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生病的宋代皇帝

古代之所以会出现有病的“坏皇帝”，症结就在于，集世袭制与终身制于一体的君主专制本身就是一个有病的体制，是应该被历史淘汰的坏体制。

虞云国

一

１９７６年６月，中共中央公告，毛泽东因“年事已高且工作繁忙”不再会见外国来访人士。这条简短的消息引发了国人普遍的猜测与巨大的担忧：再伟大的领袖也有老病这道坎。五年以后，国门打开之初，有一本《病夫治国》畅销读书界。刚从“文革”噩梦走出的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其末章《周恩来-毛泽东》。据该书说，１９６５年，正当“文革”山雨欲来之时，毛泽东诊断出大脑血栓堵塞；其后，年复一年，“便被这种疾病所控制”。该书暗示，这种疾病容易导致患者“脾气变坏”，而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过错似与此不无关系。毛泽东与“文革”的内在宿命，原因未必那么简单，但该书考察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二十六位现代领袖如何在疾病状态下治理国家的，无非试图证明：“如果这些政治家身体健康的话，某些决定将是不同的。”（324页）

《病夫治国》说得不错，“任何一位医生都可以和医学专栏作家或历史学家一样，对更好地认识历史事件做出自己的贡献。”（324页）但倘若落实到中国古代史领域，问题却不乐观：“史学家大都不懂中医医理，而中医也不懂如何搜集和使用古代医学史料。”（王曾瑜《丝毫编》623页）然而，《病夫治国》大陆初版三十年后，一位有医学背景的史学博士，在导师启发她阅读该书之后，豁然憬悟：“病夫治国现象，在医疗条件相当发达的现代尚且如此，更何况医疗水平相对不高的宋代。”（第1页）于是，发愿在宋史领域完成对疾病史与政治史的交叉研究，便有了这部《宋代皇帝的疾病、医疗与政治》（下称《皇帝病》）。作者发挥了自身横跨医学、历史两大学科的专业优势，“除了利用中医学理论对宋代皇帝病症进行排比分析，还特别重视利用现代西医学的成就，如内科学、外科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医学免疫学、医学统计学等理论进行论析”（10页），从皇帝的疾病联系到对政治的影响，为历史研究添加了一个解释层面，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尽管有了合适的研究者，史料仍是最大的考验。历代皇帝的疾病与医案，从来是宫禁顶级机密。宋高宗就曾下诏，凡是御用的汤药医方，“不许传录出外”。清代虽也如此，但宫廷医案基本存档，民国以后便渐为史家所用。反观宋代，不仅未见有皇家医案传世，甚至缺乏精准的记载，现有的片段也都附着于政治史料，而且往往讳饰失实。有鉴于此，著者通过对全部文献的搜罗考证，一网打尽了宋代君主的疾病史料，采取“倒过来做”的思路，即凭借政治史料的片言只语，再借助现代医理来反推或判断其病症真相。为了让研究拥有更坚实的基础与更广阔的视野，著者还统计了中国史上皇帝的寿命、疾病与死因，并据《宋史》立传人物统计出宋代上层男性的平均寿命。

二

《皇帝病》统计了有生卒可考的三百一十位中国皇帝，主要结论如下：其一，自杀与他杀等非疾病死亡的一百人，因病死亡的二百一十人，各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与三分之二。其二，在皇帝常见病中，排在首位的是中毒（包括丹药中毒、酒精中毒、春药中毒等），脑血管疾病与精神疾病分列二三位。其三，不计自杀或他杀的一百位皇帝，病故皇帝的平均寿命接近四十八岁。其四，从平均寿命的朝代曲线来看，秦汉皇帝最低，仅三十四岁；隋唐逐步上升到四十四岁；宋辽金君主四十八岁，与历代皇帝寿命均值相当，达到第一高峰期；元明有所下降，甚至低于隋唐的均值；清代攀上了最高峰值，平均五十三岁。

总体而论，宋帝群体的个体素质与文化修养，在历代算是排位靠前的。但从疾病遗传学来说，上天对天水赵氏却并不眷宠。宋代皇帝的平均寿命为四十九点七六岁，明显低于当时上层男性的寿命均值六十四点四七岁。难怪有论者撰文时，取了个抓人眼球的标题——《被疾病拖垮的王朝：大宋》（《天下》2010年第三辑，李寻、李海洋）。

现代医学界定的疾病，不仅指有病理变化的器质性疾病，还包括与精神因素相关的功能性疾病，乃至在心理、智力、性格上失常的病症。在赵宋皇族的遗传基因中，脑血管疾病与精神性疾病是挥之不去的二竖。北宋真宗、仁宗、英宗与神宗，连续四代都有脑血管疾病的严重症状：中风引起言语蹇涩，失语不言，甚至不省人事。南宋高宗晚年也有脑血管疾病，虽然那在他当太上皇以后。宋光宗似乎也有类似症状。《皇帝病》认为，宋代皇族多属A型性格，其自责严苛、脾气急躁的个性最易导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躁性格也往往诱发血压升高，大大增加心脑血管病的发病几率（90、93页）。

在论及宋代君主精神性疾病时，《皇帝病》指出，自雍熙北伐失败，两宋诸帝先后恐辽、恐夏、恐金、恐蒙元，可谓一脉相承，既形成了心理定势，也影响到性格遗传，这与宋代皇帝的精神病主打恐惧症是互为因果的。但也有学者认为，狂躁症与忧郁症（即恐惧症）实为赵宋宗室精神性疾病的不同表现。狂躁症主要症状是“小不如意就狂怒异常，以致杀人放火。而且是间断发作，不发作时头脑清醒”（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南开学报》1989年六期）。有一则史料也曾引发过笔者的联想。史载，宋太祖“惑一宫鬟，上朝晏，群臣有言，太祖悟，伺其酣寝刺杀之”。这种暴戾之举，与赵匡胤一贯为人大相悖逆，泄露出他身上也有狂躁杀人的隐性病灶。

作为印证，还有宋太宗长子赵元佐的“狂疾”。他突然听闻叔父赵廷美被其父迫害致死，“遂发狂，至以小过操挺刃伤侍人”，后一度好转，但有一次其父没让他出席重阳诸王宴，便“发忿被酒，夜纵火焚宫”。他在真宗朝病情稳定，活到了仁宗初年。考察太祖与太宗后裔，这种“狂疾”一再呈现显性状态：太祖之孙赵从谠“射杀亲事官”，禁闭别宅竟自刭而亡；太宗曾孙赵宗说也酷虐地“坑杀女仆”，闭锁幽死。

当然，在同一精神病者也会出现狂躁与抑郁交替发作的“双相障碍”。最明显的就是宋光宗，先是忧惧成疾，禅位后或嗔骂，或恸哭，竟至抡臂怒殴自己的皇后，显然属于狂躁症，最后成为“疯皇”。

除了困扰赵氏宗室的两大遗传病，宁宗与度宗的低智商也是心照不宣的宫廷秘密。宋宁宗有消化功能紊乱症，关注饮食宜忌自是人之常情，但怪诞之举却令人啼笑皆非。他用白纸为底、青纸为边，让人糊了两扇屏风，其上分书“少饮酒，怕吐”与“少食生冷，怕痛”。每次巡行后宫，就命两个小宦官各扛屏风前导开路，到达后正面竖好，有劝酒食者，就手指屏风示意。作为堂堂大国之君，竟不能应对金朝使者的入见礼仪，“阴使宦者代答”，其治国能力不言而喻。晚宋周密毫不客气认定，“宁宗不慧而讷于言”。《皇帝病》判断，“宋宁宗为鲁钝型精神发育迟滞，相当于轻度的精神发育不全”（53页）。

宋度宗是宋理宗的亲侄，《宋史》说他“资识内慧，七岁始言，言必合度”，完全是虚饰之言。据《癸辛杂识》，度宗出生后“手足皆软弱，至七岁始能言”，分明是发育不良，智力呆滞，长到七岁还不会说话，恰恰证明他的语言发育能力远比正常儿迟缓。但宋理宗绝后，为不让皇位转入远支宗室，竟伪称神人托梦：“此十年太平天子也。”宋度宗二十一岁立为皇太子，理宗为其创造了最好的教育条件，他也“终日手不释卷”，不可谓不用功。但每次请安时，理宗总问他日课，“答之是，则赐坐赐茶；否则为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则继之以怒，明日须更覆讲”。玩味这段为尊者讳的记录，不难读出背后的事实：度宗的智商实在不敢恭维，致使其皇帝大伯子不得不“反覆剖析”，甚至“继之以怒”。《皇帝病》据“以其母贱，遂服坠胎之药”的史料，认为在围生期内，“许多药物都可导致胎儿精神发育迟滞”，度宗较之宁宗，“精神发育迟滞更为严重”（53页）。

在两宋诸帝中，宋高宗活到八十一岁，最称高寿。但建炎三年（1129），他在扬州行宫白昼行床笫之欢，突接金军奔袭的战报，惊吓之下，立马阳痿，时年二十三岁。其后，他为恢复性功能而“垂意药石事”，服用御医王继先开出的仙灵脾（即淫羊藿）。研究者认为，该药方虽有补肾壮阳的“伟哥”性能，但“应有互不协调的成分，使高宗无药则不能行房，服药却不能生育”（王曾瑜《丝毫编》288页）。他碰上了循环性悖论：不重振雄风便不能生仔，要重振雄风则必须服药，但服药行房就无法生仔。性功能障碍与不育症伴困扰其终生，他终于绝了后。

《皇帝病》探讨了宋代君主的致病原因，归结为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性格因素等。明人朱国祯说，“疾病多起于酒色，而帝王为尤甚。”在酒色诱惑前，宋代皇帝也多未有例外。

先说嗜酒。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与斧声烛影前夕的兄弟酣饮，都与嗜酒有关。宋真宗“饮量无敌”，爱以巨觥召绰号“李万回”的侍读拼酒。宋光宗为太子时，嗜酒癖好就名声在外，即位后更是“宫中宴饮，稍失节度”，李皇后也好这一口，宋宁宗的鲁钝或是受胎时酒精中毒所致。宋理宗“饮宴过度”，以致时人以“天地醉经纶”讥之。宋度宗“既立，耽于酒色”。

再说纵欲。宋仁宗亲政之初，尚、杨二美人有宠，每夜侍寝，“体为之弊”，“临朝则多羸形倦色”，完全打不起精神。他晚年中风，也与隆冬腊月宠幸宫婢时中了风寒有关，终至一病不起。宋哲宗二十五岁撒手人寰前，小便中旋下白物，御医诊断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皇帝病》认为，这种滑精症状“与其年少时过多亲近女色密切相关”（58页）。宋徽宗后宫妃嫔数以万计，还别有“性趣”，“五七日必御一处女”，他禅位后放出的宫女竟多达六千余人。宋高宗“好色如父”，还道貌岸然声称“性不喜与妇人久处”。扬州之变后，他倚赖壮阳药继续纵情声色。直到做了太上皇，还召入孙女级的美女供其泄欲。他死后，一次就放出四十九人。宋理宗沉迷女色，对宫嫔“泛赐无节”，晚年为满足色欲，还把官妓召入宫中。在东宫时，宋度宗便“以好内闻”，凡“御幸”的宫嫔，按宋制次日就应登录谢恩，他即位后，居然“谢恩者一日三十余人”，纵欲之甚，怕也破了纪录。

纵观宋帝的症状与病因，凸显出君主专制的非人性，也即黄宗羲所激烈抨击的：“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

三

除了禅让、政变或易代，君主专制具有终身制与世袭制两大特点，而君权的独一无二规定了皇帝实行一人的独裁，即所谓“乾纲独断”、“在予一人”。君主政体的命运必然是一人决定天下治乱，也就难怪其治下臣民总期盼能遇上圣君明主。然而，在世袭制下，圣君明主首先可遇而不可求，即便有幸遇上，也难保终其一生的任何决策都是伟大、英明与正确的。倘若结合疾病的论题，不仅君主个人的思想、气质、才略与能力，他本身的心理、性格、健康与智力，也都关系其帝国的安危兴衰，决定其子民的休戚祸福。终身制与世袭制命定了君权的不可分割与不可转让，但由于君主的健康原因，君权异化的历史困局却一再重现。皇帝疾病时的君权异化，主要表现为病夫治国、后妃干政、近幸得势、权臣擅朝、传承危机等乱象，而且往往诸症并发。最著名的就是白痴晋惠帝与悍后贾南风胡作非为，新老外戚争权，激成“八王之乱”，西晋短命而终，天下生灵涂炭。宋帝疾病的负面影响虽未如此之甚，但仍具有君主专政的共性，各种症状如出一辙。

其一，病夫治国。

自天禧三年（1019）起，宋真宗数度中风，几至“不豫”（皇帝病危专用词）。临死那年，再次中风，宰相无奈朝见于寝殿，他已失语，对上奏只能“颔首数四”，表示赞同。仁宗、英宗与神宗的晚年，这种因严重中风而不能理政的局面一再重演。而宋神宗对西夏仓促用兵终致惨败，与其“切于求治”而“速致太平”的急躁性格也是息息相关的。哲宗晚年，“疾势未退”，“脉气微弱”，竟至不能正常会见宰执与接待辽使。

南宋中期后，迂劣之君接二连三，因病误国几成常态。宋光宗以精神病者而君临天下达两年半之久，昏政不断，乱局频现。他召回了初政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