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建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

  已于日前运行

  中方力促各成员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

  加大追逃追赃合作

11月8日，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宣布，刚刚结束的APEC第26届双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成立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合作，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

王毅称，在中方推动下，今年APEC加大了反腐败合作。北京“反腐败宣言”也被认为是此次会议的六大亮点之一。

8日稍晚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称，为促进亚太地区反腐败和执法机构间的沟通、联络和能力建设，推动打击腐败、贿赂、洗钱和非法贸易等方面的务实合作，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日前正式运行。

APEC反腐合作十年路

事实上，APEC成立25年来，工作重心早已不再局限于推动地区经济贸易合作方面，APEC框架下的反腐败合作也已持续了10年之久。

2004年，APEC各经济体领导人签署《圣地亚哥反腐败和确保透明度承诺》和《APEC反腐败和确保透明度行动计划》两份文件。2005年，APEC成立反腐败和透明专家特别小组（ACT），加强包括与其他多边和地区政府间机构的反腐合作行动。2011年，ACT被提升为反腐败与透明专家工作组（ACTWG）。

2013年的ACTWG会议上，印度尼西亚提议、各成员同意成立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ACT-NET）。2014年8月ACT-NET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会议。

中国下月承办追赃研讨班

据新华社报道，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8日发布消息称，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已于日前正式运行。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由APEC各经济体反腐败和执法机构人员组成，隶属于APEC反腐败工作组，组织结构包括主席、联络人和秘书处。

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将重点在以下三个领域发挥作用：一是建立日常联络机制，加强各经济体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联络人之间的沟通联络，及时分享执法合作相关信息，增进对彼此关切的理解和信任，凝聚合作共识。二是加强各经济体反腐败机构和执法部门间的协调，推动经济体间建立双边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促进各经济体根据各自法律规定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开展对腐败、贿赂、洗钱和非法贸易犯罪的调查、起诉和资产返还方面的务实合作。三是通过研讨交流，收集汇编典型案例、侦查技巧与手段、实用工具、最佳实践等，借鉴各自在反腐败领域的成功做法，分享有益经验，加强专业培训，提高反腐败执法合作人员能力。

中国监察部积极履行秘书处职责，加强与各经济体的沟通。目前，已协调各经济体确定了联络人员名单，中方联络人员分别来自监察部、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人民银行；为各经济体提供信息交换和日常联络；今年12月将在中国举办面向亚太地区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研讨班。

观点

“APEC反腐合作最需要加速信任建设”

弗雷德里克·加尔通

　　（Fredrik Galtung）

全球最大的国际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创始人，曾任该组织研究部负责人。过去20年间，他在反腐战略问题上给40多个国家提供过顾问咨询，还与欧洲理事会、世界银行、联合国包括秘书处在内的多个下属机构等国际组织合作过。

东方早报：可否先对APEC反腐合作这十年来的进展和现状谈一谈您的看法？

加尔通：反腐败确实是APEC的一项重要议题，但事实上，APEC在这方面的进程相比其他组织缓慢了一些。

关于APEC的反腐败合作，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技术层面的合作，跨越不同体制的合作，相互的法律支持，将会是APEC反腐败合作的重要特色。相互间提供法律支持，也是最大的挑战之一。尽管人们可以把很多内容加入到法律和实践当中去，但不同执法机构、管理机构间的信任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他们不相互信任的话，他们就不能很好地合作，那么法律怎么写都无所谓了。

以非洲为例，尽管他们有非盟反腐败公约，但他们相互间的法律合作进展并不顺利。欧洲内部的相互合作相当好，但美洲的合作就很一般。我认为APEC在这方面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法律合作无外乎外逃犯追捕、外流资产追讨。即便是欧盟反腐败公约有最紧密的相互法律合作，他们仍然需要建立充分的信任来让法律起作用。腐败不分国界。腐败真的会利用相互法律合作上最薄弱的环节，来逃脱法律的制裁。

相互信任对于APEC框架下的反腐败合作来说是最重要的，APEC各成员的法律体系是如此迥异，但我认为这也是APEC反腐败合作的一个巨大优势，因为不同也是一种识别度，如果足够开明，他们就会发现通往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条。中国代表着一种惊人的强大模式，但也存在其他模式。对于有品质的治理来说也是，并不存在唯一的模式。尽管制度迥异，APEC也应该建立相互法律合作的信任基础。

商人们相当习惯于跨越不同体制工作，他们不得不这样，否则他们就没法做生意了。但对于管理者（政府）来说，有时他们面临着更多的障碍。

开会、研讨，这些对于信任建设是不够的。官员们是很乐意到各个国家参加研讨的。即便他们相互认识了，也不能保证相互建立了信任。真正的挑战仍然是，他们采取了哪些切实行动？这些行动是否有助于信任建设？APEC需要的是加速信任建设的行动。研讨会、会议、技术层面的文件和讨论，甚至是贸易都不足以建立信任。

东方早报：怎么做才能促进APEC各成员间的信任建设？

加尔通：促进信任建设需要领导力、主动性，这些都不容忽视。但最根本的是，通过结果的展示、通过不同的案例来展示信任是可以建立的，尤其是需要从大案要案开始。哪些国家在通过不同的方式相互协助？澳大利亚是如何帮助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又是如何与中国合作的？

从根本上来说，APEC是个贸易区域，事关各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和合作。对APEC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在跨境议题上，各成员如何相互帮助对方。

东方早报：APEC成员之间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是不是信任缺失的主要障碍？

加尔通：我认为这种现成的借口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我们应该表现得比那更成熟一些。否则的话，现实就是，腐败会在律师、银行和会计的帮助下，找到并突破（国际反腐败合作）最薄弱的环节。这是正在进行时，这是当下正在发生的情况。

东方早报：从您的经验来看，是否有一些国家事实上并不想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加尔通：这个问题要区别对待。我认为确实有国家从腐败分子跨境流动中获利。当它们从中获利时，它们对于控制腐败跨境流动意味着什么很是不安。与此同时，也有国家从中遭受损失，这些国家就绝对有人很急切地要做些什么（来改变不利现状）。有国家要改变现状，那么就有国家不是很欢迎改变。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东方早报：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国际反腐败方面，双边合作会比更大范围的21个经济体间的合作更有用。您认为有道理吗？

加尔通：多数案例是双边范围的议题，但有时候其中过程却更为复杂。我认为把反腐提到APEC的议事日程上的原因，就是APEC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区域。腐败会在这个体系内最薄弱的环节爆发，而且已经爆发了。所以，简单地从双边层面来应对是不足够给力的。APEC秘书处不是一个强势的秘书处，但这不意味着他们不可以突出强调积极正面的案例、执法行动，来展示什么是相互法律协助。

东方早报：澳大利亚最近同意协助中国追讨在澳境内的贪官资产，您认为这会有助于在APEC框架内树立一些典范吗？

加尔通：我认为这非常重要。这正是我所说的需要予以突出强调的合作案例。随后，还需要对它进行案例研究、充分理解，这也正是我所说的需要做的工作。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反腐上有共同利益”

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00年起连续十年担任国家监察部特邀监察员。

东方早报：请对APEC框架下反腐败合作这十年来的进展与现状做一个整体评价。

贾庆国：APEC反腐合作过去这些年也在稳步地推进，这个事情过去好像不是太引起别人的重视，但现在（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中国最近几年加强了这方面的行动。

发展中国家制度不是很健全，贪污腐败的情况也比较严重，一些腐败的官员跑到其他国家，主要是跑到发达国家。但发展中国家在追讨海外贪官的能力相对比较弱，一个是缺资金，一个是缺制度上的安排，再一个是欠缺对西方国家的法律知识和怎么去追讨的技巧。西方国家在帮助其他国家打击腐败这方面也不是那么重视，甚至还有怂恿（腐败）的一些具体的做法，比如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或者出于它不了解、偏见，给一些贪官提供政治避难。这些贪官去了之后，都带了很多钱，所以它们也不急于把他们送回来，特别不想把钱也送回来。它们也不愿意花很多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把这些贪官送回来。

这种情况下，双方都需要通过进一步地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来理解虽然贪官外逃，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更大一些，但这也是发达国家的挑战，如果发展中国家的贪污腐败问题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会遇到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不稳定，最终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的利益。双方在这方面实际上是有共同的利益的。

东方早报：国际反腐合作很关键的两点，一是人员引渡，一是资产追讨，这都需要国家间的法律协作。中国该怎么做才能推动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法律支持？

贾庆国：一个是我们在这方面的对外宣传需要加强，让发达国家意识到：你们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在逃贪官的天堂或者窝藏的地点。让他们的老百姓也知道有这个事情。

第二是从外交上要加强引渡方面的谈判，包括相互遣返的协议。双方实际上是互有需求，所以在相互遣返协议这方面，还有很多可以谈的空间。

再有就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也需要通过谈判跟他们达成一些制度性的安排，比如说贪官的赃款处理问题，这样能给对方一点积极性，他帮你遣返这些人是有成本的。这样才能鼓励他们去打击外逃贪官。表面上看，我们是有些损失，但实际上从长远角度来说，堵住贪官外逃这样一个渠道，对我们来说利大于弊。这也是国际上普遍的、现实的做法。另外，我们可能也需要考虑到他们国内的法律，可能需要做一些变通，比如死刑的问题。

东方早报：有观点认为APEC框架下的反腐合作，信任建设比技术交流更为根本和重要，你如何看？

贾庆国：有信任当然比没有信任好。反腐在各国都是一个大事儿。国家间在这方面的合作是有重要的利益基础的，当然也有很重要的道德的要求。有这样的需求，就有建立信任的基础。通过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对话，我觉得这个信任是可以建立起来的。

东方早报：您在国家监察部做十年特邀监察员的经验有什么可以分享？

贾庆国：我最开始提那个提案的时候，在官方层面似乎还觉得这个事情很难操作。我还提过可以在网上公布一下在逃嫌疑人的一些情况，这样的话，即使我们一时半会儿抓不回来，让大家在海外也知道，也会给他们施加点压力。我记得当年有一个发言人说这个不太现实，说他们还没有被认定有罪就公布信息，似乎不合适，他们还是嫌疑人嘛。但我个人觉得这个说辞也不太合适，刑事罪犯、在逃的嫌疑人都可以公布，贪官也算在逃刑事嫌疑人，为什么就不能通缉呢？现在这两年没有人再这么说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政府在这方面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高。

北京《反腐败宣言》成为2014北京APEC会议周迄今为止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成果。各方同意，将在APEC框架下加大追逃追赃合作，打击跨境腐败。当一项被寄予厚望的协议形成文本后，如何执行则在考验各成员的合作诚意。早报记者 焦东雨

录入编辑：周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