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性对古籍研究是最重要的”

早报记者 罗昕

傅增湘（1872－1949）和内藤湖南（1866－1934），一位是中国知名藏书家，工书、善文、精鉴赏，历任贵州学政，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要职，著有《藏园瞥目》、《藏园东游别录》、《双鉴楼杂咏》等传世经典；另一位是日本知名东洋史学家，与罗振玉、王国维、张元济、柯劭忞等中国学者均有交往。两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因对藏书和学术文化的共同爱好，在重叠的六十二年生命里有了意义非凡的联系。

12月25日，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学术院教授稻畑耕一郎做客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讲述傅增湘和内藤湖南之间的交流往来。这场演讲源于他这一年在日本关西大学图书馆的“新发现”——傅增湘和内藤湖南的信札原件。

“1926年，内藤湖南迎来人生中的花甲之年，要好的朋友们为他出版了论文集《支那学论丛》。” 稻畑先生说，这本论文集共由32名学者完成，其中4位是非日本学者。他们分别是法国保罗·伯希和、中国学者王国维、罗振玉和傅增湘。“王国维和罗振玉在京都的时间都比较长，他们和内藤湖南的联系早已为人所知。傅增湘也去过日本，但目前，学界对他和内藤湖南的具体联系还是研究很少的。”

据稻畑先生统计，内藤湖南分别于1899年、1902年、1905年、1910年、1917年前往北京。他推测，直到1917年内藤湖南才在北京第一次见到傅增湘，因为傅增湘在民国以后才开始专门收藏古籍。

此外，傅增湘曾于1917年作诗《题宋庆元寻阳郡斋刊方言》第十四首：“钱季流风久已沦，遗编显晦有前因，物归其主吾何憾，始信湖南是解人。”“这里的 湖南 是什么，其实仅仅看诗我们并不清楚。”稻畑先生表示，还好这首诗下还配了一则注释。“丁巳冬杪，日本内藤湖南博士来京，访余于太平湖王邸中，尽观余所藏宋元古本，题数行于此书之后，有 如此宋本，乃归沅叔，物宜各归其主，我不以为憾也 之语。”由此，稻畑先生判断二人见面始于1917年。

那么，后来两人如何联系？这就要从关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信件说起了。现存两人最早的通信始于1924年，傅增湘的父亲傅申甫辞世，内藤湖南为傅增湘寄去了《讣告》与《哀启》。之后，到了1926年内藤湖南六十大寿时，傅增湘不仅为他的论文集写了文章，还专门为内藤湖南寄去了一首诗和一幅画。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词馆论才比华嵩，著书白首可卢同，几曾家学私塘坫，远寿声闻到海东。”稻畑先生认为，此画估计是临摹叶衍兰《清代学者像传》的，不过因为临摹得过于地道，未必出自傅增湘之手。

之后两人的联系，在时间上就难以确认了。由于傅增湘给内藤湖南的信都没有落款年份，这些信件的具体时间还要依赖其他资料推测。比如，一封时间落款为“10月22日”的信上写着：“湖南先生阁下：溯暌清论，匆匆十年。顷来京都，欲偿平生访古探幽之愿，日内拟就山中寻公晤语，未审何时为宜。希赐还笺，敬当趋侍（私计在三数日内为便）。专此布臆。顺候兴居百益。傅增湘拜启。”说白了就是傅增湘要去京都，希望拜访内藤湖南。稻畑先生据此推测，这封信应写于1929年。因为从傅增湘1929年11月31日给张元济的一封信和傅增湘之后的回忆笔记得知，那年傅增湘抵达日本，还访问了内藤湖南的恭仁山庄，观其藏书。

次年，为这趟日本之行，傅增湘还特地致信内藤湖南：“昨秋观光上国，躬造精庐，饫闻高论，十年饥渴之思，畅然一释，何快如之。”而1930年夏，内藤湖南则对傅增湘有回信如下：“奉别以来，已过数月，忆起山庄啜茗，尽出唐钞宋椠，欣赏半日，乐何可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两人都对共同欣赏古籍的“半日”恋恋不忘，惺惺相惜。

有意思的是，二人往来的信件不仅涉及诗词歌赋、古籍典藏，还有时下也很流行的“推荐信”。比如傅增湘就为后来的明清史大家谢国桢写信说：“兹有友人谢君国桢来贵国求学……窃欲亲炙光仪，敬希俯赐延见，不吝教诲至荷。”他也为著名的敦煌学家、目录学家孙楷第写过类似的推荐信：“兹有启者，门人孙楷第，夙研文学，顷来上国观光，特令晋谒崇阶。”根据谢国桢和孙楷第的经历推断，傅增湘“推荐信”应写于1931年。

“我做这么一个演讲，就是想对现在的年轻学者说，开阔的视野和开放的态度是最重要的。”在最后，稻畑先生因傅增湘和内藤湖南的交流往来心生感慨。他举例在北平图书馆中国大辞典编纂所于1932年6月初出版的《日本东京·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提要》中，胡适曾写序：“我们可以说：如果日本做了中国旧小说的桃花源，如果不靠日本保存了这许多的旧刻小说，我们绝不能真正明了中国短篇与长篇小说的发达演变史！”“引这段话，我并不是说日本的古典研究有多先进，只是认为学问研究应该是没有国界、没有禁区的。”

“中国古籍研究领域很广，材料实在太丰富了，一个人一辈子都研究不完。所以开拓性是最重要的，不要给自己设禁区。” 稻畑先生最后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