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买书直至老去

柯卫东

我少年时随父母住在兵营里。念书的地方是从东边的小营门出去，在一个叫上东郭的村子里。这个村名似很有古意，容易让人想到春秋时遇狼的“东郭先生”，也就是住在“东郭”的吧。不过那时我们都觉得这名字很可笑，因为当地人的发音，听上去像是叫“上冬瓜”。小营门外就是上东郭了，每天我们出门的时候都提心吊胆的，因村里的家伙常在这里截人，通常是几个截住我们中的一个，虽然多数时候是被纠住恐吓，但有时也会被踹一脚，结果是一整天都感到屈辱。另外一个让我们担心的地方是合作社，那在村里的丁字路口，中间有一口井的，是我们上学的必经之路。无论上学还是放学，或者去合作社买东西，只要是经过这里，我们都要事先张望一下，看看傻子在不在，他通常都会在的，尤其是早晨，同时在合作社的门洞里还会斜倚着几个目光冷峻的家伙，他们抽着烟卷、窃窃私语，其中一个是傻子的弟弟。村里的孩子没有怕傻子的，有的还会喝令他滚一边去，但我们很怕，傻子是经过教唆的，只要看见是我们过，必然拖着很长的口水，吓人地叫着扑过来。他身材高大，臭气熏天，破烂的衣服上满是污垢和黏液，扑过来时衣袂飘飘，像是老鹰逐鸡的样子。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因而每到这里都举步徘徊，必须趁他略有分神时疾行通过，并且也顾不上女生的尖叫声。傻子可以说是我们那时的噩梦。过了这里，才能松一口气，沿着两边是粪堆的路奔跑到庙里去——那就是我们的学校了。

北边的大营门出来向西，是自己修的笔直的水泥马路，雪白的约有两公里，尽头是个叫松兰堡的地方。路两边种着高大的钻天杨，挖着很深的沟，沟外是农田。这条路中有两个岔口，一个通往油库，一个通往牛奶场，出了这条路，我们才觉得是真正离开家门了。油库是禁区，我跟同伴仅去玩过一次，同伴的爹是给养股股长，哨兵认识他，就放我们进去了。那里面阴森森的全是大树，日落时满树的老鸦，风声瑟瑟，实在没什么可玩的，我们也没敢细看，大概齐的转了一圈就出来了。牛奶场养着几头奶牛，是给食堂供应牛奶的，家属有生孩子的也可以每日获得一磅。那里我们也不大敢去，因养着两只恶犬。记得我上初中时，每日骑自行车由此路过，有次望见通场门口的岔路上尘土飞扬的，望清楚时才知是没拴住的那两条狗正凶猛地扑过来，我拼命地逃走，眼看要追上的时候，它们又忽然掉头跑回去了。我妻子（那时还是我的同学）曾被其中的一条咬中过小腿，裤子都被咬进肉里去了，她自己去卫生队清理的伤口，并始终没敢告诉母亲。

这里离最近的市镇有八公里远，我们难得去一次，要去的话需先步行两公里，到松兰堡再等几个小时搭乘长途汽车，而没有充分理由，父母也不允许我们出去。我们的生活大概就是早晨硬起头皮突围到学校，傍晚狼狈不堪地回家。

大概是1973年我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不知是从哪听来的消息说沙河镇有卖《难忘的战斗》这本书。就记忆所及，在那之前除了课本以外，我从没买过任何一本真正的书，也不知道有去书店买书这回事。兵营里的服务社和上东郭的合作社都没有书卖。有段时间，我父亲每月拿回来一册《解放军文艺》，这是我最早读过的期刊。我家里有过一册《欧阳海之歌》，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父亲不喜欢我读书，这是我感觉到的，他说：“我不反对你看书，但你不能总是在看书，要细水长流懂吗？没事的时候看一点。”有一次他要我把借来的《迎春花》付之一炬，还罚我在黑暗的走廊里站了几小时。

我和几位同伴决定去镇上买那本《难忘的战斗》。这伙人里有我三个最好的伙伴：住我家楼下的杨建国、住在操场红房子那边的张平和也是住在那里的给养股股长的儿子于志武——他被语文老师叫起来朗读课文时，从没读一个完整的句子出来过。还有一位叫闫海，是同年级的同学。这次的买书的事，是我一生中记住的最正式的事之一。我们一起研讨了方案：沿公路步行到沙河镇大概要走十六里，如果坐长途车去，则等车的时间不确定，蹭车还可能被抓住（其实是不敢）；最后的决定是抄近路过去。

这条近路并非现成的路，需从我家后门出去，钻过铁丝网，然后穿农田、过新立屯、过沙河，就到镇上了，比沿公路走近很多。这中间的新立屯也是个村子，但不像上东郭那样紧挨着我们，我家后面铁丝网外那一片地都属上东郭，但再过去的一片农舍就是新立屯了，可说是遥遥相望。新立屯在我们小孩的脑海里，如同是《指环王》里的魔界，我们管那里的人都叫“新屯的”，仿佛很特别，与“新屯的”比较起来，“冬瓜的”差不多是我们友善的亲戚。我和杨建国曾有被一个瘦小的“新屯的”和一条柴狗追打到门口的经历，在钻铁丝网的时候，建国背上的衣服撕破了，手掌也被刺了一个洞。那里我们谈虎色变的是一个传说叫郭秃子的人，但据我所知谁也没见过他。

那是早春时节的一个早晨，我们钻过铁丝网，向镇上出发。天气很清凉，地里是正要返青的冬麦，和秋收时砍掉的发黑腐烂的秫秸根。我们绕过新立屯，跑过田野和沟渠，到沙河时，见河水已有开始解冻的迹象，这是事先没计划到的。我们不知道河水有多深，但若沿河走，从桥上过去要绕很远的路。好在常识课上（当年有这门课），我们学过怎样使压力分散，因而我们分散开，从冰面上爬了过去。现在的父母要是知道儿女做这种事可能会疯掉吧，那真要算是一次冒险的行动，不过对我们来说这不算什么，我们还干过比这凶险得多的事。

涉过沙河，穿过泥泞的野树林，爬上一个大坡就到沙河镇了。镇东边靠北有一个十米高的围墙围起来的圆城，是清帝赴昌平祭祖时歇脚的地方，城头尚遗一块汉白玉的暗淡的匾，写着什么城。这城里已变为煤场，墙上生满衰草和光秃的枣树。沿城边的路往西进一个豁口，是镇上的老街，两边有副食店、杂货店、澡堂等等店铺，之前我仅记得曾来这里的照相馆照过相，那也是多年前的事。

新华书店是间敞亮的新屋，有钢窗和铁栅栏门，在老街的南头再往西拐，离公路不远，以后二十几年都在那里。书店里冷清得很，一个男的和两个女的店员聚在一起闲聊，因为年代太久也忘记都卖些什么了。他们甚至听不懂我们说的话，但最终我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难忘的战斗》就在柜台里面放着，并排还放着一册《淀上飞兵》，这两本书是“文革”以来最早售卖的文学作品中的两种。我们每人买了一册《难忘的战斗》，我还买了《淀上飞兵》，因为把“淀”字发成了“定”的音，那位中年男店员得意洋洋地对我说：“ 腚 上飞兵？还屁股上飞兵呢。”两个女的咯咯地笑了起来。

买到了书我们很高兴，返回的路上决定不再冒险，而是沿公路回家，走上那条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水泥路时，已是傍晚时分，阳光灿烂，晚风习习，这条路常出现在我的睡梦里，至今如此。二十年前我曾路过看了一眼，见这条路还在，还是那么安静。结婚那年和妻子回来过一次，以后就再没回来了，因为这里会勾起我们太多的幸福和悲伤。

这次的买书后来还有一个插曲：听说闫海挨了母亲的打，因为她认为花钱买书不值，并要求他退回去。闫海的妈素有吝啬的名声，她身材很高，肤色黝黑，有着一双漂亮的大眼睛和浓密的睫毛，但从不理会我们这些小孩。闫海不是我们要好的伙伴，所以我们对此表示漠然，只是想象了一下照原路再跑一趟有多无聊，而且肯定没人会陪他一起去。

这两册书直到我高中毕业还在的。我曾自己动手做过一个木箱，后来买的所有的书，以及我珍视的东西都整齐地放在里面，箱子还上了锁。这只箱子怎么失去的我至今不知，总之是大学期间我们搬了家，后来我就再也找不到了。

如今我有五六千册藏书，妻子总威胁说要趁我不在家时让收废品的都拉走，但她也只是说说而已。书架上并没有《难忘的战斗》和《“腚”上飞兵》，已经四十年过去，我早已不再读小说了。《欧阳海之歌》还是有的，这本书的初版其实不好找。买书就像是女人买衣服，所不同的是：女人总有一天会失掉热情，而我们可以一直买书直至老去。于我而言，读书是此生最愉快的事，而花不菲的钱买一册初版，或是偶然买一册喜欢的旧版，则是给这点滴的愉快增加了色泽。约二十年前曾在海王邨书市抢到线装残本一大捆，回家检视，为光绪印的《增评补图石头记》五部（每部十六册），和《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二部（每部十四册），每部石印插图数百幅，然皆佚去第二册。在《增评补图石头记》其中一册的末尾，见到有簪花小楷书曰：“桂香浮动，秋雨缠绵，每一展玩顿忘积闷也。丁巳中秋节后二日淑昭女士阅并题。”丁巳为1917年，距今约一百年了。

《红楼梦》这部书我上世纪七十年代读过，那时虽还是“文革”时期，但有些书已允许内部发行，我家楼下杨建国的爹是政委，我是从他家借到的。少时每读这部书，都读到宝钗议婚时为止，以下即不忍再读了。我的藏书中有五十年代人文社的三册本，但几乎没再翻过，也未打算过买这书的木刻本。我想从五部石印本中挑出好的单册，包括有百年前闺秀手泽的那册，手抄佚失的第二册，然后自己动手重装，再定制前后夹板，这就是我想收藏的最好的一部《红楼梦》了。然而这不免是一个长远的计划，需等练好了书法才行，但也说不定真有完成的一天呢。

最近买的一册书，是初版的诗集《红烛》，花了大笔钱。还在旧书网上买到康熙木板王渔洋的诗集二册，开本纸张具佳。这是早期的单行原刻，非是全集本，竞价只六百余元，仿佛是白送的一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