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犹太合作者的辩词

如果艾希曼的策略是创造一个模范隔都来转移全世界对别处的大屠杀的注意，穆尔梅勒斯坦的策略就是维持这个幻象，这样，集中营和被收容在里面的人们就不会被毫无预警地毁灭。

马克·里拉

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Eichmann in Jerusalem）出版问世已经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我们却不知为何仍然无法绕开它。今时今日，研究“最终解决方案”的历史学家仍在和阿伦特误入歧途的理论争执不休——她认为，纳粹杀戮机器冷血的设计师阿道夫·艾希曼不过是这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一个自我欺骗的傻瓜，他显示了恶的平庸。而对待那些不得不与纳粹合作，剥夺、驱逐、拘禁甚至灭绝自己的人民的犹太人领袖，阿伦特的尖锐批评也仍在掀起愤慨与争论。思想界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正是那些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思考得最少的人——他们拖出作者来经受（到目前为止）仪式化的审讯和判罪——使这本书保持着生命力。这本书就这样继续存在着。

从1985年上映的长达九个半小时的史诗片《浩劫》（Shoah）开始，汉娜·阿伦特的幽灵萦绕在克劳德·朗兹曼的每一部电影上。阿伦特相信，纳粹的历史可以被理解，也必须被理解，因为只有通过理解，才能使“我们与真实（reality）妥协、接受真实，也就是说，努力像在家一般在这世界上”。在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意味着：接受大屠杀。“当极权政府的兴起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核心事件，”她曾经写道，“理解极权主义就并非是去宽恕什么，而是让自己接受使这些事物成为可能的世界。”

朗兹曼拒绝理解大屠杀，更谈不上与任其发生的世界言归于好了。他对阿伦特最有力的反击是一篇仅三段的短文：

或许人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径直提问：“犹太人为什么被杀害？”这能表现出它骇人听闻——理解这一提议绝对是骇人听闻的。在我为《浩劫》做准备、拍摄的所有年月里，我的铁律决不是理解：我紧紧抓住这种拒绝，这是唯一道德的、可行的态度……“Hier ist kein Warum”：普利莫·莱维告诉我们，这是在他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一位党卫军队员教给他的：“这里没有什么为什么。”

处理“最终解决方案”这段历史的常规方式令朗兹曼感到困扰，当他们试图按时间顺序来理解它的发展、给出种种相关“因素”的时候，他们不自觉地使它看起来是不可避免的。影片开场是纳粹焚书，两小时后结束于从铁丝网后向外凝视的、瘦骨嶙峋的被囚者——这些纪录片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一切都像钟表一般机械地运转着。然而，他写道：“六百万犹太人绝不是恰巧到时候死去的，所以，任何想要向大屠杀要求正义的作品，都必须把打破那种时间顺序作为首要原则。” 或许《浩劫》充满张力的奥秘，正是朗兹曼打破时序的方法。我们如同在一片真空之中听着受害者、杀戮者、旁观者说话；我们没有任何准备和预期地遭遇他们令人震动的话语。他们完全是现在的。因为“为大屠杀而创作作品时，在道德或艺术上所能犯下的最大的罪恶，就是将它视为过去”。

所以，看到朗兹曼的新电影《最后的非正义》、发现它打破了所有上述准则时，就不是吃惊所能形容的了。这部电影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朗兹曼为《浩劫》工作了十年有余，这期间他积攒起来的影像资料——不适合剪辑在电影里或者不相符的——长达数百小时。其中一些非常有力量的采访被忽视了，在过去十五年中他陆续以独立电影的方式将它们发布出来。最近的一部就是《最后的非正义》，它以朗兹曼在1975年所做的一系列采访为基础，采访的对象是本杰明·穆尔梅勒斯坦——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与纳粹打交道的、颇具争议的犹太委员会（Judenrat）主席，他也是从战争中幸免于难的、唯一一位类似身份的幸存者。

这部电影也是一份他的辩词的概要。和罗兹隔都的犹太长老哈伊姆·鲁特考斯基（Chaim Rumkowski）的境遇相仿，穆尔梅勒斯坦遭受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幸存者普遍的鄙视。他们视他为叛徒，认为是他犯下的罪才使他活了下来。哥舒姆·舒勒姆（Gershom Scholem）的言论代表了许多人的观点，他在一封给汉娜·阿伦特的信里写道：“我所交谈过的所有集中营的被囚者，都认定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维也纳拉比穆尔梅勒斯坦应该被犹太人绞死。”但是，究竟有谁了解穆尔梅勒斯坦呢？他还活着吗？朗兹曼最终在罗马发现了他的踪迹，穆尔梅勒斯坦自战后便隐居在那里。朗兹曼对他进行了长达一周的采访，而且在这期间转变了。影片开始时，屏幕下方滚动出的字幕告诉我们：“在我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个星期里，我开始喜欢他。他没有说谎。”

如果说《浩劫》是对阿伦特“平庸的恶”的理论电影化的回应，那么朗兹曼的这部新电影则反驳了她对犹太领袖的负面刻画。这是一部简单的、按时间顺序剪接的纪录片，从德奥合并后穆尔梅勒斯坦与奥地利犹太人共事，到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历史，穆尔梅勒斯坦在集中营的两年，最后是他作为犹太委员会主席（Judenltester）的经历。朗兹曼似乎十分希望我们能从穆尔梅勒斯坦的故事里理解大屠杀，而这对他而言真是令人惊讶的转变，也正因如此，这部纪录片即便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也算得上是有力的。

1905年，本杰明·穆尔梅勒斯坦出生在加利西亚的伦贝格（今乌克兰的利沃夫[Lviv]城），长大后为了继续宗教研究而迁往维也纳，最后成为那里一所小型的犹太会堂的拉比。1935年，希特勒的得势煽起奥地利的反犹主义之时，穆尔梅勒斯坦在维也纳发表了一次演讲，向被他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名的犹太战士”致敬——在戈培尔的指示下，这些军人的姓名被从德国的战争纪念碑上抹去了。这使维也纳的犹太社区组织“以色列人组织”（Israelitische Kultusgemeinde [IKG]）注意到了他，在德奥合并后请他为他们撰写报告。穆尔梅勒斯坦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认识了负责转移犹太人、接收他的报告的艾希曼。

1938到1943年间，纳粹的政策逐渐从强制移民发展为强制隔离和拘留，本杰明·穆尔梅勒斯坦也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为艾希曼安排行程的工作。他对当局软硬兼施，帮助犹太人获得出境护照，1939年他甚至前往伦敦乞求支援。到1941年纳粹开始封锁边境时，他和IKG已经帮助了十二万五千位犹太人逃亡奥地利。然而在1943年，与许多仍留在维也纳的“杰出的犹太人”一起，穆尔梅勒斯坦本人被遣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隔都。

特莱西恩施塔特在纳粹的集中营系统中十分独特，而且其伪饰就像它的创造者艾希曼一样多。1941年，特莱西恩施塔特从捷克斯洛伐克一座十八世纪的堡垒里建立起来，德国内外都把它宣传为“隔都的典范”——犹太老人和杰出人士居住在其中，意味着在欧洲建立独立的犹太家园的第一步。事实上，它几乎立刻成为了奥斯维辛-比克瑙（Auschwitz-Birkenau）的中转站，当时几乎没有人了解奥斯维辛-比克瑙的目的所在。更恶劣的是，那些充满恐惧的犹太人被告知这一隔都是一座温泉小镇，只要他们将财产都交给艾希曼，就可以预定镇上的山景房。他们中的许多人都这么做了，然后他们坐上载满食物和药品的二等火车车厢，在终点等待着他们的却是卫兵和狗的袭击。

穆尔梅勒斯坦几乎一抵达特莱西恩施塔特就被犹太委员会任用了。那时它的主席是布拉格的雅各布·埃德尔斯坦（Jakob Edelstein），他在一年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在目睹自己的妻儿被射杀之后被杀害。第二年，他的继任者——柏林的保罗·埃普斯泰因（Paul Eppstein）在堡垒里被草率地处死，穆尔梅勒斯坦开始掌管委员会，一直到1945年5月集中营被解放。

在集中营，因为穆尔梅勒斯坦与纳粹的频繁接触和执行命令之高效，人人都害怕、怀疑他。他显然是个严谨得异乎寻常的人，极不通融、冷酷无情地执行着纳粹的命令。为了达成集中营指挥官希望的产额，他建立了七十小时工作周的制度，全然不顾人们正在被逐渐饿死的事实（他是个天生的胖子，又掌管着食物供应，但这也没用）。在1944年末，大规模的遣送奥斯维辛开始时，他拒绝人们提出的豁免申请，除非他们愿意在火车上取代本该是他们朋友的位置。

引发更多争议的是，穆尔梅勒斯坦帮助纳粹“美化”隔都，把它变成了1942-1944年拍摄的宣传片的布景（罗尼·洛伊[Ronny Loewy]和卡塔琳娜·劳森贝格[Katarina Rauschenberger]在书中详细考察了这一吊诡的事件以及穆尔梅勒斯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们粉刷楼房，栽种花朵，遣走了病人和残疾人以免破坏画面。朗兹曼把这些宣传片里的镜头也剪辑进他的电影里：被收容者愉悦地工作，观看足球比赛，玩象棋，听讲座，背景音乐是犹太乐曲。其中有一个场景十分令人心碎，我们看到快乐的孩子们玩着游戏，心满意足地咀嚼着他们无疑再也没机会看到的小点心。已经很难知道这些影片对公众舆论产生过什么影响，但是隔都的整修显然足以哄骗1944年前来考察的国际红十字会的官员，他们没有报告任何不同寻常的事。

穆尔梅勒斯坦很快就垮台了。集中营被俄国人解放以后，他被捷克政府逮捕，在立案时，他被控诉为通敌者，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八个月。最后，检察官驳回了控诉，穆尔梅勒斯坦获准移民意大利，他和妻儿隐居在罗马度过剩下的人生，他的工作是销售员，偶尔也为梵蒂冈工作（具体职位不详）。

然而，在他抵达之前，关于他的流言就已经传到了罗马犹太委员会那里，他被拒绝登记。1989年他去世时，他的儿子无法将他的遗体葬在他妻子边上，只被允许葬在犹太公墓最边缘的地方。他的儿子声称犹太委员会还禁止他在犹太会堂里为死者念悼辞（Kaddish），完全无视了——抑或正因为他是唯一幸免于战争的犹太委员会主席。

《最后的非正义》开始得并不算好。朗兹曼在头半个小时里都古怪地将镜头对着自己，而不是让观众一头扎入穆尔梅勒斯坦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他沉默地、意味深长地凝视着运输火车曾经经过的车站，在曾经执行处决的站点停留，读着有关特莱西恩施塔特历史和集中营回忆录的文字。整部电影都不时被类似的生硬插叙打断。我们看到隔都艺术家的绘画作品，一位祈祷文领诵人在重建的犹太会堂里歌唱，布拉格的犹太墓园里的墓碑，还有毫无缘由的一组长镜头拍摄一辆汽车逐渐接近耶路撒冷的城墙。在《浩劫》中，朗兹曼通常会避免使用这样的手法。他也曾批评其他的电影制作者在大屠杀的题材上渲染感伤的风格，但是现在，他自己似乎陷入感伤了。然后，穆尔梅勒斯坦开始说话，电影的调性变了。

穆尔梅勒斯坦的第一个画面，会刺激到任何以为自己知道他的故事的人。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坐在俯瞰罗马的阳台上，他看起来不太像个没有人性的人，而是一个故国来的年迈又率真的大伯，穿着休闲的粗花呢外套，戴着茶色眼镜，说着一口利索的德语，带着东欧的口音和轻微的口齿不清。在他身边，朗兹曼看起来非常局促，而他则显得平和、富有魅力，时不时地引用一些老生常谈的奇闻异事和警句、嘲讽地微笑。他对导演的问题——开始是十分日常的问题——准备得十分充分。但是当采访到了白热化阶段，问题越来越直截了当、充满质疑，穆尔梅勒斯坦的回应也同样令人惊讶的直接。这使得朗兹曼评论起他异于常人的记忆力来。从那时起，他们的角色固定下来。穆尔梅勒斯坦详尽地谈着，朗兹曼只在要求澄清或者将谈话引向略微不同的方向时才偶尔打断他。与《浩劫》不同，这是一部独角戏。

鲜有观众知道，穆尔梅勒斯坦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