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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者
陈子雷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东亚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焦世新
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宋国友
上海“亚太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韦宗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张昕
华东师范大学地区发展研究院师资博士后
刘阿明
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潘晓明
华东师范大学地区发展研究院师资博士后
早报记者 杨小舟 郑怡雯 王泳桓
如果说东北亚安全、中日岛争、南海问题是推动中国一路向西战略的外因，那么中美关系则是这些外因背后的推手。亚太区域合作呈现出“经济活跃、政治选边”的特点，这与环太平洋国家“经济靠中，安全靠美”的结构是互相嵌套的。
中美关于亚太自贸区的路径竞争也随着本次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召开又成为热门话题。10月31日，东方早报与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以“亚太区域合作的问题与前景”为主题举办了第二期“外交学人政策坊”，参加讨论的学者认为，中美在亚太的机制竞争背后其实是理念的竞争，中国要在竞争中坚定“发展”的目标，找到符合亚太国家需要的发展道路。
中美竞争对亚太合作
意味着什么？
宋国友： 目前中美之间在贸易、货币、亚太主导权等方面竞争态势明显。
首先，竞争会影响包括中美在内的地区经济合作。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竞争对于亚太未来的经济合作是一种正向的刺激，刺激资源分配和效率提高，只不过从中国和美国的角度来看，竞争的优势被遮蔽了。
其次，从中美之外的第三方来看，除日本之外，其他国家很可能乐于看到中美之间可控的竞争。中美两国所提供的地区公共产品为第三方提供了更多选项，他们能够自行选择加入哪一边，最后得益者显然是第三方国家。很多中立国家都是等着中美来出价，他们选择加入任何一方提出的地区经济合作倡议。因此，东盟、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都处于“站队”的过程，这就给中国带来一种困扰：为什么经济影响力不能转变为安全影响力？
在竞争中，中美之间谁更能获得优势？我的看法是，中国更能获得优势。
第一，地缘优势。如果中国能在5到10年后提升自身经济力量，比如经济总量翻一番、把目前一些很好的经济倡议推行下去——例如互联互通——那么中国目前的周边地缘纷争劣势就会在那时转化为地缘优势。
第二，美国究竟能够继续给这个地区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目前，中国处于实力上升阶段，相对来说，美国正在衰落，美国的财政实力很难支撑起美国的霸权。
第三，如果没有竞争，也就没有比较。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的一系列贸易金融投资体系、各类制度规则的设立，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被证明确实是能有助于其他国家，那么无疑美国提供的制度劣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在现实情况中，如果中国真的能够通过亚洲投资银行（AIIB）的存在来告诉其他国家，我的利息比你更低，提的要求比你更少，我能够给你更大的帮助，那么其他国家在AIIB和ADB（亚洲开发银行）的选择中，自然会选择AIIB，此时中国力量就能体现出来。再例如，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和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竞争中，中国认为适合东亚国家的机制就是好的，时间一长，他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实能帮助自己发展，这在无形中就能增进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不仅包括硬影响力，也包括规则上的影响力、制度上的影响力。
所以我认为，中美经济竞争对中美两国来讲可能不是一件坏事。
焦世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越来越表现出很强的意愿去推动地区合作，而美国的亚太战略本身就是旨在塑造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域内大国的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在安全关系上不能有所突破的话，那么恐怕经济合作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下一阶段，安全合作对于亚太大国来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如果安全问题解决不了，以后各国对相对收益更加看重，最终会使得经济合作无法深入。
中美：文明与制度共治？
宋国友：中美并不像冷战时期基于军事实力、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美苏，中美两国是一种和平时代的大国竞争，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美国可能会反思原来的制度设计，制度的融合未必不能成为可能。
有一种观点是，全球经济的失衡导致再平衡，这包含了中国哲学理念：不可能一直走两端，美国是一端，中国是另一端。随着彼此的经济互融，中美经济都朝向中间的形态演进，中国会引入更多市场机制，而美国也会增加政府力量。最后的结果是，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不会在孤芳自赏的情况下一家独大，而是彼此惺惺相惜。
张昕：那就……在一起了？
刘阿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解释……大国惜大国？
宋国友：出现这种意义上的中美共治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并且这不是以权力划分为特征的中美共治，而是文明形态和制度规则的共治。
陈子雷：中方希望“不冲突，不对抗”，美方的回应是“既合作又竞争”。如果换位思考，站在奥巴马的立场去理解，我觉得可能奥巴马是这样理解中国提“新型大国关系”的动机：中国担心冲突，害怕对抗。
半边缘国家
如何另起炉灶？
张昕：中国目前处于所谓半边缘国家赶超中心国家的阶段。我们用很多词语来描绘这种现象，比如说新兴经济、新兴大国、金砖国家等等。我认为，最有意思的集体性现象是，这一轮的半边缘国家赶超，与试图提出替代性秩序现象的背后，是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个状态。
现今的现象是，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这些国家，近10年-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都是在资本主义体系里获益，获得超常增长。这些国家经济体量和实力的上升不是在体系之外获得的，恰恰是以不断融入现有资本主义体系换来的。
在这些新兴国家中，一些微观层面的表现是，越来越多这些国家的大型国企在国际市场上表现活跃，成为国家资本主义对外的微观代表，一方面国家对这些企业实行绝对控股，或是拥有实际上的控制权，但这些企业并不是在体系内自我循环，而是高度依赖资本主义市场。中石化、中石油、俄罗斯印度的类似国家企业和国有银行等都有大量股份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流通交易，这些都是受益于愈发活跃的资本主义市场。
这一现象对世界体系、世界秩序产生何种影响?
比如，到底如何界定中国所主导的一系列新金融安排的性质？是世界银行的融资规模不足或是亚洲开发银行投资规模不能满足亚洲国家金融需求,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后建立出一个额外补充的平行机构？还是说这一机构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新变化？再比如，目前在亚太地区美国中国各自主导一套贸易机制，以中国主导推动的机制在形式上有替代体系的特征，但是目前出现了一些第三方国家试图两边都站队的表现，那么这可能说明中国自身还是处于原先的体系内，其主导推动的体系和美国主导的体系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如果中国主导的体系有可能成功，那么它成功的制度基础甚至是哲学基础究竟为何？如果在相关理论上再深挖一下，可能对我们现在关注的实际问题，比如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间的关系、几种平行的贸易机制的性质、几种机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带来更有意思的视角。
刘阿明：亚太区域合作现在呈现一种乱象，在乱象中思考可能要抓住一条主线：中国的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的究竟是什么？
是中国现在不想跟着美国玩了？好比说，我觉得在原有体系里已经成长到足够大，我可以另拉一伙人建一个体系，哪怕我这个体系现在不如美国强，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还是说权衡下来，满足于在既有体系中继续成长？
如果确定了战略目标的话，那么中国对TPP的认识，对RCEP的规划就是另外一个路子。我们把RCEP弄得和TPP越来越像，最后大家也就融合了，这是一种。但如果是要另组一个体系，那RCEP和TPP的对抗以后会越来越明显。
陈子雷：“10+3”中国还能主导，“10+6”就难了。我想这就是日本把印、澳拉进来的主要目的。
宋国友：有个有趣的说法是，TPP要成功，必要抛开日本，RCEP要成功，必要抛开印度。各做减法，就能成功。
张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不是一个平行体系？这个平行体系是不是新的？现在还太早，看不出来。如果以现在出现的金融机构的平行体系看，我们还不知道亚投行在实践中会有什么样具体的制度安排，到底只是贷款利息高低的差别呢，还是在贷款的分配以及后期更长远策略的安排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陈子雷：美国虽然不欢迎亚投行，但是只要还是拿着美元搞投融资，美国就一点也不担心。
韦宗友：半边缘国家另起炉灶要成功，首先看有没有一套新的理念和秩序的设想，第二是具体制度的设计，第三是财力物力。这三方面综合起来是制度能力的比拼。中国现在有财力，全新的理念还没有，制度能力还有欠缺。这和中国国内制度的发展阶段是相关的，在中国国内制度还处于“软制度”的情况下，指望着国际上设计执行要求比较高的“硬制度”，可能性不是太大。所以中国走融入-改造的可能性更大。
中国能否为亚太合作
注入新理念？
宋国友：中国如果要提区域合作的新理念，这个理念一定要契合人的需求。人的本性是朝向自由、平等、人性的解放，任何制度的存在，最终都要有利于实现人的需求。中国的制度以及中国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能否契合作为人群政治集合的国家的需求？如果能，我们就找到答案了。
中国讲“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自信是发自于人内心对制度的支持的，我们经济发展满足了人们经济的欲望，能不能提供更多？
陈子雷：谈到和谐，中国传统的和谐关系主要是基于君、臣、父、子这样的儒家思想，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平等，但是却并不影响构筑整体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些主体之间有着严密的社会分工，各司其职，承担着各自的社会义务。现在我们提倡的和谐主要还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世界能否接受中国的文化？
刘阿明：马斯洛需求理论具体到亚太国家，每个国家的需求层次不一样，那怎么办？
宋国友：我们的外交就要实现“精准营销”，对不同国家要有不同定位。我们不要谈那些适合一切的问题。
刘阿明：既要有精准定位，也要有普遍性。我认为在现在所有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开放性”，这里的开放是指包容，比如我们要匹配TPP理念:高标准、全包括、范围广、面向21世纪，在经济方面的区域合作要“去政治化”。
潘晓明：这个理念应该是能向亚太国家推行的。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问题，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提倡的制度又如何在亚太国家间创造新的经济平衡。我们国家在制度倡议上不占优势。但是谈及经济方面的融合的问题，我们其实可以抱着务实的做生意的态度来看，国家之间还是以利益为主。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谋求什么样的利益？无论是FTA，还是最近的AIIB，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利益，包括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我们能满足对方多少诉求？
另外，我们如果想领导整个亚太地区，我们未来能将亚太地区引领到哪个方向？我们要以更实际、最大限度发展经济动力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发展。
（“外交学人政策坊”是东方早报新媒体澎湃新闻“外交学人”栏目发起的一项外交政策研究交流活动，旨在给学人同行创造机会进行跨学科讨论，共同提高研究水平。）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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