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敲自我：文艺复兴时的“性格特写”（上）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的身体，一如人的个体意义与价值，被“发现”了。人体被解剖、研究并给予更为准确的解释和说明。尼德兰医生维萨留斯写道：“医学与所有学科一样正开始复兴，并从被抛入的无底黑暗中抬起头来。”与之相应，专注个性呈现的画像、自画像、传记和自传，日益普遍起来。人们不单开始留心从周围人身上寻找和发现个性，而且开始从自己的个性出发，展开观察、分析和思考。

德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画家丢勒，开自画像风气之先，用一系列油画、素描，向世人呈现了画家本人的肉体和精神状态。1509年，病中的丢勒将一幅裸体自画像素描寄给一位内科医生，并要求该医生给他治疗建议。画中的题字是：“我手指所指的黄色圆点，就是我感觉疼痛之处。”在意大利，提香、帕米加尼诺、瓦萨里的自画像尤为称著，而在尼德兰，则有马尔滕·凡·黑姆慕斯科克和凯瑟琳·凡·黑姆森的自画像问世。法国诗人龙萨诗作的扉页配有其肖像，肖像下的提词是：“肉体在此，灵魂长驻于诗。”

传记的勃兴，是文艺复兴时期另一道风景。在意大利，瓦萨里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贝图西的《贵妇传》、科尔西的《费奇诺传》、马基雅维利的《卡斯特拉卡尼传》中，既有集体传记也有个人传记，均影响甚大。在尼德兰，伊拉斯谟的《哲罗姆传》于1516年出版，24年后，瑞士人文主义者雷纳努斯的《伊拉斯谟传》面世，而11年后，雷纳努斯本人也成了传记主人公。

诚然，这些艺术家和作家的创作动机各不相同，但作为在肉体与精神之间搭起一座桥梁，且为当时诸多人文主义者熟知的“四体液（即古典幽默）观念”，则是一个他们借以观察和思考人性之丰富、复杂的重要门径和工具。（详见2014年4月12日《东方早报·身体周刊》“文艺复兴时的医哲学观念”）首先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文坛的“性格特写”文体，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种人性洞察。

先让我们瞧瞧本·琼生在喜剧《人人扫兴》中，是如何介绍一位英国侍臣的。这是“一个衣着漂亮、整齐、装模作样的宫廷侍臣。他穿的衣服讲究而入时。他对镜演习怎样行礼。他说话喜欢拾人牙慧，而声音却低得像大提琴，满口烟草臭。他赌咒、骂人很精练，富于变化。不管什么女人的恩爱或大人物的情谊，他都不惜出卖。这路散发香气的货色最适于放在车厢侧坐上（即侍从位子）。他常借别人的马来夸耀，当自己的马骑。在必要时，他能够快马加鞭，单靠丁零当啷地踢马刺，挥舞打马棒，就从商人那里借到一笔钱”。（杨周翰译）

同样写宫廷侍臣，再来看看欧佛伯利的“特写”。“在一切人的心目中是个人，在大多数人心目中是个最美好的人，天下一切事物都用理性来界定，唯独这件事情用感官来界定。但是他最可靠的标志是，只有在王公的周围才找得到他。他散发香气，他的脑筋大部分用在衣服之是否适体上。他认识的都是名人。他的聪明才智像金盏花一样，随着太阳开，因此10点钟以前，他是不起来的。他对字眼把握大些，对意思把握不大；对吐音有把握，对字眼把握不大。机会是他的爱神，他只有一张求爱的处方。他只遵循反复无常，他对人对事的品评像一颗炮弹，火力视火药多寡而定。在宫廷之外他不存在，就像一条出水的鱼，呼气死掉。他的运行，他的方位都没有规律，但他却在高空层运行，折射着更高物体的光。如果在那里你找不到他，你定会在保罗教堂里找到他，帽子里插一根牙签，穿一件斗篷，穿着长袜子。”（杨周翰译）

宫廷侍臣常穿梭于宫廷之间，为国王、权贵所宠幸。他们一面颐指气使，一面奴颜婢膝，香气四溢下跳跃着的，是一颗颗谄媚、算计的灵魂，用哈姆雷特的话说，即：“你认识这只水苍蝇吗？”

欧佛伯利在其《性格特写是什么？》中说，任何一个类型的人物都由许多因素构成了他的特点，这些因素在我们的脑子里产生深刻印象，打上强烈的烙印，这是我们最先观察到的。从人物对象的相貌、仪表、言谈、神色、做派、处世等入手，极尽斟酌又抽丝剥茧般拨开其性格肌理，放出一颗颗活脱脱的灵魂，这是“性格特写”作家所追求的，也同样贯注在众多画家和传记作家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