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危险的两极之间……跳动

一周书记

李公明

时至9、10月之交的南方仍然持续着高温天气，骄阳烤晒着路面，考验着街区上的人流。在这些日子里阅读丹尼洛·契斯的小说，自然会产生更多的联想。

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1935-1989年）一生经历了反犹、纳粹、斯大林式的大清洗和东欧剧变。他的短篇小说集《达维多维奇之墓》（王幼慈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收录七篇小说，主人公都是在与第三国际有关的政治漩涡中沉浮搏击的职业革命者，这些散落在历史档案与当事人回忆录中的人物都是狂热的、病态的、充满激情的和被命运无情主宰的。契斯在尘封的历史档案中让他们的命运重新被认识，由此而揭示出在历史宏大话语遮蔽下发生在无数个体身上的残酷的政治阴谋与伦理悲剧。这些小说其实是一种极为独特的人物传记，它们的最大特征是属于政治与美学的。

契斯在书中不断提到历史文献，据他在1988年的一篇访谈中说，他大量地运用了南斯拉夫的第三国际战士、后来被斯大林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卡尔罗·希塔伊奈尔提供的证词，不过那些证词的贫乏叙述却给想象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他更明白在历史叙事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既要保持，但要尽可能地不露痕迹；他在“这危险的两极之间跳动”（访谈：巴洛克和真实）。他并没有放弃或背离文学，他说无法放弃说故事的乐趣，它让作者误以为自己在创造世界，而且改变它（57页）。这话在我看来是对以历史档案为基础的文学写作最精彩的表述。

七篇故事虽然都是以职业革命者的命运为中心，但是各有不同的核心议题。《红木柄小刀》讲的是共产国际捷克支部领导人埃密克指派米克夏处死“基于许多理由，最适合被指控为叛徒”的波兰姑娘汉娜，米克夏后来逃到苏联，但是当捷克与苏联签订互助条约后，他被交给捷克警方。这个关于叛徒的故事异常简短有力地昭示出革命狂热中的叛变逻辑：叛变的指控往往只是为了寻找替罪羊，更可怕的一种可能是为了某种私利而以叛变之名除掉某人（如有人认为埃密克迷恋汉娜的美丽，对方却不肯就范，见20页注释）。

《吞吃猪崽的母猪》讲述在参加西班牙共和国之战的爱尔兰人古尔德因对苏联的“既危险又亵渎的怀疑”而被清洗，其中穿插了一段三个被清洗的嫌疑犯在船舱中连续数天的讨论，“这三个人谈论正义、谈论自由、谈论无产阶级、谈论革命目标，激动地论证自己的信念，仿佛公海上这艘船昏暗的船舱是唯一客观、中立的场所，来进行这场充斥着论辩、激情、信念与狂热的可怕较量”（43页）。作者似乎要表达的是对“吞吃猪崽的母猪”的质疑与反思。

《机械狮》讲述的是如何蒙骗外部世界的故事。文学编辑契鲁斯尼科夫突然被征召，要他打扮成神父，在一间已经被改作工场的教堂接待来自法国的资产阶级访问者，在一个已经消灭了宗教与神父的世界中上演宗教与神父仍在自由之中的骗局。在此之前，当法国客人到达车站的时候，已经由安全部的人扮演过自发欢迎客人的休闲旅客。而在访问结束之后，那位法国政治家还在自以为“我可以自由地、平静地观察一切”（90页）。这是一场多么成功的滑稽表演和多么严肃的骗局！

《鲍里斯·达维多维奇之墓》是这部小说集中最重头的一篇，读完之后我甚至觉得完全可以改编为一部叫好叫座的电影，因为它既拥有战争、爱情、审讯、逃亡、死亡等情节元素，更有主人公的性格魅力和贯穿始终的心理张力。小说一开头就说，化名为诺夫斯基的主人公是革命史册中的失踪者，他的经历几乎浓缩了那时所有革命者走过的道路：从小曾离家出走，少年时代走私、当店铺学徒，青年码头工人和罢工组织者，密谋暗杀，流放与判刑，在狱中读历史唯物论书籍；在那以后，他以各种化名穿越边境运输军火，或出入于上流社会的沙龙，“十月革命”后率领红军在伏尔加河河畔征粮和阻击邓尼金，最后在政府外交官的职位上被以间谍和密谋破坏的罪名逮捕。诺夫斯基的个人魅力无可怀疑，他是教授与强盗的混合体，保持着智识上的活力和准确的判断力。

随后的审讯与招供是小说的高潮。在契斯小说中，关于各种刑讯逼供的描写最能揭示出心理内省和伦理批判的深度；他以文学想象的利刃划破了历史档案冰冷的外壳，还原出生命最内在的呼吸与灵魂的颤栗。在《红木柄小刀》中，在严刑拷打的恐怖之后出现的竟然是这样的结局：“历经数月的挨饿、殴打与折磨之后，这是米克夏人生中光明的一刻，在这温暖、惬意的办公室里，俄式老火炉噼啪作响，好像很久以前米克夏在布科维纳的家，这片宁静远离了沉重的殴打声与囚犯的尖叫声，肖像上对他微笑的人宛若父亲。米克夏突然感到一股狂热的信念，写下了认罪书：他是盖世太保的密探，曾对苏联政府进行破坏行动。”（22页）强烈的对比所产生的落差，使对人性的渴求压倒一切，而且使先前坚持的那一切变得毫无意义。但是落在诺夫斯基身上的考验却要残酷得多：由于他的不屈服，两个无辜的年轻人先后在他面前被枪杀，这足以摧毁他坚持牺牲自我的道德勇气。接着是在撰写供词的字斟句酌过程中的斗争，双方都明白这是完全杜撰出来的供词，但是又坚信它关系到自己必须捍卫的神圣信念。

尽管契斯让读者看到所有这些杀戮、逮捕、拷问等悲剧实质上毫无意义，看到在那些崇高、悲壮的话语背后藏匿着的自私、虚伪和阴谋，但是对书中那些被残酷命运之手播弄的、不乏道德勇气与激情的主人公，他并没有吝惜审美上的同情与歌颂。作者认为诺夫斯基的一封亲笔信“是仅存的将革命情感与个人爱欲既深沉又神秘地融合在一起的真实文件”，信中这样写道：“在沉闷漫长的冬夜，当华西列夫斯基岛上闪烁起微弱的灯光，一个俄国村庄在月光下显现出一种虚假的、不真实的美，我认识到俄国的现实有多么可怕。我唯一的热情就是这艰苦、壮烈又神秘的革命事业……”（154页）在漫长的审讯终于结束后，诺夫斯基没有如愿被判死刑，而是重新流放到劳改营。在越狱逃亡的最后一幕，他被牵着警犬的追捕者逼到炼钢炉顶部的梯子上，勇敢地跳进了炼钢炉里：“诺夫斯基就像一缕青烟似的升起，对他们的命令置若罔闻，桀骜不驯地，摆脱了德国牧羊犬，摆脱了寒冷、炙热，摆脱了惩罚与悔恨。”（188页）

在“危险的两极之间跳动”的结果，是一个从历史档案中走出来的侦探与诗人，一个善于从海报和标语口号中学习的语言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个敢于从狂热的民族主义漩涡中的逆流而上的反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