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电力照明的兴起与初期发展的困局(上)

杨琰

各国电力工业的发迹，皆以用于城市照明系统为先，出现在公共场所和生活领域。对于开启电气时代的城市电力照明而言，1882年英国商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的上海电气公司(以下简称“上电”)，成为中国电力事业嚆矢。该公司通过投标，获得了在公共租界提供电力照明的特权，使上海与当时欧美国家基本同步跨入电力照明时代。但在实际的电力照明应用中，产业创设举步维艰，近代上海实现照明领域电气化程度也相当有限，“夜上海”的美名来得并不一帆风顺。

筹设

商业投资下的技术引进

19世纪后半叶，上海租界“五方杂处、华洋混居”的局面逐渐形成。对于这座繁华的城市来说，夜晚的道路安全及火患问题令人堪忧。据统计，单就公共租界而言，至1882年煤气路灯的数量仅为489盏，而要使整个公共租界的道路照明效果达到较为令人满意的程度，则需近745盏普通的煤气路灯，这就为租界夜晚的治安问题带来很大隐患，黑暗之中，“殴打”、“失足”、“跌毙”、“受侮”、“盗窃”等事屡屡发生。另一方面，因私人使用煤油灯不慎所引发火灾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当时普遍采用的煤气灯虽相对安全，也不免有“煤气泄漏”、“明火焚物”的隐患，这也使得改善照明用灯的安全问题显得尤为必要。

至1870年代后期，弧光灯技术已先后在法国巴黎、美国克利夫兰等城市的公共场所投入使用。沪上开风气之先，对这项新技术早有耳闻。自70年代起，欧美创设电气灯之说便已传入上海，尔后，“电气灯之妙”又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值此背景下，上海租界电力照明技术的引进成为可能。

1882年4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前任董事长罗伯特·立德禄致信工部局董事会，正式提出引进美国克利夫兰布拉什电气公司路灯网的申请。其申请在得到工部局同意对路灯网进行试验的答复后，于同年5月，在中外各报刊登消息，筹资5万银两，成立了“上电”，并迅速递上投标书，申请以3座灯塔、20盏弧光灯的形式，及每年1.5万两的代价为整个公共租界提供电力照明。

“上电”的筹设与电力技术的引进从其性质上说，是近代西方人在上海租界的一项商业投资行为。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发明应用，与近代上海租界相对安定、城市发展的潜在需求，让当时不少人看到了技术的商机所在，这不仅服务于洋人在上海谋求安全生活、经商场所的初衷，倘能借此占领市场，取得上海租界电力照明的经营特权，更是一项有丰厚利益回报的投资事业。

卸任后的立德禄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利用与工部局熟稔的关系，在成功申办“上电”后，即登报招股，引进作为电力照明技术先驱的布拉什电气公司的电弧灯系统。当时，500股面值100元的股票有近8000人争购。出于减少商业投资风险的需要，和对中国商人的忌惮，公司拒绝了十分之九的申请入股者，华资中仅接受了大的华商股东李松筠和唐茂枝的投资。

“上电”成立之后，于1882年7月26日晚7时，首次展示了试验性的15盏弧光灯。据报载：“蜂拥而至的市民啧啧称奇，预示着上电无与伦比的成功和整个租界光明夺目的未来”。是年年底，“上电”买下了南京路江西路口的老同孚洋行院落仓库，并安装了1台16马力的直流蒸汽发电机组，创办了上海，也是全中国第一家电厂，于翌年年初正式投标马路的电力照明权。

竞争

公共照明权中的技术角力

当时，煤气灯在上海发展已有近20年的历史，大英自来火房凭借成熟的设备、稳定的技术和相对低廉的收费，获得了租界照明的专营权。“上电”要想分得公共与私人照明市场中的份额，必有一番竞争。

早在西方初创电力照明以供民用之时，大英自来火房的董事和工程师们便预见到未来双方之间在照明领域的竞争局势，尽一切努力，改进煤气生产和输配供应，使其更经济地运行。自1881年1月1日起，自来火房又一改近十年来拒绝降价的态度，致函工部局，决定将公共路灯的煤气价格从原来的每月每盏5元降至3.5元。1882年4月1日，自来火房又抢先一步，在“上电”成立前夕，将公共路灯的月度收费从每盏3.50元降为3.30元，同时对一般的点火、熄火、清洁、维修都予以免费。公众所用煤气价降为每千立方英尺3.00元。

“上电”设立成定局之后，煤气公司积极增添设备，改造并延伸输气网管，还提供各种优惠打折来拉拢私人用户。同时实行了大大小小不下5次降价。而新兴的上海电气公司则冀望依靠技术优势，辅以报章舆论、广告宣传等举措来争取当局与民众的信任，借此与对手竞争公共照明权。19世纪80年代初，15盏电气路灯首次试行，“十丈高擎晶彩绚，致令地火千万枝”的照明效果得以昭显。

“上电”创始人立德禄的政商身份，亦使得这种舆论宣传变得更加猛烈。由立德禄担任主编的《北华捷报》，在“上电”成立之初，对公司的发展不遗余力进行追踪报道，并结合欧美国家城市电力照明系统应用的成功经验，连篇累牍为公司“加油”、“称好”，盛赞电力照明的普及，及其作为新兴产业的美好现状和前景——道路的弧光灯系统较之于煤气灯，花费更为低廉，光源更为优质。

此类舆论报道虽带有鲜明的立场，亦颇有中肯之处。在民众对电力照明这种新玩意知之甚少的发展初期，亦是考虑到弧光灯系统聚光适合户外道路照明的特性，需要从公共照明业起步。改善煤气灯垄断下室外昏暗、事故连连的道路照明环境，成为电力照明业占领公共照明市场份额的关键所在。在私人生活领域，相较于煤气灯在日常使用中发热、散发出呛人的煤烟气味，家具经久被熏黑，以及煤气泄漏等缺点,电力照明亦凭借其无热、无恶气、不需空气仍光亮无碍，所照之物颜色皆可明辨如白昼，不能引动他火以致失事，不能焚物用此火，屋内所有绸绫书画等物一概无害，并不损人目光之妙处，与煤气公司分羹。

电气路灯似点点繁星般发展起来。1882年9月，“上电”沿外滩竖立10盏灯，从是年10月12日至12月31日点亮，包括所有安装和维修等费用在内，每盏每周收费4元，从黄昏一直到午夜12点半点亮。1883年，在与上海煤气公司的竞争中，电气公司以35盏电灯替代155盏煤气灯的竞标方案，击败了煤气公司新增62盏布雷式新路灯的投标方案，赢得了从外滩到泥城浜的南京路，从洋泾浜到黄浦花园的外滩，从黄浦花园到汇山路的百老汇路这三处地区的公共照明权。是年7月1日起正式点亮，从黄昏燃点至黎明，每盏每周收费5两。

此后，“上电”在打破煤气垄断公共照明市场的基础上，迅速拓展业务。1884年，分别在广东路、福州路、汉口路、九江路、南京路、宁波路、北京路新增25盏电灯，于是年7月7日启用，从黄昏点亮至黎明，使2000支光的电气路灯总数增至60盏，以每年约为15600两的费用为公共租界提供电力照明，替代了99盏煤气灯，与此相对，煤气路灯数则由1882年的530盏，降至1883年的398盏和1884年的307盏。至此，“上电”一举奠定了自身电力照明事业的最初规模。

改组

实际经营中的技术缺憾

“上电”在成立后的头两年时间里，业务发展颇为顺利。然自此之后，直至1888年公司改组的四年多时间里，“上电”的业务却就此停滞不前。究其缘由，电力照明高昂的费用并非其真正的绊脚石。在电力照明兴起之初，电价相对于煤气费用昂贵问题突出。仅就上述1884年新增的25盏弧光灯而言，每年就需花费6500两，而其所代替的煤气灯只需要2790两。即便如煤气公司扬言要提价每盏每月增至3.75元，也只有3216两。但工部局仍采纳电力照明方案，所看重的是电力的技术优势及其良好发展前景对改善租界道路照明的现实需要。因而，电力照明技术自身的成败成为“上电”经营扩展电力照明产业的关键所在。

公司电力照明产业经营之桎梏至少可以表现为两方面的原因：（1）公司没有专业的电气工程师负责调试和维护电力照明灯光的稳定性，不能在电灯发生故障时及时处理、解决电机设备中的事故，甚至不能作为独立的企业法人与工部局订立契约合同，更不必说拥有一套成熟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了。公司改组前的业务，包括照明设备的引进、安装、检测，以及与工部局照明合同的签订，都由立德禄私人出面打理。整个公司缺乏一套健全的管理体制，有的只是几经变更的股东投资人而已。（2）技术故障迭出。而且出现故障后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修复。更有甚者，公司电力设备简陋到根本不足以支撑60盏公共路灯的照明，致使夜晚整条线路的电灯不亮，道路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据不完全统计，自1883年7月1日“上电”与工部局签订第一份公共电力照明合约起，至1888年电气公司被迫改组期间，仅因发电机的轴承、线管、转子烧毁而导致整条电力照明系统崩溃的事件就不下10起。此外，电线断裂、锅炉水泵爆裂、施工不慎、弧光灯质量低劣等造成停电的状况亦时有发生。且就当时一般情况而言，照明效果颇不稳定。

针对电力照明的缺陷，不断有市民致函工部局，提出种种诉求，要求恢复或新增煤气灯，改善夜晚道路，尤其是与三条主干道交叉的小路昏暗问题，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对此，工部局需要站在政府管理者的立场，“就各住户收取捐费，以资用度”，为租界居民，尤其是纳税西人提供更为安全、经济、规范、高效的公共照明设施。在现实经营中，“上电”不能给租界当局，以及纳税人以足够信心来取代煤气公司执行为整个公共租界地区照明的责任。公司电力照明份额也因此裹足不前。

在这种情况下，工部局不会冒险将整个租界公共照明的重任交托给一个技术效果有待成熟的新生事物，更不愿意花费不必要的支出去添设不合格的照明装置。工部局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监管作用，虽不插手“上电”内部经营运作，但对其提供的电力照明质量进行着严格的监督和把关。由此，本身有着技术缺陷的“上电”基本无利可图。

1884年2月，上海电气公司以“除非工部局设法大大增加电灯的数量，否则他们将不能继续执行这个仅为租界部分地区照明的协议”为由致信工部局，信誓旦旦地保证公司将接受布拉什电气公司的财政援助，具备双份的供电设备以确保新增的电气路灯工作万无一失，才得到了从是年7月起为期1年，增设25盏电灯的合约。但事实上，“上电”根本没有两组完备的发电装置，由此导致一组发电机出现故障后，整个电力照明系统屡屡陷于瘫痪的窘境。

工部局得知后，责令“上电”立即安装新的发电设备，否则“拟于年终为止，不复燃点”。同时要求煤气公司重新装配原先省却的煤气路灯配件，随时准备重燃。并按照市民反映的情况，恢复添设了些许煤气灯，以暂缓道路照明糟糕境况。

在这种情势下，“上电”只得一面紧急从国外订购并安装新的发电装置，一面以各种理由安抚工部局董事会和纳税人会议，试图打消其终止照明合约的意图。

工部局因此于1885年初召开纳税人会议，决议至同年6月30日电气公司的照明合同到期后，停止电灯的使用。“上电”随即致信工部局，对投票议案提出质疑。此次抗议终有成效，在1885年4月2日召开的特别纳税人会议上，公司艰难地获得了151比145的支持票，勉强获得此后一年电灯的续约资格。

然而“上电”亦为此担负起沉重责任，公司不得不按照工部局的要求，新添了设备，才在1885年6月电力照明合约到期前夕，向工部局证明：“电厂已安装好两台发动机，运转正常，其中一台已使用了一些时候，它承担着发电所需的全部工作；一台性能充足且良好的锅炉，也已和备用发动机连接在一起；在院子内还装有一台36匹马力的旧发动机，可为一部分灯临时供电的旧发动机；两台每台可为40盏路灯提供相当于2000支光电力的发电机，以及两台小型发电机，每台可为16盏灯供电；电线已重新刷上绝缘漆，老式的铜接头已被交炽的焊接接头所取代”，借此续订了60盏灯的照明合同。

由此看出，历年来的照明故障罚金，设备的添设，以及停滞不前的照明份额，使得“上电”连年亏损，仅1883年一年时间，公司股价就从年初的70两跌至岁末的30两，全年800股亏损竟达3.2万两之多。至1888年，刚上市时面值100两，市值160两的股票，只剩下3.5两，形同废纸。而与此同时，“上电”却仍要兢兢业业地履行电力照明义务，以维持60盏灯的照明合约。股东们纷纷打起退堂鼓，立德禄亦于1888年7月31日正式离职。公司被迫重新招募股本，改组为新申电气公司，额定资本10万两，每股100两，最初实缴3万两银，由凯姆浦贝尔出任董事长，入局主持公司事务，于1888年11月1日起继续履行与工部局签订的路灯合同。

（作者系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q@thepap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