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九一八事变”|东北|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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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历史现场，“九一八事变”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致使整个远东格局产生剧变。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它从1937年到1941年的种种反复，或已能从“九一八事变”前后看出端倪。

沙青青

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虎石台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在沈阳以北的柳条湖南满铁路段引爆事先安放的炸药。紧接着，关东军立刻声称这是东北军所为，随即开始进攻北大营。深刻影响中国近代史与远东政治格局的“九一八事变”由此爆发。

事变之初，举世震惊。无论张学良、蒋介石，还是国内外各方面都根本没有料到关东军会采取如此赤裸裸的军事行动，主动制造事端，挑起战事。围绕“不抵抗主义”的考证向来是“九一八”研究的核心问题，论及事变前后的外交情势则多关注日本政府的政策经纬或国联考察团的始末。然而，回溯历史现场，当时真正能左右东北局势的国际因素却是控制中东铁路的苏联。

自沙俄时代起，中国东北便是日俄相互争夺的“主战场”。“十月革命”后，苏联在“北满”继承了沙俄的大量利益，尤以中东铁路为代表。布哈林在倒台前，就将中东铁路比喻为苏联插入中国的“革命手指”。在外界眼中，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似乎从不会轻易放弃在中国东北的既得利益。1929年初，法国外交部官员便告诫顾维钧，“苏俄的现有实力，在远东特别是满洲制造任何出人意料的局势都是卓有余裕的”，所以“如果莫斯科由于受任何刺激而被迫行动的话，它是会毫不迟疑地做出明确有力的反应”。之后发生的事实完全印证了法国人的判断——苏联果然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在“中东路事件”中教训了敢于莽撞挑战的张学良。日军开启战端后，世人其实都在关心斯大林究竟会如何应对东北的重大变局。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苏联即便只是摆出强硬的外交姿态，日军行动也必受其牵制，东北走向将变得难以预料。于是，事变后数日间，国内外舆论均不约而同地揣度起苏联的态度。

9月21日，《民国日报》报道：“道里亚苏俄军已开始行动，显欲增固边防。”次日，《申报》与《中央日报》报载：“俄将进兵东路，借口华军无力护路”、“日军暴行未已，俄声言进兵。”之后数日，苏军增兵中苏边境的传闻随之甚嚣尘上，各大报纸更是积极渲染此气氛。《大公报》就披露，“俄外长正式通知日本大使：苏联对日本向中东路继续进兵，已不能再取旁观态度。”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亦关注莫斯科动向，同样认为苏军随时可能介入冲突，诸如“苏联威胁将在满洲采取行动”、“苏俄派遣武装人员支持奉系抵抗日人侵犯”这样的报道不时出现在版面上。

日军攻占沈阳后，苏联时任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确实高调对外宣称：“此次中日冲突为不可避免之事”，并强调：日本的军事行动并非只针对中国，其主要目标乃是苏联；苏联在远东地区已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军事准备，完全有能力应付任何边境事端。驻扎哈尔滨的苏联外交人员私下对奉张官僚表示：“在事件扩大时即以武力解决，中东路防范严密日人无逞能余地。”（王瑞华为报中东路理事会就日本出兵东北与苏联重要人物谈话内容致张惠景电，1931年9月23日）事实上，虽然关东军能在奉军“不抵抗”的情况下迅速攻占东北大片地区，但在事变之初仍非常顾忌苏联的反应。日军参谋本部多次告诫前线部队：作战时不要利用中东铁路，避免刺激苏军导致其进行干预。得知日军暂停向哈尔滨进军并通知苏联其行动限于南满东蒙的消息后，远在南京的蒋介石便在日记中认定此为“俄外委李维诺夫向日本大使作口头警告之结果”。美国驻长春总领事在给国务院报告中亦指出，如果日军占领宽城子后，继续向北推进，则必将会严重刺激苏联而迫使其干预。

正当各方都以为斯大林将出手牵制日本在东北的所作所为之时，事态却忽然朝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苏联非但未出兵干预，反而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对日本吞并整个东北地区的行为无动于衷，直至苏联在1932年第一时间承认“满洲国”，并开始与日洽谈出售中东铁路。此间缘由究竟是“国际主义”妥协于“国家利益”，抑或是通过有计划地对日绥靖而将“祸水”南引中国，常为不同立场的史学家所争论。近年来，随着苏联政治局及共产国际档案解密，方才让后人得以窥视斯大林决策的内情。当时的实际情况其实是斯大林由于情报缺失而完全错判形势，以致整个远东格局产生剧变。

事变发生之时，斯大林本人并不在莫斯科，而是在黑海边的度假胜地索契休养。由于事态紧急，联共中央政治局不得不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于9月20日匆匆召开会议商谈中国东北局势及对策。然而，莫斯科诸要员却对当地情况一头雾水，原本应负责汇报的加拉罕几乎是一问三不知。这主要是因为自1928年后苏联在中国东北的情报组织便已处于瘫痪状态；1930年后当地中共组织也屡遭打击，根本无力向共产国际或苏联方面传递有用信息。至于苏联在日本的情报网则尚未建立起来，莫斯科方面直到1933年才派遣佐尔格去日本负责此工作。由于缺乏准确的情报来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李维诺夫及加拉罕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只能依靠阅读世界各大报刊的新闻来推测事态发展。22日，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坦承：对日本人的行动以及中国东北的实际局势完全不清楚，也无法判断这是日本打算彻底推翻张学良，还只是一次短时间的局部冲突（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给斯大林的电报，1931年9月22日）。

尽管尚未获得可靠情报，但“料事如神”的斯大林在接到莫洛托夫等人电报仅仅一天后，就得出了他的判断。首先，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当局计划通过武力手段彻底占领整个中国东北地区。他怀疑日本的行动很可能是“根据与所有或某些大国的约定，在扩大或加强在华势力范围基础上进行的”。其次，斯大林还认为日本不仅有可能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默许，很可能还“征得中国某些有影响军阀集团，如冯玉祥或阎锡山集团，或张作霖的老奉天分子同意，或所有这些集团的同意进行武装干涉”。于是，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等人：“不能进行军事干涉，外交干涉现在也不合适”，因为他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激烈反应可能会引起列强的不满，“只能使帝国主义者联合起来，而对我们有利的是让他们争吵起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电报，1931年9月23日）。如此一来，斯大林便在尚未知晓日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就迅速为苏联定下了中立、不干涉的处理基调。

1931年9月25日，联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的指示通过相关决议，责成外交人民委员会再一次向苏联驻华和驻日外交代表作出明确指示：他们必须向莫斯科及时通报发生的事件；没有莫斯科的指示不得采取任何步骤，也不作任何解释。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虽已做出了“不干涉”的决定，但依旧要求外交人员尽可能制造苏联会进行干涉的假象以避免外交底牌过早被外界所察知。于是,《真理报》和《消息报》便在斯大林的部署下演起“双簧”：《真理报》负责严厉抨击日本的侵略行径，《消息报》则要“使用温和的和极其谨慎的语调”以免刺激日本及其他国家。苏俄两大报关于事变的报道果然在中国引起了反响，《中央日报》有云：“苏俄两报抨击日本，日侵东北将激起国际战争，对俄有重大危机不能不注意。”

此外，共产国际虽号召各国共产党在宣传舆论上声讨日本挑起事端，但又特别强调“整个运动应与反对战争威胁集合起来”，而不应沦为单纯的反日斗争。共产国际在向各国共产党部署满洲问题宣传工作时特别强调：“应负战争责任的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通过帝国主义强盗的联盟即国际联盟，准备重新瓜分中国的并同意发动这场战争的英、法、美帝国主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满洲问题的非常会议速记记录，1931年10月21日）

自俄国内战后，一直难以摆脱国家安全忧虑的斯大林，惯性地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看作是帝国主义联合威胁苏联的前奏，所以苏联若在东北与日军正面对抗“有可能引起对苏联的直接军事进攻”。他甚至还担心“法国和英国帝国主义者正企图通过军事挑衅的手法把在中国的战争演变为同苏联的战争”。在此背景下，又未能及时掌握可靠情报来洞察关东军的真实意图，斯大林对形势的误判已难以逆转。

11月14日，李维诺夫亲自召见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一再向他保证：苏联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不会援助中国军队或干预满洲局势。日本驻哈尔滨总领馆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则为此背书，确认苏联没有与日本正面对抗的决心。五天后，在苏联的默认下，日军进占齐齐哈尔。此时的斯大林仍不相信日军会长期占领东北，继续坚持认为此次事变绝非日本单方面挑起的军事冒险，因而继续坚持所谓“不干涉政策”。11月23日，联共政治局专门成立由斯大林亲自担任主席的特别外事委员会，以应付他口中所谓“随时可能降临的国际帝国主义威胁”。

尽管苏联驻扎远东的兵力较之当时的关东军尚不居于明显劣势，但斯大林却决定应主动缓和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放弃向远东增兵的计划。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赴任途中，曾途经西伯利亚，事后亦向媒体证实：过俄时似无军事动员迹象。12月初，李维诺夫约见由法国返日接任犬养毅内阁外交大臣的芳泽谦吉，正式向其提议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至此，苏联政策的走向已完全出乎各方之预料。蒋介石在得知“俄军不会开入中东路”的消息后，一度以为这是日本对苏外交之缘故，却未曾想到这是斯大林主动对日妥协的结果。

不过，苏联的外交退让并没有换来日本人的合作，相反却更进一步刺激关东军的野心。当时之情景，即便是日本政府恐也无法完全掌控关东军在前线的行动，难以贯彻其政治决策。刚上台的犬养毅内阁，曾遣密使赴华讨论和谈事宜，并告诫军方不应盲目冒进惹来苏联干涉。然而，当日本政府发现包括苏联无意制衡日方行动时，便再没有理由去约束关东军的擅自行动。在彻底控制东北后，日军立刻开始大举增兵，继而打破了日苏在远东的军力平衡。与之相对，由于错失时机，莫斯科在此期间却几乎没有向远东增援一兵一卒。

随着“满洲国”的正式成立，斯大林方才逐步意识到放任日本在东北行动的严重后果。如果说苏联此前对日方行动的姑息主要是为避免其成为列强的众矢之的，那么在此之后苏联的退让则是迫于东北地区的既成事实，之后售卖中东路已是无可奈何的“割肉”之举。1932年底，时任德国驻日本大使冯·狄克森在谈及中东路售卖问题时就如此评论：苏联宁愿承受外交不利，即激怒中国、美国、英国等各方，也要摆脱日本日益强大的军事压力。

“九一八事变”的结果与斯大林先前的预测大相径庭：关东军对张学良的打击既未重复“中东路事件”的模式，日本肆无忌惮的侵略也未扩大为世界范围的国际大战，列强之间当然更不存在一个直接针对苏联共产主义的军事包围网。日本彻底占领中国东北后，苏联则必须为这些误判付出政治与外交的代价，继而丧失在远东的战略主动权。从主动选择“不干预政策”蜕变为被迫放弃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客观上也加快了日本对华侵略的节奏。

多年以后，类似的一幕同样在西方上演了一遍。1939年之前，推崇实用主义的斯大林为应付纳粹德国的崛起，一直奉行与西方国家合作的集体安全策略。但是，当斯大林认为集体安全难以切实保障苏联免遭战争威胁时，便又断然向德国摇动橄榄枝，最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在处理中国对日抗战的问题上，苏联的外交策略基本上也大致遵循相似的套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曾首先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援助，却又在1941年与日本正式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此间的种种反复或已能从“九一八事变”前后看出端倪。