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牟复礼的残缺之书

牟复礼一再提到，在中国人对古代经典的尊敬，无关它们是否准确，也无关研究它们是否准确的种种著作。古代经典在中国文化中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因为它们是中国人可以理性地获取哲学和政治权威的唯一资源。

于 迈

牟复礼先生（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是当代最优秀的历史学家之一，他的回忆录在他逝世五年之后，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China and the Vocation of Histo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Personal Memoi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出版。我读了这部回忆录，深为牟复礼的识见文采所折服。牟夫人陈效兰在“致谢”中说，牟复礼自认为这本回忆录是他最重要的著作。牟复礼自己在“前言”中说，他不是写自传，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是从他自己的观察、回顾中提炼精华，与现代历史学家的著述参照对比，讨论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写作；他的观点完全是他个人的；他一生所追求的是努力理解中国历史的分量和意义。我读牟复礼的回忆录，便按着他夫子自道的提示，试着捉摸领会他是怎样“提炼精华”，怎样表述他个人的观点的。

汉字、汉语、中国人

回忆录的第一章，牟复礼写他由于偶然的原因学习汉语的故事。牟复礼还在大学一年级时，由于珍珠港事件，学校要求学生都要学一门亚洲语言。牟复礼选了中文, 纯粹是因为中文班的时间对他合适。那时他所学的汉语口语极其粗浅，但他喜欢上了汉字。后来牟复礼入伍当兵，因为学过一点点中文，被送去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语言训练中心，接受赵元任先生设计主持的一年强化语言训练，1944年9月毕业，随即到加州美国陆军所属的空军训练中心，为来美培训的中国空军学员做翻译。

牟复礼一开始接触汉语，便喜欢上了汉字，但他在哈佛的汉语培训班上却没有正规学过汉字。原来陆军部有指令，一年的时间太短，受训者只学口语，不学汉字。牟复礼和其他几个受训者向赵元任请求，也给他们发汉字教材，以便他们自学汉字。赵元任给了他们拼音配汉字的教材，却没有时间帮他们学汉字。于是牟复礼和他的几位朋友在做练习时，便既学罗马拼音，也学汉字。在他们这个自学小组里，有三位是美国土生华人，不会说普通话，但上过中文学校，能说广东话，能用毛笔写汉字，也会查字典。牟复礼回忆说，他的汉字便是这样启蒙的，“同时也学了些有声有色的不雅广东话，遇到难字便脱口而出”。不用说，其中肯定有那著名的广东话三字经。

因为学过中文，牟复礼在1944年底被美国战略服务处[SSO, 中央情报局（CIA）前身]招募，参与一项“特别行动”, 准备空降雷州半岛, 配合中国游击战队员袭击当地日本军队。就在空降行动实施前五天，美国投原子弹轰炸广岛，战争结束了。牟复礼将准备空降一事作为背景一笔带过后，便细述他向普通中国人学中文的故事。

1945年初，牟复礼和他的战友们乘运兵船，从加州绕澳大利亚，先往印度再赴中国，航程两个多月。他在船上遇到不久前认识的中国空军学员，其中一位送他一本巴金小说《秋》。长日无事，牟复礼靠着勤翻一本袖珍学生汉语词典，和随时请教中国空军学员朋友这些“活字典”，在旅途中把这本小说读完了。他说：“那是一个学习很快地阅读现代汉语的好办法。”

到了中国，“空降行动”的训练基地选在云南。有一位自愿来帮助美军的中国“青年军”战士，热情地要帮助牟复礼“更好地理解中国”，送他一本学生袖珍版“古今对照本”《论语》, 打开后一面是原文，另一面是现代白话文翻译。牟复礼觉得自己的程度还不够读文言文，但他的云南朋友极力敦促他读《论语》，并向他讲解现代白话文是如何解释文言文的。牟复礼说：

我把这本小书放在口袋里，一有空便拿出来读。6月和7月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读这本书，但未能彻底理解它。但是，我自己发现，我的朋友是对的：这本书的语言——更多的是观念——就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数月后，牟复礼到了天津，一名中国警官得知他对中国历史有兴趣，便送他一套《四书》英译本（上海1893年版，理雅各译，James Legge 1814-1897）。牟复礼说，他从理雅各的这套英译本中，了解到中国有两千多年的训诂传统，必须通过这一传统来理解中国古典文本；并从而得知西方学者消化吸纳这一训诂传统的努力。

这两位向牟复礼推荐《论语》的中国人都没有留下姓名。牟复礼称那位天津警官为“绅士”（gentleman），称那位云南青年军朋友为“战士”（solider），并说他淳朴（unsophisticated），只受过中学教育。两位普通中国人，虽然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不同，却都用几乎同样的恳切语言，向他强调学习孔子学说对理解中国语言和中国特质的重要性。

牟复礼还记述，他在云南时，其他几位“青年军”朋友，凭记忆在纸上写下唐诗，和他一起诵读，要他背诵，认为这样可以帮助他更好地欣赏体会中国人的生活。牟复礼半个世纪之后写这部回忆录时说：“那些首唐诗的大多数，我现在仍然可以背诵。那一经验使我养成了背诵中国短诗的习惯。”

牟复礼接着说：“多年之后，我回想这些经历时才认识到，我那时很自然地将这些年轻战士的文史知识视为理所当然之事，觉得那就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我那时视为理所当然的这类事，后来就稀少了——1950年代之后，那一代人所属的文化被各种政策改变了。”

普通人熟读《论语》、唐诗，是牟复礼亲身经历、亲眼观察的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他1945年夏天在云南训练期间，和中国战士、村民打交道，对中国人、中国社会有很多观察，对中国历史发生强烈兴趣，学习研究中国遂成为他的“壮志”（ambition）。牟复礼是这样说的：

……那些战士、村民，完全无意识地，向我传递了普通中国人生活中种种品德信息，我也自自然然地感受到了这些信息。我开始理解，这些平和友善、聪慧谦逊的人们，是如何在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生存下来，如何对付危机，承受冻馁，在长期的困苦中始终保持乐观。我是从（印度）加尔各答去中国的。在加尔各答，我看到1944年孟加拉大饥荒之后的苦难景象，到处是痛苦的悲嚎和绝望。我的脚一踏上云南的土地，以及随后在我们训练时走过的所有村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笑声。对我来说，笑声成了那块土地上最具特色的声音：尘土飞扬的街上，衣衫破烂的小顽童，试着从我们的衣袋中掏走硬币或香烟，引我们和他们一起笑；市场小贩讨价还价时，讲一段笑话，引起哄然大笑；搬运工用肩膀推被陷住的大车，嘴里却用逗乐的荤话，骂被车绳套住的驴子。那富有感染力的欢呼声，似乎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一切一切，都和我以前所知道的（社会）不一样。

就在那时……我便决定，战争结束生活恢复正常之后，我一定要研究中国人的历史。我决心探索他们生活品德的来源，和他们是怎样保持延续这些品德的，我也想研究他们的民间风俗的形成，为什么这些风俗是如此的欢欣愉快。正是在云南乡下，我开始有所悟。我那时的想法，自然是非常天真的。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在那时所形成的对中国文明的天真想法从未完全消失过。

中国人的种种笑声长留耳际，中国的训诂传统常自温习，看起来是牟复礼毕生治中国史的两股源头活水。

身历其境的 “局外人”

1945年8月战争结束，牟复礼随美国战略服务处人员东迁，在南京、天津、上海、北平、张家口等地执行各种任务，目睹了中国在那几年中所发生的剧烈变化。

牟复礼当时是一名上等兵，他所执行过的任务，有些颇为奇特。牟复礼自己说，他是中国文化的“局外人”（a cultural outsider），而他在1940年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时的奇特经历，不仅极少“局外人”有，也肯定对他研究历史形成自己一家之言有影响，和一辈子坐书斋的学者是大不相同的。

牟复礼参与过美军对汪伪政权高级官员的审讯。他对这些人的经历有兴趣，便趁自己是中文翻译之便，和这些被审人大谈特谈，细细了解他们的背景和汪伪政权的历史。

牟复礼同时被指派担任美军的联络员，与被盟军总部命令暂时驻守天津至山海关铁道线的已降日军联络，为不久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罪行准备材料。他与之联络的日本军官江诗（Takashi）却想方设法让他同情、理解日本发动战争的动机和目的。江诗被遣送回日本之前来向牟复礼告别，给他一些小礼物，和一份已请人翻译成英文的说明书。在这份说明书里，江诗对牟复礼提供解释和建议（当然亦希望他向上级转述），“日本应该怎样被评判”和“日本在未来东亚之地”。江诗说：“不管怎么说，在东方日本人是最文明的人民。无论他们在战争中是胜是负，他们都应该得到领导者的地位。”

牟复礼也和共产党人打过交道。1945年11月，牟复礼受命从天津到献县去查证数名美籍女传教士的下落，一路上便得到共产党领路员的帮助。这些共产党人告诫他，在共产党占领区内观察事物，态度要“客观”。在献县，牟复礼亲眼目睹了共产党地方干部领导当地群众向天主教堂清算斗争的情景，也亲耳听到一天主教父说，这些清算的目的，是要摧毁天主教堂在当地多年建立的权威。

牟复礼从献县回来后不久，便又有一项奇特的任务，成了共产党的客人。原来抗战结束后，共产党将晋察冀边区政府移往张家口，力邀美军派观察员前往参观考察，但婉拒带中国籍的翻译。美军对此兴趣不大，最后共产党方面指名会说中文的牟复礼做美方代表，他因缘凑巧地成了共产党晋察冀政府的贵宾，1945年10月底和12月初在张家口待了两个星期。去的路上，牟复礼和他的“领路员”在国民党的地盘中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帮助，到了共产党的地盘，他曾和和三四名共产党军队战士共睡一个大热炕。过了长城，徒步走向张家口的途中，他碰到一群得到共产党地下组织帮助，从准备遣返日本的日本降军军营中叛逃出来的日本人。这些日本人都深受战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日本共产党领袖野阪参三（Nosaka Sanzo，1892-1993）的影响。牟复礼和其中几个会说中文的交谈，得知他们欢迎日本的战败，并准备投身于建设一个包括中国、朝鲜（韩国）、蒙古的崭新东亚乌托邦秩序。牟复礼说，与这些日本人的谈话，“使我对中国在东亚的地位，以及她和邻近各国的关系，有一种新的感觉；同时获知一种不同的、以前从未想到过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

作为被邀的观察员，牟复礼在张家口期间被安排与晋察冀政府各部门的主管见面，听他们介绍情况。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