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访起家的藏书家

—— 得书记（二）

韦 力

《四书便蒙》

清代的林春褀，我觉得他是个很执于一端的人。不知道他出于什么动机，制作出了一大批铜活字。这批铜活字，分大字和小字两种规格。将两者的数量加在一起，即有四十多万个。为制作这些活字，他花了二十万两白银。这笔钱在清中晚期，是个巨大的数字。林春褀是否为制造这些活字而耗尽了家财，我不知道，因为我不了解他究竟有多大的身家。但他为了这些活字，消耗了大量的青春年华，这点是可以确定的：他为了制造这批活字竟然用了二十年的时间。花费巨资，耗时二十年，制造出数量这么巨大的活字，按理来推，那肯定有着宏大的出版计划。但我没有找到他制作这批活字的出版计划书。就目前已知的文献，这四十万个铜活字，已经比康熙内府所做的铜活字数量大了一倍，也比朝鲜政府历代所做的任何一批铜活字，数量都要多。要知道，韩国的铜活字，可谓世界印刷史上名气最大者。中国明末的时候，日本的大将丰臣秀吉把朝鲜打下来后，把朝鲜内府的一套铜活字抢回了日本。之后，才有了日本用铜活字印书的历史。然而，这位林春褀却靠一己之力，制造出了如此数量庞大的铜活字，这个壮举着实令人佩服。但是，最为吊诡的是，林春褀做出了数量这么庞大的铜活字，却总计没有印过几部书。今日能够见到的林春褀所印之书，最多的是《音学五书》中的两书，余外还有几种兵书，虽然不是用的林春褀福田书海的印书款儿，但据专家考证，也是出自他做的那批铜活字。除此之外，人们就不知道他还印过什么书了。从理论上推，林春褀花费这么大的财力和精力，不太可能只是为了做一套铜活字来向人们显摆，他应当也印过其他的书，只是人们还未发现而已。

这个猜测，在2004年春天得到了部分证实。天津图书馆善本部主任李国庆先生告诉我说，他们馆征集到一部从未见著录的铜活字本，书名是《四书便蒙》。李主任高兴地说，此书也是林春褀福田书海所印的铜活字，这应当是一个发现，可以部分解开福田书海铜活字印书太少之谜。天津图书馆，是国内公藏图书馆中唯一一家有活字专藏者，李主任对此书如此看重，估计也是因为馆里的活字本专藏中，又能增加一部新品种。我听到他这个消息后，也很兴奋，虽然不是自己所得，但这部书的出现，也毕竟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个小疑惑。于是，我跟李主任说，过一段我到其馆去瞻仰这部新发现。

此后几个月，我却没有要到天津办事的由头，忍了几忍，还是没能忍住想一睹此书芳容的愿望，去电李主任说明天就到天津去看书。李兄的说话口气，却完全没有了上次电话中的兴奋劲儿，他跟我说，如果只为看那部铜活字，就不要来了，因为那部书最终没有谈成，书主又把书拿回去了。怎么还能有这种事？我问他一些细节，他才不高兴地告诉我，此书是李嘉波送来的，同时送来的还有十几部善本，而李兄最为看重的就是这部铜活字本。初次送来时，此书的报价是三万元，李主任请示了馆长陆行素，馆长同意以此价将它买下。但还未付款时，市场上就流传开来，发现了一部从未见著录的铜活字本，可能是有人不断给李嘉波加价，让李把书拿回来，李也就不断地把别人的加价报给天津图书馆，从三万元涨到了五万，很快又变成了七万，之后，又加价几次，变成了十二万。李嘉波每加一次价，李国庆就需要向馆长汇报一次价格更正，在很短的时间内，价格不断变化，搞得馆长及工作人员都很烦，于是，他们决定不再购买此书，就把这部《四书便蒙》和其他的善本一并退给了李嘉波。我劝李主任说，此书的确很难得，对书商来说，也是百年不遇之事，想卖个好价钱，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李说自己并不是不能理解，关键问题不在这里，李主任担心一次次涨价，会让馆长怀疑是自己在里面搞什么名堂，他认为再这么做下去，会让馆长对自己产生怀疑。为公家收书，而让自己成为怀疑对象，这当然很不值。李主任同时告诉我，姜寻也想得到此书，他从馆里把此书的头本拿走了，现在馆里将其他部分退给了李嘉波，而此书的头本，只能让他自己去索要了。

此前的几年，天津出现了一部明内府本的大部头，有十函八十册之多，开价三十多万元，在那个时候，这个价格不算便宜。陈景林先生告诉我，此书的售书人就是李嘉波，说李嘉波是天津塘沽人。此后不久，翁连溪先生要带着刘扬先生去李嘉波家里看家谱，因为李嘉波说，他收到了一部开本最大的家谱。刘总对书中之最很感兴趣，邀我一同前往观看，于是驱车来到塘沽。李嘉波家住在塘沽城区之外的老工业区，是几十年前建起的宿舍楼，均为一排排的二层简易楼，是典型的大规模工业遗产，若这些房屋处在北京，肯定又变成了一个新的798。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李嘉波，他看上去六十多岁，人长得很精干，行动也颇有活力，尤其口才甚佳，跟陌生人交谈时像是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他住的那种老房子使用面积很小，无任何厅厨，就是两间房而已，阳面的大房间里，除了床就是两个书架，里面有些线装书。他请我随意翻看，我就真的将书架上的书看了一过，有几部明末刻本，其余都是清刻本。在这盐碱之地，寸草不生之处，竟然还能够看到这么多线装书，我很享受。

李嘉波拿出他所说的那部巨大的家谱，放在吃饭桌上，竟然占了桌子的三分之二面积，开本的确很大。这一次，刘扬兄选购了十几部书，包括这部大如桌面厚如牛腰的家谱。我没有翻到什么自己特想要的书，但根据书界“贼不走空”的潜规则，也随便挑选了几部书。结账时，李嘉波说他的书不打折，但可以赠书，于是，他赠给每人一部线装书。当时他送给我什么书，我已记不得了。我跟他说，这部书对我没用，可他坚持要给我。我向来不喜欢商场里的所谓赠品，哪怕这个赠品多么值钱，但若对我没用，仍然是不值一钱。他这样一再推让，让我的犟脾气又升了上来，坚持不要。但李不为所动，仍然热情有加地要把那本书塞进我包内，我立即从包内把书拿出，把它放到了桌上。这种场面略显尴尬，翁连溪兄马上打圆场，说韦老师用不着这部书，那你就请他吃饭吧。于是，李带着众人来到了塘沽城区的一家海鲜馆。

天津人对海鲜有着固有的执著，当地有句俗语：借钱买海货，不是不会过。用今天的话来说，那就是今生今世要死就一定要死在海鲜里。我在天津生活过几年，也受这种风气的感染，对吃海鲜大感兴趣。那天去的海鲜馆，看得出老板与李嘉波很熟，说明他是这里的常客。当天，好像吃了不少螃蟹和皮皮虾，席间我断断续续听到李嘉波聊起自己的身世。他说他的父亲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区委书记，但父亲的秘书却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后来这位地下党被人发现了，李的父亲就赶快给这位地下党找了条渔船，从海路跑到了国统区。到“文革”的时候，他的父亲被批斗，李嘉波按照父亲的描述，找到了这位地下党。此人承认，李的父亲当年救过自己，并且写了书面的证明。李嘉波拿着这封证明信，找到了信访办，到1972年，终于给他父亲落实了政策，并且退了一些钱。但有些物品，包括一批线装书，却没能退回来。于是李嘉波继续上访，直到1979年那批书才退了回来，这些书就形成了李嘉波藏书的基础。

2004年底，北京万隆拍卖公司的古籍拍卖专场，图录的封底就是我一直惦记着的那部《四书便蒙》。随后听说，李嘉波从天津图书馆取回此书后，又费了一些周折，要回了该书的头本。陈总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李嘉波，把书征集回来，放到了本场拍卖会中。在预展的时候，我才第一次看到这部有着传奇身世和离奇曲折经历的福田书海铜活字本。林春褀用铜活字所印之书，我已有了一部，就是《音学五书》，跟眼前的《四书便蒙》的字体、开本、用纸等各种细节几乎完全相同，但这部《四书便蒙》存有牌记：上边明晰地着印着“考镌铜字侯官林氏珍藏”字样，并且每页书的版心都印着“福田书海”四个字，所以，这部书是福田书海铜活字版无疑。我奇怪的是，同一部铜活字本所印出的书，虽然《音学五书》也很少见，但毕竟这么多年来，我见过四部，按照书目记载，其他的馆也藏有几部，但这部《四书便蒙》却从未有公私书目记载，且此书并不是零本小册，而是完整一部有十四册之多，为什么市面上连个零本都没露过面呢？这一点，我到现在也没有想通。

这部《四书便蒙》也有过递传，书中钤有伊立勋藏印。伊是晚清的收藏家，同时也是书法名家，可惜我没有看过他的笔记，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这部书。该书的起拍价是九万元。半年前，李国庆兄就跟我说，此书价格已经涨到了二十万，所以这个九万元，应当是商场里惯常标明的“一折起”：你在商场里找遍，也找不到这个价的商品。我建议给这类价格起一个专用的名称叫做“诱惑价”。此书开拍之后，我没有急着举牌，等着想捡便宜者先跟托儿竞争一会儿，算是唱过门儿。现场举到十二万之后，我开始伸手，举到十五万，我就把此书拍到了手。说实话，这个成交价比我的心理价位还差一大截。当时现场争抢此书的还有几位熟人，我不好意思看他们，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拍卖师，这种舍我其谁的丑陋嘴脸，我自己都觉得可恶，但没办法。看在宝书到手的分上，我要在此向众书友说一声迟来的爱，哦，不对，是道歉！

在书界的传闻中，跟李嘉波先生有关的大事应当是最近两年他买到了一部有争议的宋版孤本。他请了一系列的专家，对该书进行了版本鉴定，然而得到的答案，称得上泾渭分明。有人说，这是失传已久的一部古书；也有人认为，此书其实是高丽翻刻本。这让李老兄的心荡漾在凌云和沼泽之间。此书的名称是《钱塘西湖昭庆寺洁净社集》，前面有三位宋人的序言，分别是大中祥符二年钱易序、淳化二年苏易简序和景德三年宋白序。李先生是否就是因为有这三篇宋人的序言，而将该书认定为宋版，我不敢臆猜，因为直到今天，我也没看到该书的原物。但我觉得，李先生在书界混了几十年，也应当是阅书无数，再加上他为人精明，应该不至于轻易让他吃药，如果真是高丽本，那也说明此书看上去跟汉地刻本极其相似。清代翻刻了多少种《梅花喜神谱》，我觉得没有人能够数得清楚，更别说区分这些翻刻本之间的细微差别了，但李先生却能将此书的翻刻本搞得一清二楚，这样认真的态度，应该不容易看走眼。但关于这件事，书圈里却哄传，李先生是花了大价钱买下的这部书，他本以为捡到了大便宜，没想到这么多人不看好，我想他的心态就有如猎手让鹰啄了眼。此后的两年，很少再在书圈中看到他的身影。现在为了写这篇小文章，我觉得自己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兼听则明，不但要讲述听到的情况，还应当听听他本人的说法，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故事讲圆满，但我又犹豫自己的这个电话会招他不待见，斟酌了几日，还是给他打了个电话。

李先生果真聪明，我还没婉转几句，他就听懂了我的潜台词。他回答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那就是宋刻本，有人说是高丽本，那是江湖人想黑我。”这话说得掷地有声。我向他进一步请问其中的过程和细节，他说当年那个卖主也的确找过不少人，当然陈东也看过，卖主的开价是一百八十万，陈东觉得书贵就没有要。李先生说，陈东去世前的三小时，自己还跟他在一起，当时陈东跟他说，很后悔没买下此书。李先生又告诉我，关于此书，在1999年时，日本的学者就写过研究文章，而他自己买到之后，也请南京大学对该书的用纸做过年代测试，从时代上说，肯定是宋代无疑。关于为什么很多人看后没有买，李先生说，很多人不敢买，是因为那个卖主不断降价，从一百八十万降到一百五十万，后来又降到一百二十万，之后还在降，越降越没人敢买。我问李先生，他是什么价格拿到的此书，他听到我的问话后，在电话里的声音缺少了果敢，我不想让他为难，马上跟他说，我只是这么一问，价格是您的隐私，当然不必说。但他还是告诉了我，是六十六万。我跟李先生说，会把这些如实地写出来，如果写出这些会影响到他，关于这本书我可以全都不写。他说应该没有问题。这个回答，让我多少觉得他还有些犹豫。于是，晚上又给他发了短信，请他明确下来，究竟可否写出。我马上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可以写！我觉得客观是重要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