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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
当余英时先生跟我谈起世人关于胡适的种种误解后,很认真地告诉我:“胡适不是完人!”我接话:“我不喜欢完人,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完人。”
余先生的住所,屋前有一个小鱼池,屋后是一片小竹林。如今余先生的室外活动,大致是喂喂鱼,散散步。有一次,我陪余先生到屋前喂鱼,再散步到屋后,方知竹林之美。这种景象,在一般的美国家庭难得一见。我本想聊起苏东坡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来,但沉醉在后园美景之中,顿觉“欲辩已忘言”。
散步回来喝茶时,倒是随便聊起香港电台的《杰出华人系列——余英时》,为了制作这辑节目,香港电台的编导翁志羽等人竟花了近一年时间,到美国、日本和安徽潜山官庄乡等数地拍摄。香港电台的《杰出华人系列》是我最佩服的华语人物栏目,我曾在香港中央图书馆用了近一周的时间,细看了这个栏目以前制作的十几辑节目,受益良多。余先生说:“翁志羽还找到我小孩子时反抗权威的事件,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听到广西的营长想做非法之事,写了状子想告他,他先要把我杀掉再说,发生了很大的事件。”
2008年春节后,终于看到《杰出华人系列——余英时》播出,制作得实在好。只可惜香港电台花了那么多功夫,在电视节目上因时间限制只呈现了一小部分,没有看到多些关于余先生小时候在故乡的故事,却见到实景拍到的一片竹林!官庄乡的竹林与普林斯顿的竹林遥相呼应,不免引人幽思。
后来我问余师母:屋后的竹林如何得来?余师母说:原来是牟复礼先生(Frederick W. Mote,1922-2005)送的一株竹子,栽在屋后十几年,竟成了这一片竹林。我马上联想到同是安徽人的胡适。《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说,1961年6月14日晚饭时,有一个菜叫作“油焖笋”,于是胡适想起幼年时代的一个故事:
我第一次从美国回来以后,到家不久,母亲对我说:“你种的茅竹,现在已经成林了。你去菜园看看。”我说:“妈,我没有种过竹,菜园里哪有我种的竹?”母亲说:“你去看。”她把菜园的钥匙给了我。我的房子是靠十字路的,这条路一边是进城去的路,那边是到山上去的。到菜园去要过一条马路,转一个弯,还有相当的路。母亲既然吩咐,我就去了。进了菜园,我一看全是长满了茅竹。园里为保留一点种菜的田地,中间用砖起了一道墙。茅竹还是在墙的这边长出来,另外还向那边别人的园子里发展了去,总有成千根的竹子。我回来之后,母亲告诉我,在我十二三岁时,有一天傍晚时分,看见房族里的一位春富叔,用棒柱挑着一大捆的竹子,很重,走得很快,他看见我在路旁,递一根给我,说:“糜(先生的小名),这根给你做烟管。”等我仔细一看时,他已走得很远了。我拿回家对母亲说:“春富叔给我做烟管,我又不会吸烟,把它种在花坛里罢。”我那次回家之后在上海过了4年,再到美国7年,共11年不曾回家。原来这一根竹在花坛里很快地生长,发旺起来,花坛太小了,母亲叫人把它移到菜园里去。家里又不吃它的茅笋,11年之间就旺满了菜园了,这是一根竹起来的。
在普林斯顿,我和余先生只顾谈话,所有的生活细节都由余师母安排得妥妥帖帖。临行时,余师母说:“带两个苹果在火车上吃吧。苹果是平安。”我和余先生相顾一笑,余先生说:“我的生活是我太太管的,否则我也做不成事了,像她这样的人,现在世界上也很少了。”
有一天,余先生夫妇到我所住的旅馆共进午餐。我发现每一次吃饭时,余师母总会和饭馆的侍者寒暄几句,那一次倒茶的黑人老太太问她:“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余师母说:“是我们的朋友。”那老太太的笑声震得连茶杯都好像动了。我顺便问起:“你们家有几个孩子?”余师母说:“两个女儿。”余先生说:“都在美国,美国的习惯,孩子大了就只管自己了。社会流动很大,儿女的工作今天在这个城,明天在那个城,想管父母是管不了的,现在中国也难做到,有心无力。”我便说:“像张充和都九十多岁了,没有儿女在身边照顾,晚上一个人住,不小心摔倒可怎么办?”余师母说:“摔倒了她一定唱起昆曲来。”余先生说:“看一个人就看她精神的自我。”
余师母告诉我:“我们在生活上是古人,我们家没有电脑,不用e-mail,只用传真和电话。”余先生则说:“我写文章都是手写,我的坐功很大,在书桌边坐八九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因为要写东西就要看你持续做下去的能力。”我发现余家的电话多是由余师母先接,如果余先生还在休息或者全神写作时,和余师母聊天也是一件乐事。我在美国时不知道从哪儿听来一个故事:余先生在写《朱熹的历史世界》时,李欧梵打电话给余家,是余师母接了电话,聊了很久后,李欧梵问:“余先生最近在忙什么?”余师母说:“他在忙着和一个人对话。”“和谁对话?”“朱熹。”
(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