现很难,为什么?
首先是大企业员工思维模式上有着严重的路径依赖。长期的执行力文化,导致大公司忘记了培养企业家精神,职业经理人没有owner意识,执行力超强,创造力不足,上级老板说这么办就怎么办,很多人甚至从未想过要主动创造点什么。
大公司常常出现的场景是这样的:领导或老板召集下属开会说,“同志们,我们公司不行了,大家快想想该怎么办。”与会者面面相觑,“啊!真的不行了?那咋办啊?”“不会吧,怎么就不行了呢?”“该咋办?这个……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其次是激励考核体系的问题。快变担心出事,徐变渐变又跟不上环境变化,激励机制该怎么设计?很多大公司找不着北。
第三是公司体制和治理结构问题。变革时民主好还是独裁好?情景不同效果不同。上市公司变革一般难于非上市公司,整体上市的公司又难于部分上市的公司。
所以,Owner意识、激励机制、企业文化、股权结构,综合起来,决定了一个公司变革的快慢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