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希文《开国大典》曾数易其稿

“这幅画里有一个中国美术的痛苦故事，也影响了董先生的人生。”

——范迪安

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油画中国风——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于12月19日开幕，全国各地重要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家属所珍藏的128幅董希文作品出现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这是至今为止展出董希文存世作品最多的一次展览，董希文家属珍藏的《开国大典》创作小稿也首次公开露面。可惜，董希文的名作《开国大典》成稿未能参展，这是一幅随着建国后历次政治风波而几经修改的画作。

《开国大典》创作小稿

过去并无展出机会

“当年做董先生的学生时，我就常去先生家，见过他的画作也不少，但这次展出的作品中还有不少我从没见过的。”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油画学会主席詹建俊说。

在“油画中国风——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中，展出的不仅包括原本由各个博物馆、美术馆馆藏的董希文代表作，还有家属保存下来的珍贵作品、手稿以及文献，且两者之间有一定的微妙呼应。比如国家博物馆两个版本的巨幅革命历史画《百万雄师下江南》（分别作于1959、1960年），首次双双走出国博固然已经可以是宣传点，但再配上家属提供的16幅《百万雄师下江南》的创作手稿，在鸿篇巨作与细部勾勒的对照中，浮现出的是一个精心构思、苦下功夫的大师形象。

此外，此次也是《开国大典》的创作小稿第一次公开出现在公众面前。此前有说法称，《开国大典》的创作小稿原本佚失，董希文之女董一沙对此澄清：“一直保存在家里，只是过去没有合适的展览契机、正规的展出场合。而这次是对父亲生平的全面体现，因此将原始稿呈现。”

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向早报记者介绍，为了此次展览，中央美院美术馆以最好的展示空间进行改造，整个展览筹备了四五个月。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8日。

128件作品还原一生创作

展览以128件作品还原了董希文创作生涯的各个时期。

董希文1914年生于浙江绍兴，在家藏的大量书画瓷器、金石碑帖中接受了艺术启蒙，迫于家长要求，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之江大学土木系。但一年之后他便辍学，之后的7年里，他辗转苏州美专、国立杭州艺专、上海美专、越南河内法国国立安南美术专科学校以及国立艺专学画，“遍访名师，接受了当时国内所有优秀的美术专业学校的教育”，林风眠、常书鸿、李超士、潘天寿等重要艺术家都曾影响过他。

展览的第一部分“转益多师”以10幅作品反映了董希文这一时期的创作，包括其早期的重要作品《苗女赶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体现了董希文对不同艺术主题，采用不同角度、媒介、方式去进行探索的自觉。

1943年1月，29岁的董希文参观《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展》后深受震撼，与新婚妻子从重庆出发，跋涉3个月，到了敦煌莫高窟。这对年轻夫妇住在马圈改造的小屋里，每日面壁临摹不辍，他们的三个孩子名字里都有“沙”字，就是为了纪念这段沙漠里的岁月。范迪安认为，董希文可能是常书鸿之外，待在敦煌最久的艺术家，不仅为敦煌壁画的临摹、测绘、记录与考察做出大量贡献，他本人更深入掌握了中国传统艺术造型的规律和特点。

这段岁月在展览中，以“心系敦煌”板块呈现，不仅包括中央美院美术馆收藏的8件临摹作品，还有敦煌研究院所收藏的《苗民跳月》、《山水》、《敦煌全景图》、《萨陀那舍身饲虎图》等。《苗民跳月》是董希文1940年代代表作之一，而《萨陀那舍身饲虎图》则是他临摹敦煌壁画的代表之作，《敦煌全景图》更是画幅宽达12.21米，是本次展览中最长的一件作品。

抗战胜利后，董希文回到内地，被聘为国立北平艺专副教授，当时他的作品就被徐悲鸿评价为“场面伟大、作风纯熟”。在新中国成立后，他将西方油画与中国传统绘画相融合，创造出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形象，成为“革命历史画”的代表。

这一部分处于展览的核心位置，不仅有董希文为《开国大典》所作的创作小稿，也有他作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创作组组长，留下的“武昌起义”的2幅浮雕草图。此外，《解放区的生产自救》、《抗美援朝》、《百万雄师下江南》等一系列代表作品，也都出现在央美美术馆。

中央美院教授、油画家靳之林认为，董希文的三大创作特点：民族化、生命力、大写意，在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缺席的《开国大典》

12月17日下午，记者走入仍在紧张布置的展厅，发现一面巨大的红墙空空如也。据介绍，此处本将展出的是董希文的代表作《开国大典》。

但这幅作品最后还是没能借出来，还是躺在国博的库房里。

1951年初，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中国革命博物馆（国博前身）开始筹备建党30周年绘画展览，但征集来的作品并不尽如人意。1952年，革博委托中央美术学院组织完成一批表现新中国的油画，其中巨幅油画《开国大典》的创作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董希文。在原央美油画系主任艾中信的回忆中：“在构草图的阶段，他身上经常揣着一张明信片那样大小画在重磅卡片纸上的画稿，凡遇到美术界及文艺界人士，便拿出来征求大家的意见。”

艾中信看到草图时觉得很有创造性：不拘泥于写实，一则，除了毛泽东侧身站在画面中间，其他领导人都集中在左侧，从构图规律上看失去平衡；二则天安门城楼中间的两根廊柱之间的距离被大大放宽，不合建筑构架与透视规律。但艾中信表示理解：“这样的构图处理是为了显出天安门广场的明朗开阔，群众场面的雄壮宏伟。”而梁思成也曾表示，廊柱的问题，“在建筑学上是一个大错误，在绘画艺术上是一个大成功。”

在安排领导人的位置和动态时，董希文也下了功夫，比如毛泽东在看画时，指着被朱德挡住的董必武：“你们看董老被挤得差不多看不见了。”而之所以能在差不多看不见的情况下认出，是因为画家将董必武半边下巴和一片小髭的特征描摹得十分到位，体现了造型功力。

当时艾中信对画作提出的意见是，认为毛泽东不够高，“不应受由于立足点造成的透视缩小所限制。”董希文接受了他的意见，“用稀料谨慎地把原画部分洗去，重新画了一遍”——画家或许并没有想到，这只是这幅画修改之路的第一步。

1953年9月2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董希文的油画《开国大典》。毛泽东对此画有很高评价：“我们的画拿到国际间去，别人是比不过我们的，因为我们有独特的民族形式。”1959年，此画还被用作建国10周年的纪念邮票。

表扬音犹在耳，不久“高饶事件”爆发，革博通知董希文将画面上的高岗去掉。董希文认为在构图时高岗的位置就有局促感，去掉对构图有好处，但为了使画面不被损坏，他又专门研究了洗去油色的方法，做了种种试验，终于保持了作品完美。

但1971年，革博又来人传达“上级指示”，去掉画面中的刘少奇，当时已被确诊癌症、切掉3/5个胃的董希文在儿子董沙贝的陪同下来到革博，让儿子当“拐杖”撑着他作画，经过数次操作，将刘少奇替换为原本“差不多看不见”的董必武。

1972年，革博又要求去掉《开国大典》中的林伯渠。当时董希文病重化疗，这个任务最后落在他的学生靳尚谊身上。在董希文的现场指导下，靳尚谊临摹了一幅符合要求的《开国大典》。次年董希文去世，去世之前，他仍相信中国的医疗事业，念念不忘要“再画20年”。

但特殊年代的复制品没来得及和观众见面，“四人帮”就倒台了。刘少奇很快被平反，《开国大典》又需要恢复原貌。根据董希文家属的意见，为保留原稿，革博委托靳尚谊在复制品上修改，靳尚谊又推荐阎振铎、叶武林完成了修改，此后基本所有重大展览中的《开国大典》均为这幅复制品。

而董希文的画作，则自此藏于深库，中间曾有两度现身。一是1992年中国美术馆的《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作品展览，该作被置于中心位置，旁边有原作原貌的照片，并附有简短说明：“《开国大典》原作完成于1953年，由于历史的原因，作者在生前对个别的人物形象做过两次修改，故与开国大典真实场面前排出现的人物略有出入。 文化大革命 后该画由董希文先生的学生按原貌复制，收藏和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特此说明。”二是2011年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现代经典美术作品展”上，两幅《开国大典》同台亮相。

但董希文百年诞辰纪念展上，他的这幅代表作最终还是缺席了。在展览发布会上，范迪安说：“这幅因为政治风波不断被改变的作品，出于保护的需要而不能到场。这幅画里有一个中国美术的痛苦故事，也影响了董先生的人生。但他在痛苦中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保持着对新中国、对人民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