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钟山上吊湘顽

胜朝志胜

谭伯牛

今夏，我自长沙出发，经武昌，沿江东下，或南或北，一路寻访太平天国战争的遗迹，终点是南京。途中见闻，已撰游记。今承编辑之命，择其篇幅适当者，以为此专栏闲笔。 7月28日午，租车从九江出发，至湖口。计程极短，不过半小时即到，且有多趟列车，无论金钱与时间，皆可节省，实在是不必租车。此后行程，亟应引以为戒。

至酒店住下，匆匆吃过，即往石钟山而去。石钟山在湖口东部，临鄱阳湖。此山极有名，是因为苏轼写了《石钟山记》。这篇名作收入教科书，似乎中国人都能背诵，然而苏轼说此山得名是因为湖水击石，其声如钟，则大可怀疑。一般意见还是认为此山得名是因为形状，而非声音。此外，导我游湖的水手，说他自少至长，从未在石钟山听到水激石响的声音，亦是一证。我开玩笑说东坡先生当晚或是喝高了出现幻听，他表示同意。

不过，我来登山，主要目的不是印证苏文正确与否，而是想看看湖口县水师昭忠祠遗址。

自咸丰五年至七年，湘军水师被太平军分割为外江与内湖两部分；江，即长江，湖，即鄱阳湖。太平军据有鄱阳湖入江口的战略要地，趁枯水期用民船堵塞湖口，横以铁链，并在梅家洲与石钟山驻军设炮，分割入湖水师与在江水师，“若割肝胆而判为楚越”，“终古不得合”。直至七年九月，湘军水陆并进，攻克梅家洲与石钟山，冲破湖口，两部水师才得会合。

三年内，为了会师，统帅曾国藩与水师统领彭玉麟想尽了办法，百计不得其解。国藩哀叹，谓：“方其战争之际，炮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群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按，“血瀑石壁”，说的是湘军损兵折将三千余人，“群疑众侮”，则说曾国藩在江西，因所部陷入困境，无力东征，而受到官场的打压与折磨。

因此，一旦湘军突出重围，悲喜交并，激动万分，就有了在石钟山设祠纪念的举动。昭忠祠的设计者是彭玉麟。玉麟爱好美术，一生画梅数千幅，武昌以下的长江两岸胜迹，很多地方能见到他的梅花刻石。于是，他亲力操办石钟山巅的建筑与室内设计，便不奇怪了。

确切地说，石钟山更像是一座临湖的石丘，而不好称为山。走上一二百平缓的石阶，即已登顶。石阶尽处是怀苏亭，亭内立石碑，正面为苏轼画像，背面是今人书《石钟山记》。据此可知不是古碑，问景区管理人员，谓原有清碑，绘曾国藩像，“文革”被毁。 亭后左侧，循阶而下，有镇江塔。我走到塔下，拍了一张照片。停留几分钟，即被蚊子咬了五六个大包。山蚊比城蚊厉害多了，不仅见效快，移动速度尤其迅捷，且是团伙作案，令人恐惧。本来还要仔细看看有无刻石，至此不敢久留，落荒而逃。退而思之，短裤来游，是一败笔。

然又想起湘军水师初建，喜欢顺风顺水，以为节省物力，兼有神速。焉知风水大利，其弊在于往往失控，进退不能自主，反而为敌所乘。即如湖口一战，水师小艇顺风追杀太平军，直入鄱阳湖，大呼痛快。不知太平军正要诱敌深入，一俟湘军入湖，立即沉船于湖口，并以铁链封锁水面，导致入湖水师数年不得出。而江面大船没有小艇护卫，不能自守，亦不能快速撤回武昌，遂为太平军围攻，火箭火筒齐施，烧个痛快。曾国藩大帅座船也不幸免，所有官私文件毁于水火，生命安全受到威胁，士气大沮，局势大坏。经此一役，国藩才明白，水师作战，须逆水逆风，进退才能自主，虽然损失速度，但能保证安全。

我辈宅男，原以为夏日出行，短装凉快，却不悟山野虫蚊，毒性重，攻击力强，以致初出即尝败绩。痛定思痛，才知道热可忍，痒不可忍，此后皆应穿长裤。其理与湘军初学战的经历暗合，痛痒之余，不禁偷笑矣。

回主道，右侧再上，则是梅花厅，原名六十本梅花寄舫。彭玉麟终生爱梅，在此地栽种六十株梅花，又在梅花丛中起屋，遂以为名。旧屋早毁，现在见到的二层仿古楼房，是1980年所建。且又改作什么天下奇音石展示处，雇一长髯老者，击石作乐，演唱红歌。瞄了一眼，赶紧撤退。

经过一段碑廊，便到昭忠祠。前楹祀萧捷三以下军官数十人，后楹祀士兵三千人。玉麟撰祠联，云：“祀重春秋，名垂竹帛；光昭日月，气壮山河。”今祠更名为忠烈祠，改祀抗战中阵亡的国军将士，祠联仍旧。只是目前祠中空无一物，只有一座悬挂编钟的戏台，不知何谓。湘军神主固然在“文革”期间被扔掉，不能恢复，而若恭请抗战英魂来享馨香，总得有些寄托之物才好。

祠东为浣香别墅，进门为听涛眺雨之轩，再进为芸芍斋（今辟为拓片销售处），其后为且闲亭，庭前有小池，周布怪石，一石刻玉麟手书“云根”二字。别墅是玉麟在战时的指挥部，也是未来他每年一巡长江的下榻处。别墅刚布置好，即逢国藩再次出山，来此住了几天，并为祠堂题一联，云：“巨石咽江声，长鸣今古英雄恨；崇祠彰战绩，永奠湖湘子弟魂。”联匾早毁，看不到了。

祠西为报慈禅林，有观音阁一所。玉麟父亲去世得早，依寡母成长，终生感谢母亲的养育之劳，借此为纪念也。

祠前有小平台，可以俯瞰鄱阳湖。午后四点，仍然酷热难受。幸而祠前有大树，树阴里有石凳石桌，坐下，喝口水，抽颗烟，看看面目已变的祠门，风流已歇的别墅，再看看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显明的水线，摸摸蚊子咬的包，想想此地发生过的激战，似又不再觉得特别难受了。

又，祠后碑廊有郭沫若诗碑（1965），曰：“偶至石钟山，江天一望宽。水文黄赤界，峰影有无间。日寇沉人岬，湘顽败阵关。太平遗垒在，党校耀人寰。”其诗以“日寇”与湘军（“湘顽”）并举，盖以机械唯物史观解释近代史，则湘军性质为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日军同属“三座大山”（还有一座是官僚资本主义），都是阶级敌人，不妨并列。然而今人对历史的态度已有改观，久不辨此，陡遇这种措辞，还是心中一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