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地下党的书单

陈启懋先生的书桌下，压了一张大大的世界地图和一张小小的马克思头像，上面写着“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这两样东西，成了老爷子人生的两个缩影：早年加入地下党闹革命，晚年埋首书丛研究国际问题。对他来说，与读书相伴随的一个关键词就是：革命。不过，对他乃至包括他在内的整整一代人而言，读书与革命很多时候其实是同一件事情。“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始终缠绕着他们。问题的答案，既要向读书中寻，更要向革命中寻。

陈先生读书的记忆，要追溯到遥远的上世纪四十年代了，那还是他念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学生还不得不读日文，“学校里空气极度沉闷，夹杂着恐惧情绪”。家里有一本《精忠岳传》，他看了好几遍——当时他最崇拜的民族英雄就是岳飞。当然，还珠楼主的小说也很受欢迎，“因为读了解气，痛快”。

真正的启蒙教育来自父亲，更准确地说，来自父亲介绍的读物。为了让陈先生考个好高中，他的父亲把公司里堆积的一批旧的《中学生》杂志弄回家来给他看，“父亲认为这些杂志可能对我考高中有帮助”。杂志出版于三十年代，编者是夏丏尊、叶圣陶，作者则有茅盾、巴金、冰心、金仲华等——末一位是当时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陈先生说，他就是从这些旧杂志中接受了“五四”时代“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教育的。也是从那时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的命运。到了念高中的时候，他每天步行三刻钟去上学，把家里给的车钱省下来，到旧书摊淘要看的书。孙中山、蒋介石的书他读，邹韬奋的苏联游记《萍踪寄语》他也读，这是他第一次对苏联有点印象。而真正引导陈先生成为地下党、走上革命道路的，是当时的禁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书都是秘密印制的，封面印着“灯塔小丛书”的字样，一本一本，小小的。这些，自然都是书房的珍藏。

陈先生最遗憾的是，年轻时对社会主义理论学说只有最粗浅的了解，后来忙于工作，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一出版陈先生就赶紧买了回来，却一直无暇深入研究。真正投入地阅读、思考，已经是他晚年从事国际问题研究之后了。现在的陈先生又多了一个关键词：反思。除了像过去那样思考中国向何处去，他还要思考这个革命的中国，究竟是怎样一路走来的。这可是个大课题，陈先生说，他得抓紧。

看到夹满纸条的《邓小平年谱》和《邓小平文选》，忍不住问陈先生看不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陈先生笑着答说：“我全部看完了。”不过他又补充了一句：“电视剧也只是电视剧。”

摄影 雍凯 撰文 郑诗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