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1月22日,华为CEO任正非在冬季达沃斯论坛年会的“洞察力,新观念:对话任正非”环节公开发言。以下为发言实录:
主持人:首先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华为。华为的发展非常惊人,仅用了24年就成为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作商,也是第一家进入Interbrand百强榜的中国大陆企业。当然,像其他公司一样,华为也面临着挑战。在本次对话中,任总将分享他创立华为的原因,对公司未来发展的观点,以及他的管理理念和对未来的看法。我想你们会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现在开始向任总提问,是什么促使您创建了华为?
任正非:创建华为并不是在我意想之中的行为。因为在80年代初期,中国军队大精简,我们是集体被国家裁掉了。我们总要走向社会,总要生存,军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懂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当时,我们觉得赚人家的钱是很不好意思的事情,怎么能赚人家的钱呢?第二,就是认为给人家钱,人家就应该会把货给我们,人都要彼此信任,结果是没有赚到钱,而被骗了钱。
所以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其实就犯了错误。当时我是一个20几个人小国企的副经理,有人说可以买到电视机,我们就去买,把钱给人家,却没有拿到货。这样我要追回这些款,追款的过程是很痛苦的,而且我们上级并不认同我们,觉得你们真乱搞,不给我们钱。没法请律师,就自己去追。追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人帮忙,我那时就把所有的法律书读了一遍,从而悟出来市场经济两个道理,一个就是客户,一个就是货源,中间的交易就是法律。
我们不可能创造客户,因此要找到货源、把握货源。第二,要熟悉交易的法律规则。我们没有货源就寻求货源,就去做代理。随后,为了巩固货源,就投入了研发,就这么艰难地走过来,慢慢摸索出什么叫市场经济这条路。
当时我在国有企业干得不好,人家也不要我,我还写了保证书,人家也不要我,只好走向创业。当时,私人企业是很不时髦的事情。根据深圳87年(18)号文件,可以创立民间科技,就走上这条不归路。
因为幼稚才走上通信这条路,认为通信市场这么大、这么多,我搞个小产品总有机会吧?但是通信产品稍稍只要有一个指标不合格,就是废品。通信是全程全网的,会导致与世界通讯不通,这样严苛的技术标准对小公司极其残酷的,一个小公司要搞高技术标准,怎么可能?我们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才生存下来的。当时也不可能再后退了,因为一分钱都没有了。只有向前,因此我们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所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浪漫,也没有那么精彩,就是为了生活所迫,逼上了“梁山”。
主持人:私有企业与国有企业竞争肯定很困难。您以前以及现在面临哪些挑战?哪些问题您希望可以做出改变?
任正非:我们在1988年创建华为,当时中国改革开放,但还没有私营企业成长的环境。但面临一个历史问题,大量知识青年回城,政府无法安排工作岗位,就号召大家创业,卖馒头、卖大碗茶……。无心插柳柳成荫,民营企业是从馒头店、大碗茶开始起步的,但是要走向高科技,当时连我都认为是天方夜谭。
当时我们感觉不到与国企的竞争和压力,因为我们太小了。国企的脚趾缝都那么宽,对我们来讲,就像马六甲海峡一样宽广,两边都靠不了岸。随着世界发展加快,大规模外资进入中国,国营工厂缩小了很多。我所面临的是与外企的竞争。我从来没感到过国企的压力。
主持人:可否谈谈您创办公司所面临的一些个人挑战。任总,我觉得您的家庭背景跟故事听起来很有意思,我知道您是7个孩子中的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您的父母受过很多苦,然后后来您搬去深圳,因为您认为那边应该有一些机会,想了解一下在您的个人生活方面,做这种大公司,有什么样的挑战?
任正非:我的父母是乡村教师,在贵州少数民族混居区从教。我小学和初中是在贵州省一个非常小的镇,叫镇宁县读完的。后来我随父母迁居到一个小城市,叫都匀,我在那里读完高中,考上大学,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建筑,就离开了贵州。但是后来我从没搞过建筑,当时山区的孩子对人生的选择具有很大的盲目性,看一本小说,听人说几句,可能就选择了人生。实际上,我选择的人生和我想要走的道路是完全不相符的。现在的孩子在互联网时代与知识是零距离,视野也开阔,不会再这么蹉跎岁月。今天乡村的孩子条件比我们好,有互联网,可以从互联网了解外面的世界。
父辈经历的磨难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磨难,我们家的磨难是轻的。
大学毕业后,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都不去好好工作。我本人是不愿意去混,这样混,生命就没有了。所以我自学了电子技术,是上海职工大学的教材。因为是工人的大学,当然是鼓励的,能买到他们的教材。后来74年我带一些人去西安仪表厂受培训时,有幸交2元人民币上了西安交大的一个培训班。我读了这个班才知道了什么是计算机。
那时我听了中国计算机元老吴几康的一个“关于访美回来的报告”,他是中国第一代计算机的制造者,中美恢复交流后,他是前十位访问美国的中国科学家。他给我们讲计算机,讲计算机用于管理……,两个小时,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是,他给了我很大的启蒙,给我指引了人生方向。
所以在座达沃斯的精英们,如果你们有机会能和农村孩子们谈一下心,也可能会改变他一生的命运。否则像我一样,跑去学建筑,学了又不干建筑,白学了。
主持人:任总,您曾经在部队服役,后来退役了。请您澄清一下,您现在和华为与中国政府和军队存不存在任何关系。
任正非:我当兵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就是由于当时中国解决不了人们穿衣服的问题。你们可能不清楚那个年代,我们作为孩子,长身体时期,缺少衣服穿。那时候发布票,有一年就发一尺7寸,是市尺,不是公尺。你说这个布能做衣服吗?短裤都做不了,只能用来补衣服。所以那个时候,国家领导人也很操心,就说能不能搞一点化纤,能给每个人做一件衣服。所以中国就从法国德西尼布公司和斯贝西姆公司引进了一套化纤成套设备,放在东北辽阳。然后准备生产化纤给全中国人民做的确良衣服。
当时整个国家没有人愿意到那种地方去施工,文革都乱了,中央没有办法,只好调部队去施工,又没有技术人员。经中央批准,让一些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融入到施工部队去,好把设备建设好。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走进部队的。我当时认为当兵比不当兵好,哪怕那个地方很艰苦,但是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我们进去建设完这个工厂,正好遇到国家开放改革。国家不需要这么多军人,砍掉了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当时我们也舍不得离开。但是国家保证给我们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不变。这样我们仍然拿200多元。到了深圳才发现, 打工妹的收入都比我们多,然后就开始融入社会了。
融入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我们不懂市场经济。很难融进去。在市场化的边缘里面转来转去,转不好一定要承担责任的。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当官是一种责任,轻易别去当,我就没当好。
我们是一个中国公司,拥护共产党,热爱祖国,是一个基线。但是我们不会去危害其他任何国家。我们在全世界都是遵从法律的,就是遵守所在国家的法律。第二,我们公司还有道德遵从委员会,要求大家遵守所在国家的规则,不能去违反当地国家的规则。
所以我们在全世界的发展态势是好的,那外界想“你们这个公司干得这么好,别人都没干好,那你们是有背景”。美国想“哎呀,你们走出来,代表社会主义,你们在积极进攻。”那中国在想“你们个人都有股票,那算不算资本主义呀。”你说我们应该算哪一种?我自己今天也说不清楚。我们公司算什么性质?我们有8万多股东,全是员工,没有一个非员工,我的股票最多,占1.4%。可能有些方面,国内会有误解,国外也会有误解,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努力,身份最终会被证明的,没有必要费劲去解释身份,而放弃了生产,放弃了销售,放弃了赚钱,那我们怎么活下去?
主持人:请您澄清一下,您不会让中国政府用您的电信网络听美国的秘密?
任正非:网络分成两种。一种是信息的传送与存储,一种是搜索。我们公司做的是信息管道的铁皮,管道里的“水”是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的。我搜索别人的信息干什么,我们只是负责做管道铁皮,铁皮能做啥事?铁皮傻乎乎的,华为也是傻乎乎的。我从来没有做窃取人家信息的事,也从没有任何人叫我们去做这个。
主持人:美国一直为华为在美国市场运作设置障碍。您认为这公平吗?您会离开美国市场吗?
任正非:第一,我从来就没有认为美国对我们不好或不公平。美国两百年来,从很弱小的状况变成世界第一强国,就是基于开放。华为要学习它的开放,用广阔的心胸融入世界,这样才有未来。我认为现在华为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不应把谁当成对手,应该共同担负起信息社会的变化来。现在无论从网络的思想上,理论上,架构上都需要许多探索,不是随便几家就能完成的。任重道远。
我们认为未来信息世界是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我们一定要共同确定未来的思想结构、理论结构、系统结构是什么?我们怎么共建来给世界提供服务?所以我们不要把任何人当做敌人,我们要共同为世界服务。我从来这么认为一个西瓜切成八块,我们只要一块。如果要整个西瓜,会成为众矢之的,那西瓜可能只有拳头那么小。比如,我们绝不会进入物理领域,只搞数学逻辑,日本企业放心了,他们的材料科学很发达,我们应用好它就行了。臆测我们想做氮化镓,就是一种误判;我跟软件公司说,我们永远不会去搞搜索,他也放心与我们合作了。
所以我们在国际上只做一点点事,以后也只能做一点点事。从这点来说,我们从来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
第二,美国在电子信息技术上,过去是绝对强势。而且未来几十年,美国还会是相对优势。华为这棵小草不可能改变时代列车的轨道,但小草在努力成长,我们也希望把自己能脱胎换骨,从小草变成小树苗。这一点我们正在向西方学习很多管理,正在改变自己。我们的改变有没有可能成功呢?还是要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就是自己。
(主持人:现在你们大概是没有选择了。)
第三,我们已经把自己聚焦到只做小小的一点事情上来,我们的管理能力就开始上升。
主持人:任总,我想大家最想知道的是华为成功的秘密是什么?别人能学习和模仿华为成功的秘密吗?
任正非:第一,华为就没有秘密。第二,任何人都可以学。
华为没什么背景,也没什么依靠,也没什么资源,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获得机会。努力工作,就要有一个方向,就是为客户服务。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来源,就是客户。如果我们对客户不好,就挣不到这个钱。所以我们要拿到客户口袋里的钱,又不能用非法手段,又不能抢钱,那我们只能做好服务,只能做好产品。
刚才我讲市场经济两个要素:货源和客户。为客户服务,没有理由做不到。我讲两个例子。在智利发生九级地震的时候,我们有三个员工失联了,当时地区部请示是否派人进去寻找,我不同意,进去再牺牲一些人,更划不来,还是等一等他们看能不能发出声音。当恢复通信后,他们打来电话,接电话的基层主管也是“傻傻”的,说地震中心区有一个微波坏了,要去抢修。这三个员工也“傻乎乎”地背着背包,就往九级地震中心区去抢修微波,逆着避险的方向,去履行自己的责任。我们把这个事情拍成三分钟小电影,他本人做演员,这就是对客户负责。
在利比亚发生战争的时候,其实当时我刚离开几天,我们没有撤退,我们把员工撤到周边国家整休,找了一些心理咨询公司去帮他们做心理辅导,辅导了十几天,很多人经过心理压力测试后状态很好,重返利比亚。当地员工自己分成了两派,一派留在了的黎波里支持网络保障;另一派就去了班加西,各自维护各自地区的网络。中间交火的地区的网络,就由华为的中国籍员工维护。维护网络的安全稳定,是我们的最大社会责任。我们不怕牺牲,用实践说明了我们对客户的责任。
再讲讲日本的大地震、海啸,福岛核泄漏,我们员工背起背包,和难民反方向行动,走向海啸现场、核辐射现场、地震现场,去抢修通信设备。等等一系列,就是体现我们以客户为中心,我们必须要维护客户的利益。只有维护客户的利益,客户信任你,自然订单就多了。
去年国际经济很困难,我们自己的商业生态环境也很差,各国汇率波动十分大。但,我们的收入增长20%,主营业务利润增长了约17%。而且今年我们的销售收入会超过560亿美元。
现场提问一:任总好,我们过去也见过面,谢谢您,我想请教下,华为现在怎么面对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兴起,有什么样的想法?
任正非: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对我们有什么影响?我们巴不得越大越好,你们要买管道,就我们这两三家做得好,你不买我们的,买谁的?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积极地促进。我们在传输和存储上会做出努力,但我们不会进入信息搜索领域。
现场提问二:我来自《外交政策》,这是美国的一个杂志。我想问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减慢到7.4%,走到新常态,会怎么样影响华为?
任正非:第一,中国经济指标下滑了,但是就业却上升了,我认为中国经济是在走好,并不是走坏。原因是什么呢?可能以前去掉的很多是水分,很多是无效投资。我认为,2015年-2016年,可能是国家必要转型的困难时期,2017年-2018年中国经济可能会良好强健的增长。
中国经济速度放慢一点,不会对我们有多大影响。而且我们70%的市场在海外,此消彼长是常态,我们是有可能完成任务的。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扩大了对传输,存储的需要,是有利于我们的销售的。
现场提问三:我是FT中文网。有一种说法是,如果不理解任正非,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华为。您为什么如此低调,如此神秘。有的记者为了采访您,已经等到快退休了。可以说一说您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怎样的一个企业家?谢谢!
任正非:我有啥神秘?也不是故意低调。我自己就只能看到前面,所以我说我最好还是少抛头露面。不是说我真的很了不起,我从来没有认为自己了不起。我并没有什么故意低调、神秘的问题。
以前我们做运营商的时候,面对的是三百多个客户,可以逐个沟通,不需要公共场合沟通。现在卖终端,我也搞不懂终端为什么喜欢赞助足球广告,别人还以为我喜欢足球。但是实际我对足球也不了解,只知道足球是圆的。都是下面业务部门去做的东西,我也不需要那么高调。
我这次来参加这个对话节目,是听了胡厚崑的建议。胡厚崑说“你来达沃斯,能不能开个闭门会议”,我想,我们经常在公司开办公会议,不都是关着门的么,我就同意了。我不知道这个闭门是对话,也不知道这个闭门还要直播,所以没有事先准备。等我知道了,我推不掉了,公共关系部的列车启动了,他们惯性太大,刹不住,怎么办?我只好来出席。
我也认为,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大家不看到,总觉得你有啥秘密。我们除了比别人少喝咖啡,多干一点活儿外,其实并不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因为我们成长的年限太短,积累的东西太少,我们得比别人多吃苦一点。
任正非:感谢大家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和我沟通,因为比较仓促,有很多地方可能也词不达意,希望大家谅解。耽误你们这么多宝贵时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