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可寻“夏”踪迹

以中国考古学界孜孜以求“夏”的内在诉求来看《何以中国》，就可以读出学界此时的渴望与踯躅，由于缺乏有效的模型，“夏”无处寻的困境或许将继续困扰着在中原大地上遍插洛阳铲的考古人。

张经纬

有夏之居

著名考古人许宏先生出版了《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这是近年来为数不多愿意放下专业身段向公众介绍考古常识的普及作品。在这本深契2014年中国文博界“公众考古”主题的作品中，身为“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作者不但延续了上一本著作《最早的中国》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中心的夏、商考古成果的探索,还以此为契机，继续向前追溯，把以往对公众而言稍嫌陌生、分布于汾河下游与黄淮平原的更早期古代人群留下的文化遗址分享给了读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考古学界根据古代文献“夏在伊洛之间”的传说，找到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尽管没有文字和明确的实物证据证明，这里就是传说中夏代末帝桀之所都（比如，像安阳殷墟一样，提到商代诸王的甲骨卜辞，和带铭文的青铜彝器与墓葬中的骸骨一同出土），但这并不妨害求“夏”心切的发掘者认为二里头“一到四期遗存都属于夏代”（但包括许先生在内的当代考古人已逐渐接受二里头后几期文化遗存有可能与商代早期重合的观点），因为从宫殿遗址的规模和出土的玉质、铜质遗物来说，这里的确当得起商代之前大规模文明都城的级别。不管怎样，当代考古学界是将二里头遗址视作夏代存在的证据的，但同时又承认这只属于“夏代”中晚期遗址。那么问题出现了，既然著名的二里头只是“夏代”晚期，夏代早中期在哪里呢？换句话说，“夏人”从何而来？

许宏先生在书中首先提到的是位于临汾地区襄汾县的陶寺遗址。既然二里头不是最早的“夏”，那么，根据上古传说中古人活动的集中区域，考古工作者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晋南汾水下游大力发掘了一番。这个思路是不错的，因为二里头文化已经是相当成熟的史前文明，其源头当有迁移、定居的过程，而汾水下游作为上古人文荟萃之地，不应是空穴来风，比如尧都平阳、舜居蒲坂、禹开龙门等传说都集中于晋南（虽然“古史辨派”把尧舜禹都视为杜撰这一点我同意，但既然这些地名集中于此，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真相）。于是，在襄汾就挖出了陶寺遗址。但这个结果让人喜忧参半，喜的是，人文聚集的晋南的确有比二里头更早的遗址，忧的是，陶寺文化既不是二里头的源头，也无法归为现在发现的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

和古文献研究者不同的是，考古人可以算是坚定的“实证主义者”，没挖到“夏”不能硬说挖到，因为考古学界也承认，陶寺“礼器组合种类齐全……看不出 重酒好酒 的倾向。这也大大不同于后来二里头至殷墟王朝以酒器为主的 酒文化 礼器组合”。此外，晋南的夏县也被顾名思义地勘探过一番，只是掘出一座战国时魏国安邑城址，称作“禹王城”。于是，陶寺只好茕茕孑立地存在于“夏代”之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国大地上。

不过陶寺文化也不是非常孤独，书中还介绍了差不多与陶寺同时，在嵩山到郑州之间，黄河南面支流分布的许多城址遗址。虽然这些城址在规模上远不及陶寺，但在时间上又与之相近，这些古代文化以河南新密市新砦文化为代表，集中出现于龙山文化末期，二里头文化早期，大有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涌现于“中原”大地之势。虽然作者没有言明，但文字之间的暗示非常明显，二里头的北面寻不到“夏”，或许可以在南面找到“夏”的踪迹。为什么没有言明呢？因为新砦文化遗址规模都不甚大，也无遗物或文字支持这一设想，只能是“聊备一说”。

以二里头文化为“夏”，那么要窥夏之原始，前人寻到陶寺，留下无解的困扰；今人弃北缘而觅南踪，为新砦文化说铺垫，虽然朦朦胧胧，但总不离“中原”。许先生这本《何以中国》的大意基本就是这样。

觅夏之旅

总的来说，《何以中国》代表了中国田野考古研究的最新进展和主流观点。向公众推出了“三代”探源“夏之初”的当前设想，但是，正如该书明明要立新说，却不能明确直白，总透着一些底气不足。因此，该书除呈现了当代中国考古的重要成果外，也暴露了现实存在的许多问题。要更好地评点《何以中国》，我们需要先把这本书还原到当代中国考古学的体系和内在诉求的整体脉络中考察一番。

中国考古学发端于上世纪之初，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既是北京周口店“北京人”化石的发掘者，又是中国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命名人（仰韶村位于距偃师二里头不远的渑池县）。由于仰韶文化分布呈现从中国西部向东延伸扩展的趋势，被认为与当时流行的“中国文明西来说”不谋而合，此次发现大约在1920年左右。差不多十年后，中国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在山东历城龙山镇，发现城子崖遗址，将这一惊人散布于中国东部黄淮海平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称作“龙山文化”。

从此以后，东“龙山”西“仰韶”就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要的两个分类体系。傅斯年著名的《夷夏东西说》一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的，代表了现代考古学在民族主义气氛下一种有趣的表达。龙山文化发现后，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就是安阳殷墟的发现。这产生了两个重要结果，第一个结果，商代从只有零星记录的传说时代，变成一个真实存在（过去只有“周代”是个明确无误的实体），这不禁促人联想，既然夏商周三代落实了两个，那么居于首位的“夏”的发现也将指日可待；第二个结果，考古学通常把城市的出现（即有君主、城邑、金属加工、聚落分工、财富分化标志）等同于文明的起源，所谓青铜时代，在此之前则是旧 / 新石器时代。那么“夏”代作为中国文明之初，又与哪种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衔接得起来呢？这也成了一个问题。

二十世纪的考古人遗憾地发现，无论仰韶还是龙山文化，都离“三代”文明还有一段距离。

考古学不是靠“炎黄”传说就可以一笔带过的文字游戏，既然沿着“三代”往前逆推尚有难度，那么，沿着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顺推，看看哪个考古学文化能往后接上“夏代”的弦，这也是一种方法。事实上，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源头通过考古发掘，已经从仰韶、龙山的东西对峙，扩展到加上豫、陕间庙底沟文化的三足鼎立；再通过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辽西走廊北部的红山文化等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变成了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满天星斗”。也就是说，符合文明萌发基础的文化遗址发现了很多，这些“星斗”按不同算法数量从六到九不等，而且不仅在“三代”核心的中原，更分布在传统“华夏”的边缘。“三代”的源头没找到，反而找出一大堆“星斗”。

换句话说，本来的问题没解决，反而找出一堆新问题，就和陶寺文化一样（陶寺被认作山西龙山文化的代表），无法解释现状，只能暂时“悬置”起来。问题就出在“满天星斗”这里，“满天”既多且无序，表明现有的解释体系无法包容这些多元的起源。其次，这还产生一个附带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解释模型，那么对考古发现的结果无法提出可行的预测，难免造成“打哪儿指哪儿”的状况。这就意味着，对现有文化遗址起源的探索，只能碰运气，今天中国基础建设如火如荼，不知何时会挖出新的更早的遗址，今年确定的“最早中国”，或许会因为后年发现更早的遗址，而尴尬搬家——这也是许先生无法名正言顺地提出新砦文化是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起源的原因，谁知道哪个新建的高铁建设工地会不会挖出“更早的中国”。

比如，2012年被列入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陕西神木石峁古城遗址，同样在时间上符合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建筑规模和出土器物的等级方面也远超新砦文化的诸多古城遗址。但这已经跃出《何以中国》一书的讨论范围了。

度夏之方

我对新砦文化究竟是否二里头文化源头持保留意见，只对“何以中国”提一些个人看法。许多学者都喜欢引用陕西鸡贾村出土的《何尊铭文》里，据说是周武王克商后告天的语句：“余其宅兹中国”，于是把“中国 / 中原”视作一个久远的概念。但换一个角度想，周武王是克商之后才有机会“宅兹中国”，那么在克商之前，显然商人“宅兹中国”，周人在“中国 / 中原”之外，克商后，才有机会“搬到中国”。结合之后的“秦、北朝、唐、元、清”等朝代来看，他们“宅兹中国”同样存在一个由外而内的动态过程，那么夏、商是否亦然？再继续“身在中原找中原”的起源，是否合适？

其次，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虽然在近年出现了一些包括“后过程主义”在内的“新考古学”的萌芽，但在方法上依然深陷“类型学”的窠臼。正如许宏先生所言，考古学文化所讨论的时间跨度动辄以数百年为单位，要依靠类型学排序，其实有很大难度。比如，我们知道外貌非常相像的一对父子，是儿子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而非相反。但两件相似的器物，由于时间跨度极大，其实很难把握“父子”关系。而一旦被“中原中心说”束缚——所有文化都是从中原向外传播的——就很可能混淆文化流动、人群迁移的“源”和“流”，比如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早期的源流关系。因此，我们亟须在方法上跃出考古类型学的局限，提出更有效的文化传播模型。

第三，许先生在书中一方面依靠扎实、详尽的考古报告支撑其观点，另一方面也非常自信地使用了传说与传世文献，比如“大禹治水”传说。这是非常可贵的，考古学者不只需要利用实证材料，其他方面也没有理由放弃，只是需要结合更加全面的视角。

结合上述提到的上古人群由外而内“宅兹中国”的动态过程，早期人群迁移存在固定的路径，与中条山以南的二里头文化发生密切互动的始终应是人文荟萃的晋南地区，而非文献无征的嵩山一线。以“尧都平阳”（临汾）和“舜居蒲坂”来看，自古以来，存在一条从吉县黄河渡口经过蒲县到临汾平原，从而翻越吕梁山的路线。

那么再来理解关于“大禹治水”传说的源头，来自战国的尸佼《尸子》记载有“古者，龙门未辟，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谓之孟门”。这里的“洪水”可能只是一个地名。我们根据人类迁移的观点来解释此段，可以这样理解：在吉县以西龙门渡口未开通之前的早期人群，更多是从更上游的（离石）孟门渡口从陕北渡河辗转进入山西，并沿汾河而下中原。直到龙门渡口开辟之后，陕北人群比较易于从更靠近晋南的地区渡河，经过吉县、浦县穿过吕梁山进入晋南，开始了斯地繁荣的人文景象，最后移居伊洛之间。后人所谓“治水”，全是从《尚书·吕刑》中的“禹平水土，主名山川”寥寥数语中，凭字面演绎出来的。这样一个观点，也能比较好地解释石峁古城遗址和陶寺遗址的存在，在此聊备一说。

以中国考古学界孜孜以求“夏”的内在诉求来看《何以中国》，就可以读出学界此时的渴望与踯躅，由于缺乏有效的模型，“夏”无处寻的困境或许将继续困扰着在中原大地上遍插洛阳铲的考古人。要么等着建筑工地的又一爪抓斗，要么等着盗墓者再次“立功”，如果没有更有整体性和预测性的理论新范式，考古学仍将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后见之明。

发现龙山、红山以及良渚的前人或许提供了不错的榜样，不必畏惧中原 / 中国的源头不在中原。中原不是文明之源，但仍可以是中华文明茂盛的舞台，何况这个可觅的近源并不遥远，也更能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本意。“上穷碧落下黄泉”，许宏先生结合当前的考古材料提出了值得讨论的观点。不论结果如何，对我们将来的研究都有不可或缺的意义，唯有站在前人奠定的坚实基石之上，我们才能看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