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促成 白璧德论文在华出版

吴学昭

新月派中，父亲相识朋友不少，与梁实秋比较交好。也许因为梁在美国哈佛大学也上过白璧德教授的课，认识白璧德人文学说的价值；当时在国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据梁实秋晚年回忆，学生时代在哈佛选了白璧德先生的“英国十六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课，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前所未闻，而且和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于是对白璧德发生了兴趣，到书店把他的五种著作一股脑儿买回来读。“读了他的书，上了他的课。突然发现他的见解平正通达而且切中时弊。我早夙心中蕴结的一些浪漫情操几乎为之一扫而空。我开始觉悟，五四以来的文艺思潮应该根据历史的透视而加以重估。”一九二六年二月，梁实秋在纽约写了《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投登徐志摩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父亲正是读了《晨报副刊》刊出的梁实秋这篇评论新文学的文章，注意到他“似颇受白璧德师之影响”。

梁实秋坦承，他“随后写的《文学的纪律》《文人有行》，以至于较后对于辛克莱《拜金艺术》的评论，都可以说是受了白璧德的影响”。一九二七年六月，他的《浪漫的与古典的》一书，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父亲收读梁实秋寄赠的此书，读后立刻“撰书评一篇，题曰《浪漫的与古典的》，寄登《大公报》”。

一九二八年暑假，梁实秋君回北京度夏，父亲曾往访晤，据是年七月九日日记，“访梁治华（实秋）于东城大取灯胡同一号宅。谈次，梁欲编印《白璧德介绍论文集》。宓允以《学衡》中各篇译稿付之。”七月二十三日，寅恪伯父又陪来清华的梁实秋访问父亲。

关于编印白璧德论文，梁实秋记述甚详，他说：

“（民国）十七年夏，我到北京，吴宓先生来看我。我们闲谈国内文学界的情形，我告诉他上海似乎很有一些人不知道白璧德的，更有一些人知道白璧德而没有读过他的书的，还更有一些人没有读过他的书而竟攻击他的。我自己从来没有翻译过白璧德的书，亦没有介绍过他的学说，更没有以白璧德的学说为权威而欲压服别人的举动；我只是在印行我的《浪漫的与古典的》那个小册子的时候，在序里注出了白璧德的名字。但是我竟为白璧德招怨了。有人是崇拜卢梭的（究竟是崇拜卢梭的德行，还是崇拜他的思想，我们是不得而知的），于是便攻击白璧德；有人是偶然看过辛克莱的《拜金艺术》的，于是便根据了辛克莱在一百三十八页上的一句轻薄话而攻击白璧德；有人因为白璧德是 欧美流的正人君子 ，于是便攻击他。据我所看见的攻击白璧德的人，都是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人。我以为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事。

“吴宓先生听了我的话之后，当然不免愤慨，因为他近年来是曾努力介绍白璧德的学说的。当时我就怂恿他把《学衡》上的几篇关于白璧德的文章收集起来，由我负责在上海印一个单行本。”

父亲随后集中了《学衡》刊登的五篇关于白璧德的译文，即他所译的《白璧德之人文主义》《论民治与领袖》《论欧亚两洲文化》，胡先骕译的《中西人文教育谈》及徐震堮译的《释人文主义》，于翌年春寄给梁实秋。经梁君删动整理作序，取名《白璧德与人文主义》，由他当时在上海主持的新月书店出版发行。

梁实秋在序言中说，他把这几篇文章贡献给读者，只希望读者能虚心地把这本书读完，然后再对这本书下一个严正的批评。这本书并不能代表白璧德思想的全部，但主要的论据在这里都已完备。白璧德的学说，他以为是“稳健严正，在如今这个混乱浪漫的时代是格外的有价值，而在目前的中国似乎更有研究的必要”。

梁实秋在序言最后列举了白璧德几本著作的名称：《民主与领导》《卢梭和浪漫主义》《法国批评大家》《新拉奥孔》《文学与美国大学》。他说如果读者因读了这本书而引起了研究白璧德的兴趣，请读以上原著。

小册子的印数不多，影响也不算大。只是由新文化派来介绍白璧德，请国人予以公正批评，极为难得，父亲深表欣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外很有些人以批白璧德为时髦。温源宁与父亲私交不恶，却在英文周报《中国评论》撰《小事看吴宓》，文中说，“雨生不幸，坠入这白璧德人文主义圈套。”钱锺书追随温师，在投登英文《天下》月刊的评吴宓诗一文中，亦谓吴宓“生性浪漫，而中了白璧德人文道德学说之毒，致束缚拘牵，左右不知所可云云”。赶了把时髦。不知此类言为父亲所“最恨；盖宓服膺白璧德师甚至，以为白师乃今世之苏格拉底、孔子、耶稣、释迦。我得遇白师，受其教诲，既于精神资所感发，复于学术窥其全真，此乃吾生最幸之遭遇。虽谓宓今略具价值，悉由白师所赐予者可也。尝诵耶稣训别门徒之言，谓汝等从吾之教，入世传道，必受世人之凌辱荼毒，备罹惨痛。但当勇往直前，坚信不渝云云。白师生前，已身受世人之讥侮。宓从白师受学之日，已极为愤悒，而私心自誓，必当以耶稣所望于门徒者，躬行于吾身，以报本师，以殉真道”。

（编注：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