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是观点的载体,而观点是一个人最直接的形象表达,因此两会也是代表委员们塑造和宣传自身形象的一个最佳舞台。选择一个天然热闹的话题建立提案议案势必会让建议者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因此,每年那些热点话题总是少不了代表委员们的声音。汽车限购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家里3个人,夫人、女儿、女婿,想买车已经等了3年了,到现在还没摇到号,摇不上啊!”,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开幕会上表示。且不管杨部长的家人出行是否有车,他这话肯定给无数买不上车的人带来点平衡感和些许安慰。
限购,作为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政策,其出台方式也很有特色:2013年12月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5个小时后开始限购;2014年3月25日19时,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杭州市自26日零时开始限购;2014年12月29日17时40分,深圳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20分钟后限购。
每一次的限购政策甫一出台,就迎来当地4S店的通宵抢购潮,以及买不上车的人各种拉横幅抗议。截至目前,我国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7个城市已先后出台限行和限购政策,而其他大中城市推行汽车限购限行政策的预期也在不断升温。
中国人向来遵守中庸之道,很少有话题像汽车限购一样能得到各种人群的旗帜鲜明的观点。比如,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所提建议的名称就为《关于尽快取消汽车限购限行的建议》。
他认为通过限购的方式治堵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应该从根本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多修建立交桥和高架,实现交通指挥智能化,提高道路运行管理水平。
这显然是市场派的代表。对于那些摇了多少年都没买上车的人自然对此一片叫好。这也是涨粉的好办法呀。但是对于执政者而言,他们对此可能会在心里非常不屑的嘀咕道“站着说话不腰疼”。
另一派将重点放在汽车带来的麻烦上。“且不说汽车事故对他人安全的危害、汽车尾气对大气环境的破坏,仅就汽车造成的大城市交通拥堵就已经让城市的管理者、规划者、城市居民包括驾车者本人苦不堪言”,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丁金宏说
他认为,中国需要从国家层面出发,以人口规模和汽车拥有率为基本依据,来制定限购限行的国家规划和标准,通过分级管理促进大城市限购、限行措施的推进。他还指出,要加强限购必要性的宣传。
这是一个典型的来自学界的建议。
不管是持有哪种观点做出哪种决定,都不会偏离大原则,老的比如“社会治理要以经济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新的比如“简政放权”“还权于市场”等等。
如果确实不符合这些大原则,那至少也要给个说得过去的解释。比如深圳市市长在两会期间回应限购时指出:“我们白皮书强调主要用经济手段,但是城市交通治理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被迫采用行政手段。”而深圳市委书记也回应称“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广大群众表达诉求,代表们提建议,执政者做决定,各有各的立场但也各有各的责任,换位思考才能相互理解。如果你有一个明确的观点,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你的对手,比如下次在执政者回应说“这是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时”,你告诉他一个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