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家纪事

关于父亲及那个时代家里的一切，其实我所能表达的甚少。就算有些记忆，也不是刻意去记住的，是顺其自然地留存在脑海里的。所以记录下来的种种，只是跳跃式的点滴而已。因为是“过去式”，时间、人物、地点及情节的错漏肯定难免。但我通过文字的书写，使自己对父亲的怀念得到了很大的满足，这无疑是情感上的一次盛宴。——傅益璇

傅益璇

父亲和他的酒

父亲有一方非常著名的白底朱文闲章，刻着“往往醉后”四个字，通常会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颇有些自嘲的意味呢！

但父亲确实是爱喝酒的，一生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是艺术界人所共知的。 酒对于父亲有很深的意义，尤其是在他的绘画艺术里，酒更是起着微妙的作用。比方说，父亲构思画作时总是有一杯在手，以畅思路。在画的过程中，亦要有一杯来振奋情绪。当画得顺手时，则要喝一杯一鼓作气。不顺手时，更要喝一杯来排忧解难。如大功告成，兴奋之下那就更要痛饮几杯了！平日里和朋友高谈阔论时，一杯在手那是常事，就是晚上灯下读书也常有一杯相伴。总之，在父亲的生活中，酒是无处不在的。

在傅厚岗客厅的黄色柜子里总是放满各种酒的，有绿豆烧，有五粮液，还有汾酒和茅台。但父亲平时常喝的却是高粱酒，有段时间也爱喝金奖白兰地。我印象最深的是五粮液，因为有一次母亲错手打碎了一瓶，家里顿时弥漫着浓浓的酒香，足足熏了我们几天呢！

父亲一直有血压高的毛病，所以父亲无酒不欢的习惯，母亲一直是非常担心的。除了经常劝阻之外，甚至将酒瓶藏起来，佯作家中无酒。但母亲为人太老实，是怎么也“玩”不过父亲的，往往黔驴技穷，自动拿了出来，总之是照喝不误。我曾多次见到父亲将高粱酒瓶藏在中式长衫的宽大袖筒里，悄悄地带到楼上画室。对父亲那种“不要告诉妈妈”的风趣表情更是心领神会！小时候经常见到父母亲为酒斗法，十分有趣。

在傅厚岗的客厅墙上一直挂着一副清人的对联，镶着精致的红木框，上联是“左壁观图右壁观史”下联是“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好像是隶书，豪放而潇洒，据说是一个和尚写的。每当父亲手捧一杯微呤之时，我总是要偷偷笑他只能“学仙”而不能“学佛”了，因为父亲总是“有酒”的呀！

不知为什么，父亲的酒在我心里也成了很重要的事。记得我十岁那年，在一个大雪之夜，家里有客人来吃饭而酒却不够了，母亲正发愁，我就自告奋勇要去买。谁知雪深路滑，寸步难行，我不断跌到又爬起来，但双手紧抱着的金奖白兰地却没打烂。

一九六四年我随学校去苏北涟水县参加“四清运动”，听说有个工作队长是泗洪县“双沟大曲”酒厂的厂长，就立即想起父亲爱喝此酒，几经拜托终于买到两瓶顶级的。待过年回家时，像宝贝一样抱在怀里，在长途汽车上颠簸了六个小时才带回南京。父亲见到非常高兴，连连感叹说：.“我璇子也会帮我买酒了……！”见到父亲十分欣慰，我还后悔没有多买些给他。谁知第二年父亲就去世了，我就再也没有机会为他做这件事。

说起父亲喝酒，在我们家里是时时能体会到的，我虽然从未见过父亲喝得大醉或酒后失态，但如果是心情不好又喝多了的话，就会在我们兄妹身上发现许多他不满意之处，甚至为一些平时并不在意的小事和母亲发生争执。照母亲的说法是“找碴”，照现在的理解就是“要个说法”，令母亲哭笑不得。而且往往是一家人晚饭时候，所以母亲也常因此而吃不好饭。我们当然是绝不敢出声的，唯有赶快吃完溜走。这是我唯一不喜欢父亲喝酒的时候。

父亲也深知这种癖好是个隐患，称之为“病”，而且还说“二十年来，此病渐深”。但又细数唐伯虎、陈老连、高凤翰、许介友等大师皆有此癖，就连他最敬佩的日本大家辛野梅岭、桥本关雪等都是同道中人。更令人无奈的是他似乎不以“早逝”为虑，因为唐寅、徐悲鸿皆早逝。总之，父亲对喝酒虽然有些无奈，也并不理直气壮，但“喝酒有理”的心态是毫无疑问的。

酒和父亲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并不只是“爱喝酒”那样简单，其中的心态也不是别人可以真正理解的。当我站在父亲的画面前，感受那蒙蒙烟柳里荡漾的春意，那如醉的枫林里透出火一般的炽热，还有那满纸潇潇的泼墨山水，烟雨弥漫的苍凉，更有那气势磅礴、奔腾不止的瀑布，都会深深地被感动。这样的心胸气魄，这样澎湃的激情，手中的笔，面前的纸，又怎能表达万一？艺术家生命里的激流冲破了这一切，怎一个“醉”字了得？我大概是能明白父亲在“往往醉后”里蕴藏着的巨大的热情。

父亲是死在酒上的，一九六五年九月，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落成，父亲为此画了一张大画，东道主派了一架飞机来接他去参加典礼。父亲爱喝酒的名声远播，各方人士热情有加，从下飞机就没停过喝酒，都是高浓度的茅台。几天下来已经远远超过他能承受的酒精量，加上旅途劳顿，应酬不停，直到上飞机回南京。听母亲说，父亲回来后心情很好，但很疲倦，脸色也差。晚饭后就如常去午觉，并叮嘱母亲几点钟一定要叫醒他，因为下午要去省人委开会，不可误事。这时正好有朋友来聊天，忘了时间，等到母亲匆忙赶上楼时，父亲己呼吸急促，脸色发紫，嘴唇发乌，差不多已陷入昏迷。母亲慌了手脚，冲下楼去打电话，突然听到父亲大叫了一声，震耳欲聋，然后就彻底地静了下来……。父亲就这样走了，事先没有人可以料到，当然他自己也没有料到，临终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我深知是酒害了父亲，令父亲过早去世。但我并没有记恨父亲的酒，也没有后悔当时没有坚决地阻止他喝酒。父亲喜欢喝酒，自有他的道理。也许他在微醺之中，能感受到心灵的翅膀无比的自由，冲破那些压抑在心里的晦喑和苦闷，释放出一切。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久远了，家中兄妹已无人饮酒。但每逢清明去拜祭父母亲时，我仍会绕着父亲的坟墓倒上一瓶上好的茅台酒，让那竹林掩映的墓地弥漫着浓浓的酒香，我深信父亲是一定能闻得到的。

父亲和母亲

父母之间的感情是很好的。和谐中有一种情投意合的默契，欢声笑语中充满了诙谐的乐趣。当然也会有争执，但大多是母亲让步了事，绝不会冷场，因为他们之间有太多的话要说。

父母之间的互敬互爱是出了名的，父亲每到一处都要给母亲写信，甚至一个月要写二三十封，传为美谈。父亲终其一生给母亲的信几乎要用箱子来装。听母亲说，父亲当年在日本时，对于“写家信”，是一丝不苟的，事无巨细都会一一道来，几乎每天或隔天就会有一封。为了让母亲收到的信都是整齐的，父亲还特地去买了一批同样的信封信纸，洁白光滑，上有暗红色的竖线，很精美。我小时候为了淘气常去翻弄母亲的东西。但父亲的信我是看不明白的，不过每封信的开头都写着的“慧妹如见”，却让我觉得新鲜有趣，就跟在母亲身后大声地叫嚷着：“慧妹如见！慧妹如见！”弄得母亲哭笑不得，不胜其烦，直要找“鸡毛掸子”追打我呢！

父亲在日本期间写给母亲的信足足有几大本，母亲用深红的缎子作封面，请人装订成册，在封面开合处还系上了金色的丝带，一直收藏在母亲床头柜的抽屉里，是母亲的心爱之物。那里面有父亲在日本的学习、研究、生活的最原始的资料，弥足珍贵。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当做“垃圾”丢掉了，这对母亲是一件很沉重的伤心事，她为此难过了很久。

母亲跟随父亲在四川住了八年，是很吃了些苦的。父亲在忙他的事业，一家老小都丢给了母亲。她不但学会了自己做衣服、做鞋，还腌得一手好泡菜。不管是萝卜还是圆白菜，只要丢进母亲的泡菜坛，不要一两天就会变成粉红色、半透明的泡菜，麻辣、酸香、清脆，川味十足。父亲是不吃任何小菜的，说那是“女人吃的”。但母亲说她吃了整整八年。

父母亲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为生活，为事业，为儿女，历尽艰难，始终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父母亲通常还在二楼的画室里谈话，兴致很高。那种江西味道的嗡嗡声，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伴着我入睡。听见有咚咚的脚步声下楼，就知道是母亲去厨房拿皮蛋给父亲下酒了。

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容大部分是和父亲的画有关，遇到疑问时母亲就会去查找书籍资料给父亲参考，有时也会有小小的争执。许多画作的题材、画名都是这样讨论出来的。

母亲曾说过，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在南京大学任教期间，每年的寒暑假她都要放下南昌的一家老小来南京看望父亲，天天陪他去图书馆查善本，抄书。南京冬天极冷，母亲手上生满冻疮，痛痒难忍。几十年来未痊愈，每到冬天必发。

父亲和母亲，终其一生都活在对方的精神世界里。就像现代婚约誓词里说的那样，不管逆境或顺境，都相互欣赏并慰藉着彼此。他们之间的感情是远远超过“相敬如宾”、“举案齐眉”的境界了。

在母亲的心目中，父亲是个真正的男子汉，热诚豁达、豪爽而重情义。无论是他响亮的嗓门，震耳欲聋的鼻鼾声，还是他的“往往醉后”，甚至不修边幅、不拘小节无疑都是可爱的。而令母亲一生最为激赏的是父亲的聪明，说父亲是无处不聪明的。当年在四川乡下躲避战火，物资供应奇缺，一家大小所穿的鞋子都要自己动手做，但是要“鞋帮”和“鞋底”连接起来不长不短恰好，却有着高深的“几何”问题。父亲见母亲无法应付，就看了看鞋底的尺寸，随手画出了鞋帮。结果一上去刚刚好，母亲说真是天才，因为父亲是从未接触过这类事的。

母亲对父亲的突然去世是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一时之间很难接受，几乎崩溃。在极度伤心之下，曾有过服安眠药轻生的念头。终究是子女众多，妹妹们还小，不忍割舍而硬撑了下来。但内心的悲戚始终挥之不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恢复。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母亲亲眼看见许多和父亲一样的人所经历的遭遇，不管你有什么身份，有什么文化，有什么建树，有什么尊严，甚至有什么功劳，都像狗一样被对待，甚至不如狗，纷纷自杀的消息震惊着每一个人。不寒而栗的母亲终于明白父亲是逃过了一场大难，因为她深知父亲的秉性，这样的人格侮辱是父亲无法承受的，悲惨的结局是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的。与其看见他遭受残酷的对待，那母亲是宁愿父亲早早离去的。母亲曾说：“爸爸真是聪明，知道什么时候该走。”

有人说，父亲的艺术成就里有母亲的一半，应该是这样的。但母亲从少女时代就热爱还是穷小子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追随其一生，是不知道父亲将来会有什么成就的。只是父亲身上拥有的那种优秀的品质、无比的潜力给了母亲强大的力量。而这种情感的力量对于父亲的事业当然是意义非凡。

（本文节选自《傅家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