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习奥会”透视中美关系新常态

赵明昊

察哈尔学会研究员

中美都有意探索构建一种能适应彼此利益和关切的地区安全架构，美国虽然嘴上不说，但也逐渐意识到，只是一味强化自身同盟体系势将引起中国的不满和反制，从而挑动军备竞赛，深化两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困境。

在中国借助APEC北京会议积极营造“主场外交”的强烈气氛之下，中美两国元首峰会再度举行。

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结束访问拉美国家后，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史无前例的庄园会晤，习主席就中美探索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14字箴言。一年半之后的此次元首会晤，也恰逢中国本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两周年，而“新常态”已然成为透视其内政外交方略的核心语汇。实际上，在中国积极重塑自身国家身份、中美双方推进各自内外变革的大背景之下，两国关系也在悄悄地进入一种新常态。

美国商界还在“适应期”

11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的演讲中，首次明确、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三大特征，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更多转向创新驱动。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有望超过吸引外资的数量，这意味着中国资本走向全球的步伐在迅速加快。预计未来10年中国对外投资将达到1.25万亿美元。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贸易结算单位和投资保值手段的国际化进程也在持续推进，今年前九个月离岸人民币债券发行总量增至创纪录的4510亿元，而2013年全年只有3760亿元。中国进出口银行在短短两年内约发放6700亿美元信贷，超过美国进出口银行在过去80年间所提供的各类信贷总额。按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做出的最新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考虑到经贸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在中美关系中发挥“压舱石”作用，中国经济格局和地位的新变化将为两国关系铺陈最为重要的新背景，不少人开始担心中美“经济脱钩”的风险。一是“中国出口、美国消费”的模式趋于变化，两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和摩擦日益增多。二是中国或不再继续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正如耶鲁大学教授斯蒂芬·罗奇所言，过去十余年中国对美国国债的巨大胃口让美国不必担心自己的巨大赤字。三是美国在华企业感到自己在中国的日子不像过去好过了，中国美国商会的近期调查显示，60%受访美企认为自身受欢迎程度下降，近90%的企业对中国展开的反垄断调查和执法感到担忧。美国欧亚集团总裁、纽约大学教授布雷默称，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35年之后，外国企业正变得可有可无，中国正以其不同于欧美的市场监管方式在全球商业领域挑起“新冷战”。

显然，美国人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不适应感相当强烈，而美国商界也在持续要求奥巴马政府对华施加更大压力。未来确保中美经贸关系双赢的钥匙，在于两国尽快达成双边投资协定。这几乎是习近平等中国领导人在过去两年会见美国客人时总会着重强调的。中国在美投资从2000年基本为零增至2013年逾200亿美元，但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仅有1%左右，且很多投资项目由于过于严苛的“国家安全审查”而流产。美国在华企业则希望冲破市场进入和投资壁垒，特别是要求放宽对服务业的限制，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奥巴马此次访华前夕，50多位美国商界领袖联名致信白宫，呼吁将双边投资协定列为总统的重点议题，呼吁两国政府尽快完成协定文本的谈判。中美加大相互投资不仅可以使经贸利益的捆绑更为紧密，还将为两国社会和民众之间更为深入的交流与交融创造条件。

寻求在亚太的互动新规

随着美国持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中国外交进一步聚焦周边，防止两国在该地区的互动从相互竞争演变为恶性对抗的任务更加紧迫。面对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变得越发自信与从容，所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既不低估我们自身在该地区拥有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优势，也要对美国偏袒盟友、混淆是非的过分言行予以必要的敲打。

在安全上，中美都有意探索构建一种能适应彼此利益和关切的地区安全架构，美国虽然嘴上不说，但也逐渐意识到，只是一味强化自身同盟体系势将引起中国的不满和反制，从而挑动军备竞赛，深化两国在该地区的安全困境。此外，“管理盟友”也渐成美国的棘手难题，如何既保持对中国的必要威慑，又避免被日本、菲律宾等盟友牵着鼻子走，陷入一种“尾巴指挥狗”的窘境，这其实也是让美国决策者感到头疼的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5月举行的亚信会议上提出新亚洲安全观，呼吁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强调“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办”，同时也表示“欢迎各方为亚洲安全和合作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至于如何切实缓解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亚太同盟体系之间的紧张感，降低中美双方发生误判和出现战略意外的风险，需要两国努力制定出务实、管用的一套互动规则。在此次“习奥会”前夕，中美两军已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目前正加紧磋商“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

在经济上，中国对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紧张拒斥转变为乐观其成，明确表示TPP可以和中国较赞同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行不悖。中国在此次APEC会议上全力推动的“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旨在避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度碎片化，帮助地区国家应对“选择的困惑”。当年力推美国政府重拾TPP策略的重要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近期在《架桥太平洋》一书中，提出应以中美自由贸易与投资协定为途径，破解亚太经济合作机制多头并进的难题，构建更加包容和高效的地区经济秩序。

合作应对新型国安威胁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意”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双方需要合作应对“新型”的国家安全威胁，包括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气候变化问题有望成为此次“习奥会”的一大亮点。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能源消费国，中美两国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的一半。气候变化不仅对环境生态构成重大威胁，还将给全球经济、安全形势带来越发显著的负面影响，直接导致各国对粮食、水资源、航道等的竞争更趋激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洛克里尔海军上将近期在大西洋理事会发表演讲时表示，受气候变化因素影响，2013年全球80%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亚太地区，气候变化正成为亚太地区长期安全所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国家安全威胁这一层面之外，空气污染等问题已经使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民众感受到气候变化、环境退化所带来的挑战不再是远在天边，而是近在眼前，甚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最大烦心事。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近期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煤炭消费同比下降约1.2%，这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煤炭消费首次出现下降。但如想实现中国碳排放早日达到峰值的目标，我们还需要在能效提高、低碳基础设施建设、可再生能源开发等方面获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持。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有望成为全球能源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领袖，与美国合作推动全球经济的能源基础结构从“高碳”转向“低碳”，从而彰显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

此次中美元首峰会，重要的是扭转双边关系在某些领域下滑的不良态势，并借此向外界重申双方继续努力构建新型关系的决心，给中美关系一个在各种艰困挑战之下“再出发”的动力。敏锐、准确地把握双边关系的新常态，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常讲常新、久久为功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