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纪念南京大屠杀走向人类层面”

早报记者 徐萧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研究中心张宪文教授是中国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几个学者之一，近些年他不遗余力地推动南京大屠杀史料搜集、史学研究等工作，为南京大屠杀在学术研究和大众传播层面做了很多努力。在首个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12月11日，张宪文教授在南京大学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就近些年的南京大屠杀研究著作和对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进行了解读。

为什么会发生南京大屠杀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和国家现代化道路。但是因为国土面积小，资源贫乏，所以向外扩张、掠夺资源成为日本的重要战略。他们以朝鲜为初始目标，然后又以之为跳板，对主要目标中国进行侵略。

张宪文介绍，日本希望速战速决。但是在上海遭遇到了顽强抵抗。由于在淞沪会战的惨重损失，日本希望通过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压迫中国政府尽快投降。

南京背靠长江，易攻难守，但是作为首都又不能不守。蒋介石在会上询问对防守南京的看法，李宗仁和白崇禧从军事角度上均不主张固守南京。当时任大本营军事训练总监兼任军法执行总监的唐生智自告奋勇，言誓与南京共存亡。于是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城防司令，为表示死战决心，唐生智把江面船只全部撤光，不留退路。最后战斗溃败，日军从紫金山方向打来，中国军队拥挤到下关江面，只有少量船只，最后14万中国军队只有2万多撤走。张宪文认为，“从战略上，应该做防守计划。没有有效组织撤退，是导致被集中屠杀的一个外因。”

由于无法撤退，当时很多中国士兵脱下军装，隐入城区。日军一进城就进行扫荡战，要肃清便衣兵。当时南京安全区中有25万难民，便衣兵也混入其中。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士兵，试图从额头（戴军帽有阳光晒痕）、肩膀（扛枪痕迹）和手掌（握枪等造成的老茧）情况来分辨出中国士兵，但是中国很多农民、劳工在上述体征方面和士兵是一样的，很难甄别。于是日本人就扩大搜捕范围，凡是中青年都抓。所以张宪文指出，搜捕中国藏匿士兵是发生大屠杀的另一个原因。

而从日本方面看，一是日本在淞沪会战中杀红了眼，又在南京遭遇了抵抗，他们充满复仇心理，当时日本第16师团的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少将的手记（后出版为《进攻南京纪实》）上面写道：“态度激昂的士兵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战俘）一个个地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十天时间的艰难困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也想说： 都干掉！ 。”另外，张宪文介绍，长期接受军国主义教育，使得日本士兵对生命采取无所谓的态度，从上海过来一路搞杀人比赛，“最典型的例子是，日军第16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武在日记里写道，一天中午，一个日本武士来访，恰巧有几个中国军人俘虏，中岛让他试刀，用中岛的军刀来施展，一下子砍下两个头颅。作为高级将领都是如此，把杀人作为儿戏。这些事情比比皆是。”

八国原始史料成铁证

日本从1980年代就开始歪曲战争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宣扬大屠杀只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日本之所以不能像德国一样有一个良好的认罪态度，张宪文认为，首先日本是个岛国，具有很强的岛国心态，所以他们不能很正确地看待自己对别人的侵犯。

国内的南京大屠杀研究从南京大学开始，自1960年到现在已有55年。据张宪文介绍，当时南大只有4个老师做这方面的研究，而且主要是研究日本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即便在中国现代史领域，南京大屠杀也不是主线，主线是反映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全国也就几个人在做，没有给予重视。”1972年中日建交，中日友好成为主流话语，谈大屠杀不利于中日友好，所以张宪文他们编的小册子最终没能出版。

直到1980年代，日本方面对教科书进行修订，对战争性质加以歪曲，由“侵略”改为“进入”，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这才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1980年代初在南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主要有学者、干部和幸存者。当时，幸存者还有很多，至少有2000人（现在仅100余人在世）。他们在会上撸起袖子、掀开衣服露出伤口，控诉日军的暴行。当时南京市市长张耀华随即决定做三样工作：建馆、立碑、编史。于是1983年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纪念馆正式破土开建，1985年开馆。“又在中国重要军民遇难地立纪念碑，编史主要就由我们来做，出了两卷资料，和一本《南京大屠杀史稿》。整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进展都相当缓慢，主要是因为资料少。”张宪文介绍道。

近些年，国内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课题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果，出版了一系列著作。这其中《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南京大学联合南京地图约100多位教授、学者，历时十年，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等八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搜集了八国文字的4000万字原始资料，全面呈现了日本在南京犯下的罪行。而《南京大屠杀全史》全书约110万字，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理性、细致地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

谈人数问题的三个前提

近些年，中日两国在南京大屠杀上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人数问题。

张宪文告诉早报记者，近些年来，日本政府中，即便是极右翼官员，也不敢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了，“因为事实摆在这边，如果是谎言，我们能搞到4000万字八国文字的谎言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日记都说杀俘虏就有四五万，你们日本人说是不是大屠杀？这些材料都是铁证，日本抹杀不了。”

张宪文认为，现在日本否定不了大屠杀的存在就开始纠缠数字。对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研究，“东京审判判定至少20万人，我们说30万人以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像日本广岛、长崎一样搞一个遇难者名单，主要因为抗战后，国共内战，没精力顾及这方面。而建国后，新中国忙于生产建设，后来又有 文革 ，关注点也不在于此。1985年以前，我们教科书中连抗日战争正面战场都没有，这是我们开展研究起步晚，研究的困难所在。但教科书里没有不等于事实没有。”

在日本，学界、官方对南京大屠杀数字有各种说法，有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一桥大学教授藤原彰、吉田裕等认为至少十数万人以上，也有据《冈村宁次阵中感想录》内容认为四五万人，甚至认为仅有数千、数百人死亡在日本占据了主流话语。

“日本纠缠数字是制造陷阱、模糊焦点。”张宪文认为，要谈数字问题，必须回答三个问题：承不承认是大规模屠杀，承不承认手段是残忍的，承不承认违反国际法、杀害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张宪文认为，如果承认这三个前提，那么数字问题可以讨论，但是要交给学者讨论，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

“我们自己的民众

对这段历史也缺乏认识”

今年12月4日，以《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为底本，张宪文等对其中重要部分加以汇编，推出《南京大屠杀史》、《见证与记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南京大屠杀重要文证选录》三部新书。张宪文对早报记者说，这三部新书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让中日广大民众加深对南京大屠杀的了解，“书中选录的史料都是比较易读的，情节丰富，包括日记、书信、报告、新闻报道等多种形式，并且正在进行日文翻译工作。”张宪文认为，不仅日本民众对于历史真相不够了解，我们自己的民众对这段历史仍然有很多需要加深的认识。他举例子说，“吴子牛1995年为了拍南京大屠杀的电影，在北京街头对民众采访，很多人竟然根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杀这回事。”现在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将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固定下来，无疑也会帮助民众更好地以史为鉴，走向未来。

但张宪文不满足于此。他说，纪念馆建馆后，共举行了20多次纪念会，“但是过去这些纪念活动都是地方性的，尽管很多国家领导人去过，但是从来没有以国家的名义来纪念的。实际上，我们对国家纪念的认识也是在发展的，以前是在12月13日举行悼念、追思活动，但是对此的认识还不够。南京大屠杀不是地方事件，死难军民是为国家民族做了牺牲。日本在南京大屠杀违反了人类的基本道义，这些死难者是为人类做出的牺牲。如果各个国家有共识，应该由联合国对反人类的行为进行警示，以国际公认的形式使国际人民共同纪念，要让纪念南京大屠杀走向人类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