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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和杨台的交往有4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会经常想起的。
第一件事发生在1980年代末。当时中国电视是有一大伙人在探索的。从1985年算起,胶片摄影机过渡到电子线路一体电子设备,技术革命导致了电视语言的变革,进入1980年代末,我们才有了对纪实语言的探索,因为以前胶片摄影机的时候录音不方便。1988年,全国只有4台便携一体机,我用了这台机器做了一部纪录片。我用了现在通行的一种纪实语言,但当时人们接受不了,觉得“调子灰”,给我全台通报、警告处分,开批判会,一些有经验的老同志、领导们坐在一起开会,让我承认错误。当时我们台监察室主任对我说,“你这个事情影响很大,尤其是你的片子得到了香港电影节的邀请,你怎么能把没有通过审查的片子拿到境外去呢?”我解释说,很多作者做完片子,都希望能获得朋友和同行的认可,我自然也会转些带子给朋友,仅供内部交流,我还给了台领导看呢,我完全是业务交流的心态,没有故意拿到香港这一说,但是他说,“我们必须要处分你,但也不能太影响你,给你一个警告处分。”
那时候电视台对人政治上的管理还是很和善的,最后给了一个最轻的处分,但是要调离原部门专题部,当时说要把我调到新闻部,我一听我就反应很大:“我不会拍新闻,你们要想毁了我,就把我调去!”
于是监察主任先说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不去,他说:“不去也得去,这是台党组的决定。”我说:“那你还问我的意见?”他说再反映一下,让我做好准备。
没过几天,他和我说,“台党组尊重你的选择,把你调到对外部负责专题片。”可是那时候我又听了朋友的劝,心里又想去新闻部了。
我当时住单身宿舍,杨台住我们台后边,下午上班正好撞在一块,我和他说还是想去新闻部,他知道我父亲是新华社的,我父亲也想让我接受一下新闻的锻炼,他就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现在再也不会有这样的领导说这样的话了,他说,“你们年轻人有很多事情不懂,很多中国社会的情况你要多了解,叫你去新闻部就是想让你去接受锻炼,想让你多熟悉中国的社会。”他是那种为了你的成长考虑,而不是从领导的角度来提处理决定。我对他说了我的担忧,开始死都不去,现在又想去了,人家会觉得我不靠谱。他说,那没事儿,“我和他们说一下就行了!”
之后那个监察室主任很生气,来找我,问怎么又变了,我说,“杨台找你啦?”他说,“是啊”,“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想好了没有?到底去哪儿?!”我说,“想好了,去新闻部。”
杨台觉得年轻人犯点儿错误没什么,这个岗位就是让你了解中国的社会,当然他还知道新闻岗位纪律性更强,像我们这种搞艺术创作的、有性格的、以“艺术家”心态自居的这些人,不到30岁,特别顺,有些知名度,应该到新闻部去锻炼一下。他这种长辈对晚辈的培养,也是当时新闻媒体界的一种传统。
第二件事,1993年,《东方时空》出现了。他给我打电话,说“东方之子”要做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人,这是他定的一个标准。当时我记得,有一次杨台给我们《东方时空》六七个制片人颁奖,他上台和我们一一握手。我的一个师兄、现在是央视副台长袁正明下了台就对我说,我看杨台握你的手时间最长,我说,“是啊,因为在他眼里,我是后进变先进的典型。”杨台在全台大会上至少讲了我两次,原来怎么样违反纪律,现在时间怎么做的,就是树典型(笑)。那个时候电视台第一次评十佳青年我没评上,第二次评的时候,青年团委把我报上去后说有这个历史问题,问能不能评?杨台二话没说,“当然要给时间评!”
我觉得他是那种不计前嫌的人,不管你历史上如何,他看你今天的表现。如果没有他这样的领导,别说重用,我都不可能被任用。后来我当了评论部主任,也是杨台提拔的我。说起来那些年我的那些付出,其实是有一种报答感在里面,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贱命,包括对孙玉胜这些人知遇之恩的一种报恩。
第三件事是1995年开始做《实话实说》,请他看样片时,他也同意了。后来我们停播了一个多月,他就找我们谈话。他说,其实这个节目的导向不明确,你们最后让观众没有办法选择。
我们当时有一集叫《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我们讲了两种观点。杨台就说,作为一个媒体,让老百姓莫衷一是,无从选择,这个导向不就乱了吗?本来这个事情就有争论,还越抹越乱,他觉得这样不行,我和他说,《实话实说》就想调动一种讨论,让大家争论激烈一点儿,我们就不想得出结论。谈话节目的美就是不给出一个结论,让观众自己去思考。他对我说,那不是媒体的责任,他说,“你们这个节目就是自己搞出来的,我是不忍心打击你的积极性。”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按照杨台的部署,第一年“焦点时刻”、第二年“焦点访谈”、第三年就是“新闻调查”,结果我们弄了《实话实说》,这个《实话实说》其实不在他的部署范围内,因为《实话实说》是我非要干的,也是我一手操办的,这也是那个创作环境让我们有了“创新”。但这个事情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即便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也认同了,后来我们还是把《实话实说》做出来了。
我们这些搞创作的人,其实很不好管理,尺度拿捏很重要,我们都很敏感,你说我兴冲冲地跑去和你说,说完了你灰头土脸地说一句“不行”!我们会有两种表现,要么就是不与你为伍了——因为你不懂;要么自己受了打击,泄了气,没了自信,容易情绪化。杨台却总是很尊重你,他知道“不好打击你的积极性”。
第四件事是他退休了以后,好像是在2000年春节前,我拎了盆牡丹花去他家,他不在家,我就把花放在他家门口,写了个字条“春节快乐”之类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我们值得尊敬的人,他在任时,你去做这样的事是拍马屁,就算你心里感激也不好意思这么干,但是他退休了,我心存感激就这么做了,他后来也和别人提起过。
(作者系中央新影集团副总编辑、中央新影电视艺术研究院执行院长,本文系早报记者采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